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立华：留守儿童问题的建构与研究反思

【内容摘要】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有乡村教育志视角、社会化视角、社会政策视角、社会支持视角等。本文反思了当今的留守儿童何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以及既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指出，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是经过系列的社会建构和学术建构活动才得以“被发现”和形塑的。留守儿童问题之凸显，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借助国家政策、大众传媒、学术研究、社会舆论等活动形式而得以表现出来的。当前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的界定、操作化路径和分析思路的选取、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取向等方面，仍然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与讨论，并展望了今后研究的进路。

【关键词】留守儿童 教育问题 儿童 社会化

作者简介：江立华(1965―)，男，安徽歙县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的研究。

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由于农民流动而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加，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体。留守儿童问题也逐渐成为了社会的公众议题之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结论和对策，但是笔者认为，许多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的起点、立场、“问题”，还是研究思路上来说，都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本文试图回顾留守儿童何以建构成为一个问题和研究对象的过程，并从起点和立场等方面反思当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当下相关调查研究海量地涌现并充斥于学界和新闻界之时，反思当前的留守儿童“问题”是如何建构起来以及我们应该遵从怎样的科学进路去探索留守儿童真正的问题所在，既具有现实意义，也显示出一定的紧迫性。

一、“成为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建构

留守儿童何以成为一个问题?笔者认为，留守儿童之所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社会建构和学术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建构方式的载体是指针对留守儿童群体及其各种“问题”的报道、宣称及相关调研活动。留守儿童问题之所以凸显出其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借助国家政策、大众传媒、学术文本、社会舆论等活动形式而得以表现出来的。

(一)社会建构的过程

社会各界是通过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开始注意到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数量急剧增加，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被认定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调整市场机制和原有体制人为造成的不公平现象，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关注的政策重心之一。而留守儿童又是在流动儿童问题受到重视之后才逐渐被关注起来的。

留守儿童成为一个数量可观的群体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留守儿童”这一概念的最先出现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年，上官子木在《“留守儿童”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留守儿童”这一概念，并呼吁社会各界应对这一新的社会现象给予关注。而作为一个“问题”群体直到2002年才得到媒体界、政府、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才“突然发现”留守儿童是社会的一个“新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受损严重，需要帮助和关怀。而这与留守儿童大规模出现的时间相隔却足足有了十年之久。

2004年5月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京举办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研讨会，标志着国家开始介入留守儿童问题。2005年5月，全国妇联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将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加以解决。2006年9月召开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扎实有效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各项工作。同年10月，国务院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成立，共由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等13个部门联合组成。日常工作是通过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农村留守儿童状况，逐步建立和完善保护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留守儿童问题也成为了媒体追捧的热点。2004年春季新学期开学之际，各主要媒体都大规模地报道了留守儿童在学业、生活及性格培养等方面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同年，媒体不仅加大了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报道，还着力宣传各地解决问题的先进经验。譬如，2004年5月24日，《扬子晚报》报道了“(全国首家)关心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在江苏省如皋市林梓小学成立”;6月22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白沙镇的“代管家长制”;11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刊载了《江西于都县实施“留守孩”关爱工程》。新闻媒体通过呈现现实生活中的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广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增进了人们对这个群体的了解。同时，由于媒体及时地将各地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的经验报道出来，也使有关部分可以多渠道地触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途径。

但是，新闻媒体的关注方式和报道取向也显现出一定的缺陷。一是对“问题”的过度渲染，大量报道留守儿童的极端案例事件，如健康安全危机、自杀、他杀、偷盗抢、身体受到侵害、留守少女怀孕等等，这容易影响到人们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判断。二是对问题的“解决途径”也存在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的现象，对地方性的经验模式和具有地域限制性的个别方法缺乏深度的理性思考。

(二)学术建构的过程

根据在CNKI(中国期刊网)上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关键词”作为检索点，以“留守儿童”作为检索词进行的检索发现，自留守儿童出现以来，各类期刊发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通过分析十几年来的研究状况，我们将留守儿童问题的学术建构过程分成萌芽期、起步期、发展期和高峰期四个阶段。

学术建构的萌芽期(1997-2001年)：2001年以前的研究，只有4篇文章，主要涉及留守儿童的犯罪问题和留守幼儿的心理问题。这时，尚未有专题研究和详细调查。此阶段的媒体对此也关注极少，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都尚未形成问题意识。

学术建构的起步期(2001-2003年)：这一时期，个别高校开始有研究团队进行留守儿童的专项研究，同时开始有主流媒体关注这一问题。2001年6-7月，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教授等人受香港乐施会资助，进行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家子女受教育状况研究”。这是对留守儿童最早的专项研究。研究组对湖南、河南、江西三地进行了调查。

在学术建构的起步阶段，李庆丰提出了留守子女的三种监护类型，即隔代监护、上代监护和自我监护。。湖北大学教育学院的暑期社会实践同学以“关注留守孩”为研究课题，在湖北蓟春县刘河镇中学进行了调查。同年，林宏在福建对泉州市、福清市和沙县三地抽样调查了“留守孩”的教育现状。

学术建构的发展期(2004-2006年)：在这一阶段，留守儿童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成果的数量增加，而且相关研究也相对逐渐地规范起来，成果质量有较大提高。2004年可以查到的相关研究文献达到30篇，而2005年的相关研究文献多达85篇，2006年文献数目为289篇。

2004年6月，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还联合组织召开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研讨会”，会议专门研讨了留守儿童问题。9月，中央教科所受教育部委托对河北省丰宁县、甘肃省榆中县、秦安县、江苏省沐阳县、宿豫县的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了调研。同年，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和深圳市的两个区也进行实地调查。

与此同时，专题论文数量大增，并有专著出版。如段成荣等以2005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为依据，计算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和分布状况。周全德等将留守儿童问题看做是农村家庭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失调现象。叶敬忠等则在《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一书中，对以往的研究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使用了问卷、访谈、案例、小组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该研究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假设，旨在“通过对留守儿童现实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分析，最终探明父母外出务工究竟为儿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学术建构的高峰期(2007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研究更为规范、问题范围更广、分析更加深入。经过统计发现，2007到2009年发表的相关研究共有2648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开始将留守儿童问题作为选题。在博士论文方面，中国海洋大学的赵富才2009年完成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中南大学的范方于2008年完成了《留守儿童焦虑/抑郁情绪的心理社会因素及心理弹性发展方案初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徐阳2006完成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论文以留守儿童为选题的就更多了。我们从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发现从2007年到2010年的硕士论文篇名中出现“留守儿童”词汇的就有163篇。研究领域涉及总括性的困境调查及其解决对策研究、心理问题研究、教育问题研究、权益保护及其法律对策研究、社会化问题及社会支持研究等不同方面。

(三)建构过程的反思

本世纪初，留守儿童被当作一个公共议题和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被告知，留守儿童的“留守”状态会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等各个方面造成诸多的负面影响，在留守儿童身上发生了不同于普通儿童的许多“问题”――这也是许多实证研究的潜在假设。虽然处于留守状态的儿童往往容易成为受侵害的对象，他们在学习成绩、心理障碍、道德品质等方面也表现不良。然而，从经验层面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同样可以找到无数相反的事例证明，很多处于留守状态的儿童学习不错、道德品质良好、遵纪守法、心理健康。很多留守儿童将父母的外出见闻和打工经历作为他们学习的动力，他们理解父母，尊重父母，生活自理能力增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留守儿童问题虽然早已出现，但这一问题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则经历了较长时间。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何种问题会被社会普遍关注并认定为一个社会问题，却也构成一个“问题”。一般而言，社会问题的界定依赖于人们的主观判断和集体“裁决”。如果人们未能注意这一问题，那么“问题”便不称其为问题;而人们一旦加以了关注，并经过某种价值判断认定其是一个“问题”，然而经过系列的建构活动(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媒体的聚焦宣传和报道以及学术界的调查研究和成果发表)，它才会逐渐发展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可见，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认定过程是复杂的，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将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揭露方式进行初步分类，不难发现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其一是呈现式，其二是分析式。所谓呈现式，主要是新闻媒体对留守儿童的个案表现出的问题进行深度报道，呈现出细致的文本，并藉此呼吁社会各界的重视。这种方式多是通过个案报道来渲染情节，引起社会大众的心理共鸣和政府的重视。如媒体报道2005年5月31日深夜，湖南涟源市荷塘镇暴发山洪，12名儿童被夺去生命，其中11人为留守儿童。2008年4月安徽阜阳因肠道病毒疫情而死亡的20名幼童中18名为留守儿童。

所谓分析式，主要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留守儿童现象的各种调查研究和理论解析。新闻媒体对“留守儿童”关键词的不断强化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加入――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媒体又会借助学界的研究成果来作为现象背后的理论依据。同时，国家以资助课题方式的积极进入则直接推动了学术研究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推进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媒体的宣传力度。

总之，留守儿童在一片同情和关爱的社会舆论和学界发表的大量研究著述中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被建构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然而，各级政府部门、学校和学界在讨论留守儿童群体时，常常带有明显的“问题化”色彩，普遍且潜意识地假定留守儿童在心理性格、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问题，也假定农民外出虽然增进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生活支付能力，但给他们留在家中的子女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因而，社会各界整体上对留守儿童的评价呈现出单极化态势，即给留守儿童贴上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标签。

二、研究留守儿童“问题”：起点和立场的反思

围绕留守儿童展开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林林总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