金一虹：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

内容提要：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分散流动和生产、人口再生产的城乡分隔，使得农村家庭出现“离散化”现象。离散化带来家庭在生产、抚育、赡养、互助、安全、情感和性的满足等诸种功能方面的障碍以及带来角色紧张、冲突。但目前尚无充分的数据证明离散化已导致家庭出现结构性破损。多数家庭通过一系列适应、维系、修复性行为，顽强地维系着家庭基本功能，使其在离散中呈现弥合效应。但是为了维系离散家庭的相对完整，个体特别是儿童、老人和妇女付出了痛苦的代价。

关键词：离散化；弥合

一、家庭离散化：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始，中国农村劳动力持续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据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劳动力外出流动的比例已占到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6%.农村人口流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些劳动者大多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外出务工经商的。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的数据，2007年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占全部务工者的20%.这意味着，至少80%的农村劳动力是以分散流动的形式外出务工的。

大规模分散式流动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诸如农村“三留守”（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已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尽管这仅仅是着眼于某一群体的困境，但如果从家庭整体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大规模分散式人口流动持续的结果，是流动家庭成员长期分居和由此而来的农村家庭离散化趋势，以及它对农村家庭结构功能所产生巨大冲击。

我国农村当前究竟有多少家庭因流动而呈离散状态？根据学者推算，“留守家庭”在5000万-6000万左右[1].也有其他报告称目前农村存在4700-5000万名留守妇女-算得保守些，每8对夫妻中就有1对分离[2]，还有5800万的农村留守儿童（28.9%的农村儿童处于留守状态，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3]这些沉重的数字也证明了农村家庭离散化问题的普遍性。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虽说不完全相同，但对一个亲密团体而言，日常的合作、生活的配合，还是受到地域限制的。特别是夫妇之间，亲密合作和共同生活是分不开的（费孝通，1998）。对于家庭这样一个成员间彼此依赖的社会组织，共同居住、共谋生计是维系家庭功能正常运行的重要前提。因此，家庭离散显然是偏离常态的，造成家庭结构功能的部分缺损。

在农村离散家庭中，以家庭核心成员缺席对家庭功能影响最大，它使家庭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抚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提供安全保护等功能实现都出现一定障碍。在各种离散中，又以夫妻被迫分居以及未成年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造成后果最为严重。因为情感和性的满足需要共同在场方能实现。尽管异地抚养、赡养似乎在城市中也并不少见（如子女进寄宿学校，老人社会养老），但在公共物品供给贫乏、不得不以家庭抚育、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儿童、老人和抚养、赡养义务承担者被迫分离，将会带来严重的供养问题。因此有报告称留守家庭有“类单亲化”倾向，正如由老一代隔代的抚养儿童被称为“制度性孤儿”，已婚男女性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等，不仅带来夫妻忠诚问题，而且带来性健康问题。因此亦有报告称留守妻子为“一群体制性寡妇”[4].

因为家庭成员离散，原有亲属支持网也变得“七零八落”，家庭成员间的互助功能削弱，诸多离散带来的功能性缺损，使得家庭关系危机四伏。

离散化生存打破了原有分工模式，家庭成员因权利义务如何再度分配而冲突增加。这些冲突既可能发生在两代人之间（如在外子女把抚育第三代的重担抛给留守老人，但抚养费用支付不足、不固定，造成老人不堪经济和身心重负）也可能发生在夫妻之间（如留守妻子在家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对丈夫“独自在外快活不顾家庭”、“不能承担养家义务”心生不满），也有发生在兄弟姐妹之间（就在家与在外成员间如何分担赡养老人问题发生矛盾）。特别是夫妻间因长期分居带来的婚姻危机最为常见。不少报告揭示留守妇女因“不知丈夫打工收入”、担忧“丈夫的忠诚”使夫妻间互信遭到一定程度破坏（陈春园等，2005）“夫妻感情冷漠导致家庭解体”（郑真真、解振明，2004）还有研究报告称外出务工经商者有较高的离婚率。（罗忆源、柴定红，2004）

综上所述，家庭离散化对农村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提起对流动家庭离散化趋势的关注是本文目的之一。

本文使用了离散化的概念，用于描述家庭成员因长期分离而散居多处的现象。之所以使用“离散化”概念而不是用“碎片化”来描述流动家庭现状，是因为通过对流动家庭的研究分析发现：尽管离散家庭存在诸多困境，但目前尚无充分数据证明分散就业、分散居住，已导致家庭普遍出现结构性破损。上述离散化过程中产生的角色紧张和由此引发的冲突还多属于功能性障碍，而多数离散家庭会通过一系列维持性行为，顽强维持家庭完整、使其尽可能实现其功能目标。因此在家庭离散化同时也呈现出弥合效应。

本文重点不在于描述离散化给农村家庭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而是试图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处在这样一种家庭离散状态的农民，是如何努力弥合以避免家庭造成灾难性裂解？同时也极想探索：是什么原因使得处于离散状态的农民要苦苦维系这样的家庭？他们的动力，以及他们借助什么使之维系下来的？

本文使用的分析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2005-2008年间对流入南京、无锡等城市的35个农民家庭和河南、安徽13户回乡农户和留守妇女的个案访谈纪录，并借助相关研究文献。在我所做35户个案中，一般一家人都分散在2-3处，也有一家分散到4-5个地方之多。

二、适应、维系和修复：离散家庭的弥合

从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农民维持家庭的努力，表现为适应、维系和修复性行为等，具体地说：

（一）离散家庭的适应性行为

所谓适应，就是接受和面对离散的现实，做出相应的行为调整。离散家庭的适应行为表现在整体适应和个体适应两个层面。

1.调整流动策略，努力使家庭成员共同外出。从所做35户流动家庭的个案研究看，目前流动家庭的目标有两个：第一，尽可能在流入地稳定发展；第二，家人早日团聚，把七零八落的家“拼接”到一起。这已和民工早期进城只打算挣两个钱回家不同，如今他们普遍希望在流入地长期居住。虽然访谈时表示：未来怎么打算不好说，在哪里扎根要走一步看一步，但没有一户说要回乡发展。有的是借子女之口说：“儿子不想回去啊，说再不想回那个穷地方了”“只要可能，我们肯定要在南京做下去，这儿比在农村老家种地强多了。”（LJ13）

长期在城市发展是第一位的，家人团聚也很重要。特别是配偶之间会通过调整流动计划，尽可能走到一起来。在35户流动农民家庭个案中，有15户是夫妻一方先外出，立住脚后把另一方也带过来的。还有9户是夫妻一起进城。这中间比较典型的是王先生，1995年他只身到南京卖菜。一年后回乡学习驾驶技术，2001年回到南京做驾驶员。一年后把妻子接来，独立开了一个搬家公司。此后，2个兄弟、姐姐、堂弟一家都随他而来（个案LJ1、LJ2）。另一个王女士，自己随嫂嫂到城市做钟点工，以后陆陆续续把自己的丈夫、小姑、妹妹都带到同一个城市打工（个案LJ8）。

尽管流动初始同一个家庭中劳动力和赡养对象不能同时外出。不过一旦条件允许，先外出的人会努力把家庭成员逐个带出。对于还在家中的未成年子女，很多外出者都表示，除非他们考上大学，志在四方，将来早晚都要带出来一起打工的（LJ3、LJ20）。

有研究显示，已婚妇女外出务工更有可能带来家庭迁移。因为妇女外出后仍须承担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从而带动了非劳动人口的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百村追踪调查课题组，1998）。个案研究也证实了这点，如夫妻都在小区做保洁的陶女士，打工挣钱先回家盖房子，盖好房子后就把儿子接出来读小学，现在又计划把女儿接来读职高，尽管夫妻俩收入很低，供两个孩子读书将很吃力，但她还是准备花这笔钱，因为担心“女孩到了青春期了，再不和母亲呆一起就不好了”（个案LJ10）。35户流动家庭个案中，目前有14户两代人同城，4户三代同城。目前只有两户配偶仍未在一起，但都是母女或兄弟姐妹同城，没有孤身一人在外的。

从当前趋势来看，我国农村人口迁移以家庭型流动正在增多。在1994年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夫妻同行的不过9%（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百村跟踪调查课题组，1998），而到2001年三城市调查则显示，流动性移民与配偶同住的比例达17%到41%（王奋宇、李路路，2001：281），这表明已有明显的增加。

2.通过“外出-回乡”交替的模式，尽可能使家庭保持功能上的完整。当不具备举家外出条件时，多数情况下外出农民会采取“外出-回乡”交替模式，以使家庭各种功能能得以实行。如农忙季节回乡参加农田播种收割、一年一度返乡团聚过年，一般外出流动人员一年至少回家2次。当举家迁移的成本：育儿和养老。超过了外出务工者的承受能力时，他们一般更可能选择让女性回乡。这中间子女往往是影响“外出-回乡”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对流动民工家庭来说，当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大部分会把子女送回家乡读书（除了经济原因，还有中学的学籍问题）。学龄儿童回乡，由爷爷奶奶和其他亲友做监护人，但到一定年龄，或出现问题时（老人管不了，或身体不允许），通常是选择母亲回乡。例如夫妻合伙经营搬家公司的王先生，2008年两个子女到了上中学的年龄了，妻子就和孩子们一起回乡了（个案LJ1）。来自山东的朱女士，夫妻俩和哥嫂都在无锡打工，儿子在老家上小学，她准备等儿子上中学后自己一个人回去陪孩子（个案LJ33）。此外还因为养老需要回乡。个案LJ5是一对拾荒的安徽夫妇，来南京已有7年，家乡还有公公需要几兄弟轮养，‘一替’半年。轮到他家，就由妻子回家接替养老。

3.个体层面的适应性行为。流动民工在举家流动无望的情况下，不得不适应这种分离的生活。如暂时压缩个体需求，寻找相互适应的新模式生活等。比如为了多给家里寄钱，在外打工时尽力缩衣节食。在家里留守的，生了病挺着不治。（个案LF1、LF5）

对因长期分居，无法正常满足的情感需求、性需求，离散家庭的成员或自我压抑（访谈中当问及对亲人长期分离的感受，被访对象往往轻描淡写地用一句“习惯了”来回答）；或寻求其他方式替代，如看黄碟、嫖娼，甚至发生婚外恋。

（二）离散家庭的维持性行为

1.在原有的互助网缺损的情况下，通过角色调整、寻求替代等方式，尽可能维持家庭诸功能。调查中，最多见的是在原有核心成员间互助网缺损情况下，留守妇女承担双重角色，把农田种植和管理家庭经济、料理家务、抚育子女和照料老人的任务都担于一身。此外，独支门户的妇女也会寻求替代性互助。如农忙时请亲友帮忙、和其他人换工、请雇工的方式解决困难（个案LF2、LF3）。

此外，留守老年人和其他亲属代母、代父，照料留守儿童也十分常见。这些角色间调整和替代尽管不一定是出于自愿的，但对努力维系家庭功能基本完整，又要防止家庭“四分五裂”是十分必要的。

2.通过种种方式创造家庭团聚和增加家庭

成员间互动机会。有的民工选择离家较近的地方打工，甚至不惜放弃较高收入。有研究表明，一年只回家一次的男性很少，多数是半年回一次，已婚男性一般1/3的时间在家。（郑真真，解振明，2004）有时家里农忙完全可以采取雇工方式解决，但外出的丈夫仍借农忙为由回来，因为可以“顺便回家看看”，一回家呆上一个月（个案LF7）。

交谈中我们发现电话和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成为流动家庭克服空间分隔的最主要的沟通手段。个案访谈显示：通过电话向孩子说：“妈妈很辛苦，你要多体谅”――是向分居配偶间接表达思念之情的最常见方式。这种跨越空间的互动对维持夫妻感情有重要作用。访谈中一位眉目清秀、皮肤黝黑的留守妻子说，丈夫每周都要和她通电话3-4次，向她道辛苦，感谢她为家庭的付出，并告诉孩子妈妈一人在家辛苦全为了你，说到此时十分动情。引起在座其它留守妻子的羡慕（个案LF2）。

因此我们认为有意识增加家庭成员间互动而增进情感上的维系力，是一些农民家庭在较长时间内分而不断、离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离散家庭出现关系疏离、矛盾冲突和婚姻危机时的修复性行为

不可否认，家庭成员因长期分居会带来家庭纽带松弛、夫妻感情、亲子感情淡漠等问题。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因家庭离散出现关系疏离、矛盾和婚姻危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