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回顾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说明了为什么人们有着持续不断的热情对历史进行解释和再解释。而在解释或者再解释历史或者历史人物的过程中间，应用什么样的“认识框架”去给事件和人物定位，是非常关键的，同时，以什么样的“问题关切”去期待历史解释的功能性作用，则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再解释因素。也就是说，对于历史解释或者再解释的关键有两个：一个是认识框架，一个是问题关切。

在1973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间，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再解读过程，纳入了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背景，涉及到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历史转型认识，客观上，在全社会集中而全面地普及了从孔夫子到秦始皇这一段历史的知识。这个时期再解释孔子的背后，所应用的解释框架是“五阶段论历史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里把孔夫子认定为复辟奴隶主阶级的卫道士，另外一个问题关切则是文革时期的继续革命理论，与这个问题关切相关的是：如何看待公有制社会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工农兵的政治化议题。

一、过时的认识框架为什么长期起作用

五阶段论作为中国古代史的认识框架，是在20世纪“社会史论战”之后，在三四十年代确立起来的，对确立这个认识框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主要有：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郭沫若和范文澜等人成为学术界的高级领导人，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虽然主要是研究员身份，但是其话语权也进一步上升了，综合后果是共产党政权确立之后，五阶段论成为一个更难于挑战的历史认识框架了。各项历史研究都笼罩在这个综合的框架之下，给出解释和再解释，最吸引史学界热情的研究主题是所谓的“五朵金花”――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等研究课题。“五朵金花”之所以成为史学界追捧的热点问题，投入海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别的原因，都是肇源于五阶段论历史观，只有在这个认识框架里，这些问题才具有中心性和重要性。

五阶段论认识框架能够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被广泛接受，主要是与“救亡保种”的问题关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晚清“边疆危机”到日寇全面侵华，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富国强兵，解决中华民族的球籍和生存问题，成为首要的问题关切。为此，中国知识界批判过孔夫子、鼓吹过全盘西化、最后把目光转向苏联，这个解释历史的过程中间，始终明确地要寻找一种文化或者一种制度，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实现富和强。守旧派文人钱穆把这个派别称为“革新派”，也只能不无嫉妒地承认：“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其绾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现实之工具。”钱穆还尽其所能说了革新派的坏话，但是，这个嫉妒情绪无碍于他无意之中揭示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解释最能够抓住读者和民众的头脑?显然，只有那些深刻地体会到民众心理深处的问题关切，获得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最大共鸣。不仅如此，五四之后很多浅薄学术和学者，都大受读者和民众的追捧，其内在逻辑是一样的：那些传播西化学术和海外政治经济状况的学徒工学者，无一例外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社会接受度，也一样代表了睁开眼睛寻找出路的国民诉求。

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关切笼罩下，一切价值关怀和守旧情绪都丧失了合法性，被悬置起来，最大限度地敞开胸怀和眼界，去寻找一种可行的制度、社会形态来解决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真正的打破一切旧框框和老本本，实现了真正的思想解放。这种逐步拓展思路和眼界的进程，维新变法时期的顽固派曾廉提炼得最为准确和贴切，他在《上杜先生书》中间说：“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这应该算是对知识界那帮子“用夷变夏”乱民，给予一个同情式理解。

在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的球籍问题已经初步解决，至少，世界上已经不再存在着用武力威胁中华民族生存权的军事力量，中国民众力量的集结和使用，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足以超越技术武器方面的劣势，打败美国这样的强大优势敌手，有效地建立起中国的威慑信用――对中国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将不再可能实现侵略者的目标。近代百余年来的首要问题关切，救亡图存、强国保种诸问题，不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确立的“五阶段历史观”却随着共产党执政，得到了巩固和强化，大批学者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使得这种解读历史的方式，变成不可挑战的理论范式，一些批评意见或者不同看法，统统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帽子，迅速取消了发言权。僵化的历史观，就这样脱离社会中间真实的问题关切而独立存在，要在这个由历史理论(积淀下来的理论家们的过时话语权产品)和理论家共同维护的僵化框架中间“输入”新的问题关切，毛泽东都难于做到。在文革前夕，毛泽东支持戚本禹和姚文元批判那些僵化过时的话语权产品，还遭到党阀和学阀的共同围剿。

理解了学术场域的规律――历史观一经形成就很难挑战的事实，就能够理解到了1974年前后“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为什么必然地要以“五阶段论历史观”来给孔夫子定位，并据此作出框架性解释，从这个历史观出发，孔夫子被定位为“代表奴隶主阶级”“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二、文革期间新的问题关切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的新变化是，终止了解读历史人物背后的过时的问题关切，输入了新的问题关切。依据这个问题关切，孔夫子主张“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没有合法性的，需要进行对照性解读和批判。在这个新的问题关切中间，孔孟很容易被刻画为代表统治阶级对公共权力垄断要求的意识形态辩护人角色给予批判性审视。结果带来一个重大的遮蔽：在孔孟与历代儒生之间的巨大差别被选择性地忽视了。

今天回顾：历代儒生才真正称得上是地主阶级“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代言人，为此，宋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人、汉代站在桑弘羊对立面的“贤良文学”，坚决反对政权介入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输送链条。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评法批儒是一个重要的带有运动主题性质的学术批判活动，却忽视那些“官学两栖”的儒生与孔孟的根本性差别，未能揭示出儒生仅仅只是行使话语权时期，才采取先秦儒家的语言套路，而在思想实质上已经判然有别了，这一点王亚南用“孔子御用史”曾经梳理过。

文革时期的问题关切是共产党干部群体将会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一样，背弃多数人利益，并进而推动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判断这一问题无法在官场上通过体制内制度设计去解决，因此，必须把批判的武器交给普通民众，让工农兵都“政治化”，一句话：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间存在着普遍的复辟倾向，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的外行――普通民众为此必须政治化，“精英阶层的变修和复辟问题”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关切，相应地群众就必须政治化，凡属于与这个问题关切不对路的――诸如主张精英阶层垄断权力或者反对群众参与政治的，都需要进行对照批判。

恰好，孔夫子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孟子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就有必要拉倒历史的审判台上去示众和批判，批判刘少奇和批评孔夫子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确立群众政治化和精英阶层不可绝对相信的政治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间确立新的观念，输入新的问题关切。当时的一篇文章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提炼和类比：“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刘少奇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载《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第44页】

作为反面对照，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对于孔夫子的再解读，认识框架和问题关切都是存在的。

三、毛时代的熟人社会网络和德性政治实践

毛时代虽然工业化进程推进较快，但无论城乡多处于稳定就业状态，人员流动性较低，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往往处于一个熟人社会网络中间，较为注重自律，强制性的管理措施运用频次很低，干部多数从工农兵等第一线中间提拔，相当一部分干部是群众关系较好、能够起带头作用的模范人物，更接近孔孟德性政治的理想。对于民众生活和干群关系方面有关德性政治的内容，毛时代晚期的批孔运动放过了，这是因为耳熟能详，结果视为理所当然，忽略掉了问题意识。正是在被那个时期批判所忽略的方面，恰好隐含了孔夫子思想有无现代价值的审视――能不能在工业化社会和城市中间建立起真正的德性政治?毛时代因为稳定就业形成单位制和熟人社会网络的普遍化，证实可能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把传统思想资源应用成果最大化，最小化政府和强制性管理，使得民众和政府都感到方便，政府无须集中过多的监管职能，大量的治理事务(甚至包括一部分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例如枫桥经验)返还给熟人社会网络去执行。

孔夫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都不是强调管理手段，而是强调发自内心的认同起作用的那种机制。在治国和治吏理念上，毛时代强调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反对过分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主张以认同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提升路径，至少在基层面对面的管理层次，这些主张都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落实，象当年树立的著名的劳模同时也是基层干部陈永贵、王进喜，哪一个都是“十足十”的德性政治模范，恰好与孔夫子主张相一致。

如果召集一场辩论会，让毛泽东和海内外那些新儒家同台辩论的话，毛同志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这些所谓的新儒家不过是一些“小人儒”，对于德性生活秩序建设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切，仅仅关注以儒家词句支持的话语权和职业利益。而毛同志本人则可以自得意满地宣称虽然没有完全到达“君子儒”的境界，如果达到君子儒要走一百步的话，毛同志已经走出了好几十步。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而外王，这是“经”;《尚书》中间说“克明峻德、以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史”;“经”“史”结合起来，儒家讲述的是一种领导权产生方式和德性生活的建设方法。想想毛时代陈永贵大叔和王进喜这样的带头干部，不就是以自己的言传身教，首先影响了自己身边的人群，然后取得自下而上的领导权或者权威，把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内部的管理事务不经过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就业已条理化了，然后，通过共产党政权的媒体和行政组织进行推广，成为大范围的学习参照标准和样板，这是不是已经上升到了“平章百姓”的阶段了?

    陈永贵和王进喜算不算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中间的“立德立功”?还有充分利用文革时期的有利舆论环境，以及卫生部这样的官僚机构普遍垮台引发行业管制松弛的特殊状况，创造性地克服医疗制度的高成本问题，做实并在全国农村推广了合作医疗制度的覃祥官，算不算“立德立功”?为了降低医疗成本，覃祥官自己做表率，辞去公社卫生所里“拿工资”的正式医生职位，回到大队里当“拿工分”的赤脚医生，这样的傻瓜行为应该怎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