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村老年人为什么选择自杀――湖北京山农村调查随笔之二

一、

2008年国庆到京山县沙岭湾村作为期半个月的调查，最难过的是发现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之严重，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调查的沙岭湾三组，总共只有30多户，最近20年却有10多例老年人的自杀。调查期间，全村有三例老年人死亡，全为自杀。问村里的老年人，最近他们所在村民组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有两个老年人的回答是，他们村民组最近这些年就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略有不同的是，有的老年人是因为得了重病而自杀，还有老年人则是因子女不孝而自杀。因为自杀问题比较敏感，我们也不方便老是追问。从所获资料估计，有些村民组可能有一半的老年人是自杀死亡的，全村老年人自杀率估计也是高得惊人。不仅是沙岭湾村老年人自杀率高，而且本次调查的孙桥和曹武两镇10个村，其他村老年人自杀率也都很高。沙岭湾三组徐姓老人，今年60岁，身体健康，是全村公认豁达健谈的老人，说话幽默，记忆力又好。他说自己20年前认为上吊自杀的人都是傻子，而现在则认为他们都是明白人，明智人，因为有病无钱医。人老了，吃不起这个亏，受不起这个罪。人总有一死，不如一死。他又说，我认为自杀是自愿，病痛折磨，又要劳动，关键是没有意义，那还活着干什么？

二、

任何一个健全的文明都会发展出一套针对死亡的文化来，因为任何社会及任何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正是一个健全而健康的文化，可以让这个文化的成员可以泰然面对死亡。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也是有这样的应对死亡的态度的。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况京山农村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是远高于温饱，农村老年人很少是吃不饱饭的。即使生病，也并非不可以再拖一拖。为什么京山老年人这么轻易地就选择了自杀呢？

要理解京山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首先要理清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起的后果。问题是，京山老年人自杀后，往往引不起任何后果。有老人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这话虽然有点过，却很说明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发后果的实际情况。我们查看历年来沙岭湾村老年人死亡的登记，除个别例外，几乎所有老年人死亡都登记为正常死亡，而据我们调查，其中大约1/3的老年人是自杀，或上吊，或喝农药，而不是正常死亡的。在沙岭湾村，若老年人因病自杀，则这样的自杀是算不上自杀的。村民认为的自杀，一般指身体健康但子女不孝、生活无着所导致的自杀。即使子女不孝导致老年人自杀，也不大会对子女造成严重后果。首先是，从来不会发生老年人（如果是女性的话）娘家人过来讨说法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至少我调查的沙岭湾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其次是村民并不会因为老年人自杀而谴责他的子女：那是别人的家事，其他村民似乎没有理由会干涉别人的家事。甚至，村民中往往会流传对自杀老年人不利的舆论，比如说，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太好强了，太多言了，太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媳妇的坏话了，而全然不顾这个自杀老太太说的是否事实，及是否在理。老年人自杀了，但在村里似乎引不起反响，没有涟漪，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去问为什么而死。而老年人自杀后，子女似乎也很少有人有内疚感，更不用说负罪感。老年人自杀后，他们的子女按一般程序来操办丧事，完成任务，然后再正常地过自己生活，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什么也没有改变。

老年人自杀，采取的也往往是没有任何反抗性的自杀，自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子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死亡以外的目的，自杀就是为了解脱自己，就是认为自己活着没有意思了，老了、病了，没有用了，该死了。老年人往往是悄悄、平静地自杀。上海大学的李晨说，老年人没有任何反抗的自杀最可怕，因为一点震憾性的力量都没有。是的，京山老年人的自杀并不表达他们反抗什么，他们已经心死。他们并不是要反抗，所以他们静悄悄地自杀，他们的自杀除了他们自己的死亡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改变，自然也产生不出震憾性的效果。在村庄中，老年人自杀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甚至不再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

三、

为什么京山农村老年人会如此普遍及如此没有反抗地自杀呢？

首先，这与京山农村老年人所处的结构位置有关，他们在目前的结构中几乎没有地位。在沙岭湾村调查期间，我们入住的房东家，房东的姐姐正好过来住几天。再过几天，我们即知道房东姐姐竟是被自己媳妇赶出来的，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她多话。前不久，她将自己与丈夫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拿给儿子和媳妇，她给钱到儿子和媳妇，媳妇本来是高兴的，不过，她自己有点忘形，对邻居说了给媳妇2万元积蓄的事情。她媳妇知道很恼火，喝斥她说“2万元在现在算个屁啊，有本事将来不能动了，不要我们养”。因此将婆婆赶出门。房东的姐姐万般无奈，只有到弟弟家过几天，避避风头。

房东并非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他在成都做了10多年生意，交游十分广泛，也很有能力。女儿考上大学后嫁到一个很有钱的老板。他有六个姊妹，其中来他家住的是大姐，今年刚好60岁，另外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且他的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嫁到本村，两个弟弟也在本村。一家六姊妹，是六户人家。去年，大姐的丈夫得病去世，大姐与姐夫关系一直很好，大姐为此很伤心。现在，大姐将夫妻俩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交给媳妇，却因为一时多言，而被媳妇赶出家门。房东大姐只有这一个儿子，儿子所娶媳妇，不仅是本村的，而且是本组的。在这样亲密，这样熟悉的关系中，房东的大姐竟被赶出家门，无处可去。调查期间，房东大姐又到她的幺妹那里住了几天。她幺妹信基督教，之前劝大姐信，大姐一直不信。这次，走投无路的大姐终于第一次走进了本村的家庭教会聚会点，我们到聚会点调查，又正好遇到。

如果房东的大姐是被其他人赶得走投无路，我相信，包括房东在内的他们六姊妹，是有力量为大姐讨回公道的。问题是，大姐是被自己媳妇赶出家门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房东也曾到大姐的媳妇家说好话，但媳妇仍在气头上，不肯原谅，大姐也只得再在几个弟妹家里轮流住，等着她媳妇消气。

房东之所以对自己姐姐被媳妇赶出门的事情忍气吞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管别人的家事。姐姐是自己的亲姐姐，但姐姐的儿子也是亲儿子。母子关系之亲，恐怕是亲于姐弟关系的。对于更为亲密的母子关系，姐弟关系似乎是说不上话，讲不成狠的。讲狠之后，最终，自己也不可能养姐姐一辈子。正如大姐的媳妇所说，将来大姐老了，病了，还得儿女养，去世了还得儿子媳妇安葬。

更重要的是，京山农村似乎存在着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似乎认为，人老了就不值钱了，欺老不欺少，因为最终老年人总是要去世的，而未来的日子是年轻人的。徐姓老人说，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病，他就会抛弃你。他说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胡锦涛来这里也解决不了老年人的问题。他自嘲地引用五句话来形容老年人的处境：生个儿子喜一跳，收个媳妇打个灶（分家），分家分到鸡子叫，两个老的没人要，一头母猪还走俏。他说前四句在全国通用，后一句则是村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京山调查发现，凡是老年人能动，就一定要劳动。人们似乎认为，老年人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地享受，手上不应该有钱，应该一切为子女好，一切围绕子女来。甚至老年人得了病，也要计算治病可能的花费与老年人治好病后，可以为子女继续劳动所创造收益进行比较，若治好病后可以创造更大收益，这个病就值得去治。这种计算方法，不独是子女，而且老年人也是如此计算，这种计算是一种地方性的共识。如果有老人不这样计算，那就是不懂得做老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子女。

也就是说，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强调，老年父母不应该对子女抱有太多的期待，应该多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在自己病痛时拖累子女，不应该在超出子女经济能力情况下治病，不应花费除了必需生活品以外的闲钱，不应参加多余的娱乐，能劳动则要天天劳动以减轻子女负担。总之是父母虽然生养了子女，却似乎没有理所当然要求子女养老的义务，没有子女应该将老年人供给起来的义务――若有子女特别孝顺，甚至在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条件下改善老年人的处境，则村庄舆论一方面会评价子女很孝顺，是正面评价，一方面又说父母不会做人，不懂得怜惜自己子女，是负面评价。用京山一位老人的话来说：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问题是，京山农村，为什么不仅会出现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舆论，而且老年人还会接受这种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四、

陈柏峰、欧阳静等人调查龚湾村的一个老年妇女，这个老人对媳妇很不满。欧阳静问她相不相信鬼神，她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神啊！要是有鬼，我死了就变成厉鬼，将媳妇搞死。正是这个说死后若能变成鬼，就将媳妇搞死的老人，过了几天就喝农药自杀了。她当然是不信鬼的，就是能变成鬼，她也未必会将媳妇搞死。说要将媳妇搞死，只是她心中有对媳妇的不满，但还不是仇恨――这里的舆论或政治正确，不允许父母对子女有仇恨。若她真的有这种仇恨，她大可不必等死后变厉鬼来将媳妇搞死，而可以先毒死媳妇，再自己喝农药――在河南安阳调查，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例子。

在京山农村，我们问农民信什么，他们的标准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学。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谁见过？因为缺少对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心酸，他们就可能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因为只信科学，不信鬼神，老年人就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就不必考虑下地狱或上天堂，就不担心成为野鬼或孤魂，就缺乏了对生命的基本敬畏，因此在选择自杀与否时，就显得自然、从容甚至冷酷。有老年人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新陈代谢。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也可以坦然接受火化。

既然京山农村老年人不信鬼又不信神，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他们是否自杀，就只取决对现实的权衡，而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老年人自杀逻辑大致如下：

当自己能劳动时，老年人会辛勤劳动，以为子女提供更好一些的条件，至少要减轻子女的负担。如杨华所说，在京山农村，若老年人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们就会有亏欠感，就觉得自己该死。一旦老年人生病，即使子女要给自己治病，老年人也会觉得不应该浪费子女钱财，否则，万一治病花了钱，病又没有治好，或病虽治好了，自己却未能为子女再创造更多收益，这样就会“人财两空”，就对不起子女。这时候，比较应该的选择就是自杀，而非赖活着。

同样，老年人即使没有生病，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也可能选择自杀。

这样，在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除子女不孝引起的利己型自杀以外，老年人自杀的主导方向是利他型自杀。他们自杀是利他的（利子女），同时，他们的唯物主义态度，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对一死百了的计算，等等，也促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容易选择自杀。

五、

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全国其他地方有若干差别。以下我们选几个地区来作点比较：江西、四川、福建、河南、湖南。

吕德文是闽西客家人，他父亲在49岁时就向家人宣布退休。从此不再参加家里的主要农业劳动，最多只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在吕德文的父亲看来，自己生养了子女，子女都已经成人，自己也该享福了。吕德文父亲宣布退休的做法未必就是闽西客家农村的常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闽西的客家地区，老年人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休。而京山农村，农民只要能动，就得劳动，否则舆论就会说他们不懂得怜惜子女，自己也觉得愧疚。因为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退休，闽西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安排上就有很大自主性和发言权，在代际关系中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们也完全不必走自杀这一条路。

闽西农村老年人自杀少，还与他们对自杀的恐惧有关。吕德文说，闽西客家农村，农民认为，自杀的人在死后会变成厉鬼，厉鬼一幅恐怖的面孔，整天想着报复仇人。死后做厉鬼远不如做家神好。同时，张牙舞爪的厉鬼使含恨而死的死者，具有惩罚相关他人的能力，从而引起相关他人的恐惧。闽西农村关于含怨和含恨自杀者的死后想象，不仅给自杀者设置了界限，而且为可能自杀者提供了以自杀变成厉鬼来复仇的想象，并因此使相关他人在做事情时不要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