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鸿：从传统到现代：武术人的社会生存

社会在变迁中发展，武术人及其事业也在社会变迁中发生着变化，武术人的历史是适应社会变迁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武术是武术人的武术，也是发展的武术"[]。

在古代一治一乱往复循环的社会中，定则思相，乱则思将，武术人也随之起落无常。冷兵器时代逝去，身体暴力对国家权力威胁几近消失，随着国家行政化发展武术的力度持续加强，武术人在武术教育化、竞技化、商业化等多元发展中重获生存资本。一项事业的发展由从事这项事业的人所推动，研究武术及其发展，必须基于其主体角色变迁反思当今，意义在于：第一，只有回溯武术人的社会生存，才能更好地认识武术人的时代担当。第二，国家以独立学科的形式赋予武术极高的地位，学科的重要性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武术人的历史使命。第三，认识武术人也是认识武术人所从事的武术事业的过程。探讨武术人社会生存的历史和当今，利于武术人理性认识自身的"遗传基因"，找到恰当的人生定位，做出应有的时代贡献。

一、江湖与功名

传统社会武术人遍布各个角落，总体而言，不外乎体制内外两大场域。体制内，"武举"是官方为武术人提供的社会通道，而"江湖"则可统摄体制外武术人的生存环境。江湖，因其"法治外社会"的特征与国家权力抵牾而日渐萎缩；进入体制内的武术人因面临文武之争、社会的"文学化"也困境重重。

江湖，从一个自然的空间概念演变为一个泛指的生存场域，在武侠小说的风行中，江湖成为人们心目中武林人士纵横驰骋、快意恩仇的自由空间，上有游侠世界，下有勾栏瓦舍的"街角社会"、恩仇交错的帮会、"绿林"。不可否认，身体暴力是江湖空间中处世立足的重要手段，因此，武术人自然也成为江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侠成为第一批游走于江湖中的武术人，并获得了"纯而无私，公而不偏"[]的至高褒奖。然而侠的历史并未持续太久，原因正如梁启超所言，"我民族武德之折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从秦始皇杀豪俊，收天下之兵，到汉高祖时代"功臣武士，皆载敢摄伏，汗下不敢仰"，尚武精神消灭殆尽。此后，武术人的生存空间转入江湖的其他场域，街头、镖局、帮会等。从宋代兴起的勾栏瓦舍一直到北京街头天桥，是武艺表演者的江湖；崇山密林、关隘要口是镖师的江湖；地下社会是帮会成员的江湖，等等。但随着社会的变迁，江湖不断退格以至消失。一者，大众娱乐形式的多样化直接导致了武术表演形式的消弭；二者，现代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取代了保镖行业；最重要的是，江湖社会因其行为准则与国家权力的法治要求格格不入而成为"法治外社会"，江湖社会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它日渐萎缩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政权的控制下，随着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黄金荣的死去，江湖的末日终于到来。[]

隋唐以降，国家为武术人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社会通道--武举，武术人得以利用一技之长通过官方提供的社会阶梯（SocialLadder）进入"公务员"队伍。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尽管武举使部分武术人成功进入仕途，同时也使其面临诸多无奈。第一，真正进入官方获得高级官阶的武术人实为少数，如孟二冬教授生前所著《登科记考补正》新增"武举22人，其中编年者3人，入附考者19人"[]，唐代的著名将领几乎没有一个是通过武举考试产生，著名将领郭子仪也只是出身唐代制举武科。《清代七百名人传》"军事编"所收一百七十三人中，武科出身者只有十一人，仅占6.4%。[]第二，武举的推行，直接危及文人的生存，以至于文武之争恶化，武官地位卑贱，甚至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如明代中期以后，武官与兵部、兵科的文官打交道，稍讲自尊者自称"门下小的"；动辄自称"门下走狗"者亦不在少数。[]第三，武举与我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趋势不符。台湾学者龚鹏[]程指出，从唐宋至明清，中国逐步进入一种极端的"文学化"社会，人人以尚文或取得功名为荣，甚至连市井小民、娼妓商贾都以能诗善词试图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所谓"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以至"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武艺之技自然成了下等的勾当，如《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记载："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以至"丁壮之夫，不识兵器"（《唐语林》卷三）。

综上，无论在体制内为武官还是在体制外行走江湖，武术人文化资本的先天缺失和社会网络的层级低下，构成了武术人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传统冷兵社会紧张的军政关系，也源于政治体制内文武之间对生存资本的争夺。归根结底，在中央集权的冷兵社会和尚文斥武的社会风气之下，武术人必然难以获得多样化的生存空间和优裕的生存资本。在传统社会固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认知中，武术人难以跳出限制其发展的藩篱。

二、武术人的生存转机

如果说古代冷兵社会武术作为一种暴力形式始终与国家权力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则因现代社会武术与热兵器暴力破坏能力的巨大差距而得以消解。换句话说，冷兵时代的完结，为武术换来了政治上宽松的发展环境。武术人正是在这一时代变迁前提下，通过武术教育化、竞技化和经济功能的发掘，获得了更加体面、广阔的生存空间。

（一）"流动的现代性"中的转折

有人将现代社会开端定位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时，其理由是，从那时起人类真正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过程。因此，现代社会的特征也被鲍曼等人概括为"流动性"，武术人的生存境遇正是在现代社会流动性中发生转折。

西方世界向东方的流动带来了两件事物：西方文化和失败的自卑感。后者源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晚清以来精英对于国家颓弱的反思。他们认为"身体不如人"是导致国运颓败遭受外侮的主要原因，于是基于强种强国、富国强兵理想以及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将武术作为实现强国梦的首选。于是，在朝野合作之下，从强国必先强身的理念出发，中国在20世纪初期展开了近30年的"国术运动"。以中央国术馆为主要推动者的武术组织意图通过建构"科学与理性的中国固有体育"这样一个正式与条理清晰的意识形态来发扬国术。[]从改良传统武术重构新时代国术价值，到推行各类国术训练与教育，打破了传统武术狭小、封闭的教育和传播模式。[]西学东渐，西方体育也随之而来，学校中开始设"体操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体操、田径之类。体育教学发轫的同时，本土精英从抗衡西方体育出发，一方面展开"土洋体育之争"，论证武术教育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将我国的武术选为"土体育"的代表搬进各级学校的课堂。从1910年代始，武术便与西方体育在学校中平起平坐，一直至今。

在"流动的现代性"带来的中西碰撞中，武术第一次以新的功能被世人所发现和重视，在教育化、竞技化和社会化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全面启动了武术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武术人角色从镖师、艺人、帮会成员等向教师、教练等的转换，为其以新的面貌融入国家社会发展打开了突破口。

（二）新中国武术的"体育"新平台

上世纪百年中，武术发展伴随着国家行政权力对体育的不断强化，行政权力对武术的直接作用表现在完成了武术形式从传统到竞技的转化，使武术人获得了顺应时代变迁的发展平台。

传统武术人的崇高志向在于"上马定乾坤"，但如今保障民族国家安全既无需上马，更无须左突右杀的一身武艺。时至今日，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武术，城镇化的侵蚀、多样化健身和娱乐方式的冲击等[]，这一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内从未停止。现代化已将武术孕育生发的土壤（农更社会）一骑绝尘地抛在过去，使这一以格斗为本质特征的身体技艺成为"传统"和武术人的"集体记忆"。但幸运地是，一方面武术摆脱了民国时期裹挟于政治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因其负载着优秀传统文化而与国家行政体制更加紧密地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术被纳入国家行政体制内进行的竞技化发展就有着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尽管学者对武术以西方体育为模式的竞技化多有苛责，强调武术与西方体育"异中之异"[]，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无论如何，从民国到新中国，武术人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武术从草莽民间托举到国家体育行列，在改变习武人卑贱身份的同时，使武术获得了更大更高的发展平台。

（三）市场经济中的受益者

武术作为商品出售古已有之，从宋代将"套子"搬入勾栏瓦舍之时，那些从事武术表演的武术人就以之获益。此后武术人大多以"门户"为载体，通过"以徒养师"的方式获取经济来源。市场经济的出现则完全改变了武术人经济资本获取的方式和途径。

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起点是"出于个人私利而产生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个体的武术人同样可以，也已经成为市场网络中的无数节点，在以武术为社会服务的同时满足了自身的利益需求。如今，武术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包含舞台表演、商业赛事、武校教育、影视作品等多种形式。武术经济功能的开发已经发展到产业化的程度，从个人到团体，从国内到国际，从核心产业到附属产业。在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武术不再是保镖护院、帮会斗狠的手段，而是武术人获取经济资本的有机网络。在现代社会将传统武术人的"江湖"推出历史舞台之后，市场经济以公平和自由为原则，以外在法治和内在武德为约束，重构了一个新的"武林"，其中的"豪杰"不必是刀光剑影拼杀的猛士，而变为动作明星、武术教师、运动员，甚至是从中获益的经纪人。武术人从单一的以武谋生者深入到社会的多个行业和阶层，在使武术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武术传播的空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细化了以武术为核心的行业领域，使武术人从中受益，形成了推动武术多元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各负使命的当代武术人

人不是消极的"反应者"，而是以一种积极和期待的态度面对现实。[]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武术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我们可称之为"技术派"和"文化派"的两类武术人，二者分别扮演者传承者和反思者的角色，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推动着武术事业的发展。

（一）技术派：技术传承与产业发展

技术派为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他们形成了当代竞技武术的生力军，促进了竞技武术的发展和传播；另一方面，他们为武术开疆拓土，成为武术发展形式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推动力量。

武校、体工队内的武术教练和学员是技术派的第一类。这些人经过多年的训练，大多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全面、过硬的专业技术，在武术方面有一技之长，因此，技术上的精英多出于此列。第二类是真正实现武术当代转化的生力军。清末至民国，武者从民间流向大城市，以开武馆、当保镖、当教员等各种形式尽可能地获取生存资本。[]当下，他们从事与武术本体相关的多个领域，如官方运动队教练、俱乐部教练、域外武术传播者，影视演员等，有时兼具多重身份。尽管这一群体在武术各种形式的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加深了"中国武术的负面形象"[]，但从长远来看，正是这批武术人为其以之谋生的武术实现了"产业升级"，换言之，在先前武术基本限于师徒之间形成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之外，他们拓展了武术的生产形式，扩大了武术的消费群体和地域，成为现代武术产业化发展的先行者。

技术派的时代使命在于保存、创新武术本体。保存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传统武术的继承，二是在创新中保存，竞技武术即是在整合创新中实现对传统武术的保存，传统武术套路的重新编排也是在原先运动结构的创新中进行的保存。对武术的保存和继承是延续武术这一民族运动形式命脉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