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文昭: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

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化倾向在不断敲起警钟，这种社会现实危机投射在文学作品中，并寄希望于后者能解决问题，从而形成了文学中的“底层写作”。2004年，“底层写作”占据旧文坛的主流，但在主流化过程中问题迭出。与此同时，极具社会批判性的新左翼文学开始被提倡。

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的文学景观中，“底层写作(或表述)”一语被频繁使用，越来越引人注目(注1)。此“底层写作”不仅是提倡和口号，作为作品来说也相当多了，尽管因人的判断不同，对其作品的印象也各异。据有评论家说，在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可算是“底层写作”(注2)。那么“底层写作”已经蔚为潮流，或者说成了文坛的主流――果真如此吗？

另一方面，有分析近年文坛状况的文章指出，商业主义甚嚣尘上，读者远离文学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底层写作”的口号及其创作尝试，很显然是被当作对这种商业主义的抵抗。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这里所使用的“底层”一词广义而言，是指除了社会精英和新中间阶层以外的社会中下层。假如说这些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八比例的群体，长期以来其生活状态在文学叙事中总被漠视是不应该的，那么这个说法本身不必多考虑很自然会遭到怀疑其正当性。为了尖锐化这个问题，就得取其最狭义的标准“极端贫困层”，这么着与“底层不能说话”这样的属性定义比较适合。据说“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但估计印度的底层研究和斯皮瓦克的 subaltern（一般被译为“属下、臣属、庶民”等――译者注）概念在中国也被引进，然后获得了自己的说法以及相关的概念的。而社会学的阶层分析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来可析出底层(=78%)，但如果无差别地使用“底层”这些不同概念，只会让它变得越来越暧昧和混乱(注3)。以大概而说，不论农村都市，只要处于社会的底层，在医疗、教育、生活保障等方面存在困难的人大概都属于“底层”吧。

同时，根据阶层分析论的所谓客观的“社会底层”其表现形式而言，是总带着贫困的这样一类负面形象，是同情的和慈善事业的对象，甚至是被侮辱的对象。另一方面，文学景观中反复表现的“底层”至少包含有“应该同情”的情感，伴随着对社会不平等而愤怒的伦理意识。它还与以前所使用的“人民性”概念有重合的一面，最后还被赋予“忍受苦难”、“真实的”、“纯粹的”、“崇高的”等正面含义。

这些词语在文艺评论和论坛中频繁出现，其来有自。

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虽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对文学的指导姿态强化了，其强化本身并没有做到回1980年代初的态势。1992年再次进行“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渗透，社会自上而下（共产党率先）地陷入了拜金主义。其结果，共产党对文学的统制(=包养)与思想指导反而明显弱化了。利用这样的缝隙，形态各异的文学兴盛起来，但其中也出现了投机的商业化作家。同时，各种视觉媒体特别是漫画、动画片以及电子游戏迅速发展，由于这些视觉媒体的影响力急剧扩大，学界在哀叹文学边缘化的同时，也流行起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终结论。

另一方面，在文学商品化浪潮中，为了满足都市小康市民的娱乐要求，大量生产特别受欢迎的长篇通俗小说。据中国作家协会统计，2000年以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在800到1000部。而持传统文学观的评论家们则慨叹文学作品精神性的稀薄和价值观的偏颇。其中包括那些高中生创作的校园青春小说，凭借压倒性的人气和火爆的销售量，作家获得巨额收入，于是少年富豪作家不断涌现。文学创作被普遍认为是发财的捷径，甚至一些家长也不断鼓励自己的孩子搞创作，从而产生了一批初中、小学生作家。这些低龄写作现象也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注4)。

文学评论家白烨把前述的文学现象分为三个文学之“场”加以说明。即持传统文学观的文学杂志之场，被商业主义覆盖的单行本出版之场，以及网络之场。一方面，呼吁文学或者说小说危机的文学杂志之场的读者和购买者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单行本小说却相干无事地层出不穷(注5)。

如果就社会情形而言，那么大概从1997年开始，社会贫富扩大、阶层固定化迅速推进；到了2003年左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连政府再也无法漠视的程度。最早意识到并提出这些问题的，是后来被称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以及能称得上是社会良心的一部分媒体。《读书》早在1996年刊发了农村问题的文章，1999年刊登了温铁军的有关“三农问题”。《南方周末》周刊也于1998年报道了包括爱滋村在内的农村贫困问题，此后还有若干后续报道。2002年春，陆学艺等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甫一出炉就引起很大震动。该书把社会分为全部十个阶层，本应属于国家主人翁的工人和农民则被划归在最低下的三个阶层中。

此外，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3年）以及续编《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同一出版社 04年）中指出中国社会的1990年代后半以后差距扩大化和阶层固定化的严重问题，也引起社会很大震动。2004年1月出版的陈桂棣、春桃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揭露了农民受地方官僚压抑之苦而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农民的集体暴动到1999年左右日益严重，据说到2005年，农民集体暴动事件已超过八万起(注6)。

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向哪个方向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样的疑问，自1998年开始的数年间，大规模展开所谓的“自由主义论争”或者是“新左派论争”，是后来被认为是文革终结以来知识界最大的论争。

2000年的话剧《切・格瓦拉》无疑是以上述的论争为背景的。其大获成功也许就具有象征性(注7)。该剧对革命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褒扬颇受广大的年轻人赞赏。可以感受到，在以都市学生为中心的年轻人中明显出现了左翼思潮。这些非常真诚而且洋溢着着正义感的左翼年轻人同时也深受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潮。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的腐败和贫困差距扩大化的一个根源在于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多国籍企业（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渗透和潜在支配。但是，他们的左翼倾向，与他们的民族主义志向相似，相当表面化、机械化，且趋于简单浅薄。

同年，评论家孟繁华在《资本神话时代与无产者写作》（《南方文坛》第四期）一文中，提倡应该继承1930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广州评论家谢有顺就在他的《我们内心的冲突》（广州出版社）一书中抨击了漠视社会切实问题的文坛。另外，作家摩罗的《耻辱者的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王开领的《激动的舌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后来被视为“底层写作”的先行之作(注8)。

翌年的2001年，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陀发表《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第3期）的采访录，对1980年代以来文学界的纯文学追求志向进行反思，并提倡要高扬现实批判意识。

200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全国学会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第1期推出《左翼文学笔谈》的特辑，文学“人民性”概念也被重新召唤回来。受到这个问题的启示，著名评论家陈晓明围绕“人民性”这个概念做了批判性论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也于2005年第六期推出“文艺与人民性”专辑。就这样，有关“左翼文学”以及“人民性”的讨论继续开展下来。

2003年完成的九个小时纪录片《铁西区》给予的社会影响也可不算小(注9)。

特别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当代》杂志一向关心现实、大众与人生，刊登了多涉及批判社会问题的作品。前述的《中国农民调查》也最初登在此杂志。

在人文界有颇负盛名的《天涯》2004年刊出“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辑，此后并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上海文学》与之遥相呼应。

2004年及翌年被称为是“底层写作”文学作品集中发表的年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编纂的《2004年最佳小说集 点评本》（曹文轩、邵燕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可算充分反映了这一倾向。

通过这些过程，所谓的“底层写作”文学潮流浮出文坛。大概与此同时，2003年执政的胡锦涛温家宝政权为缩小社会差距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口号，明确表现出救济贫困阶层的努力。跟着这种形势，旧文坛主流势力合流了“底层写作”主张。国家级别的中国作家协会也开始关注起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作品。2004年，权威性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也很明显有意识地开始刊登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其间著名小说家的多部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的意识，仿佛又回到1980年代前半期以前的氛围中(注10)。

邵燕君指出，“底层写作”已经成为“主流性写作”，有的作家随波逐流竟将“底层写作”衍变成“残酷叙述”、“仇恨叙述”，以及追求政治正确的“功利叙述”，这种状况令人对整个“底层写作”的正当性产生怀疑(注11)。

也就是说，从反权力的批判性立场出发的倡导与权力方面的赏识混同和纠缠在一起不能分别，于是被引发了的各种议论同样现出混乱。

我们思考此问题时，如果对“底层写作”的叙述主体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1）社会中上层小说家、诗人的叙述。“底层”是叙述的对象和题材。有时当“底层”的代言人(或“替代”)。

（2）虽出身“底层”，如今已跻身社会中上层的小说家、诗人的叙述。

（3）出身“底层”如今依然身居“底层”的写作主体的叙述，如“打工文学”。

（4）“无法表述自身”的“底层”。

发议论的论者，由于作为“底层写作”的主体认同许可其四种主体之中哪种，而自然分别出他们的立场和判断。举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也许会有人责难第一类主体叙述是“虚伪的”，但从理论上对其加以肯定的情况也有。

其实，社会民众的声音由谁和怎样去反映到文学作品这个的问题意识，是近百年间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讨论的中心议题。并且总不能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19世纪末以来，为了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国民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自我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自愿当了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和启蒙教化的主要手段，为了造就与西方式社会秩序相匹配的现代人――即造就国民尽心努力。但为达成其目的，中国现代文学承担了叙述大众、被接纳于大众、做到表现大众意思和情感的使命。但是在现实中，大众并不那么轻易地去接受他们的“启蒙”。以西方文化素养为背景的知识界与接受传统文化的大众之间发生分裂，是在后发现代化国家随处可见的现象。按照此意义，由社会底层本身叙述的现代文学作品出现，可算是百年以来的基本课题。

对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来说，文艺大众化也是它的基本课题。文艺大众化既然可以帮助把劳动大众组织起来的任务，由劳动者本身的文学理所当然地被追随。只是，在当时的马列主义理论背景下，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政治先锋代表着劳动大众的潜在未来而作起指导教化作用。因此即使出身于非社会底层的作家，在标榜自己是在创作无产阶级文学时，也没有遭到质疑。然而要组织劳动者大众和农民文艺活动的努力也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如举获得成功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应是建国后不久的连汉字都认识不了几个的人民作家高玉宝创作的《半夜鸡叫》(注12)。另一方面，众所周知，1930年代被视为位于左翼文坛中心地位的鲁迅，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总相当怀疑知识分子的替代想法(注13)。

现在，到了政治先锋的替代主义论破产的二十世纪末，问题又回到出发点。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文学，由于它的“启蒙性”（由上而下的现代化）特点，大众（=“底层”）用自己的手以作为现代文学来表述自己事本身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变成“可能”的因素有赖于现代文学自身属性的改变和写作主体的“越界”。与“底层”有着相似构造的有女性文学。为了女性的而且由女性本身叙述的文学如何可能(不可能)这个问题。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学语言，是男性“启蒙”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即使出现了女性作家，如果她们不接受这种文学语言，不仅无法登上文坛，自身写作都很困难。在这样的制度中叙述，无论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只能接受其制度并模仿它。

以此意义上说，刚才分类中的第二类主体，他们出身于“底层”但现在跻身于中上阶层，这些小说家和诗人已经接受了现有的文学语言来进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