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革”后的逆袭与重续

“文革”后期，我身边有这样几个圈子。一是我哥的圈子，有工人(唐继智、俞巴立等)，有知青(孙志远、姚庆如等)、有知识分子(袁铁山、张玉纲等)，有刚出狱的政治犯(周国辉狱龄七年)。他们散居南方各省，却不知如何串成了一堆。

他们在吃了上顿也不一定有下顿的年月，一起对西方思想发烧。“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这就是我对唐某的一点记忆，曾写入一篇散文。[2]

另一圈子由文学爱好者组成。其中有莫应丰，正在写抗议“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故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知情者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薜浩等既紧张又兴奋，凑粮凑钱支持其写作，常长谈于密室或野外，形迹鬼鬼祟祟。北京出现“民主墙”后，他们终于钻出地表，以“四五文学社”的公开旗号，在省城最热闹的大街上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呼吁为“四五”天安门运动平反，谴责地方长官在“真理检验标准”讨论中的沉默……构成了当地轰动一时的事件。

当时各地都有这样的“圈子”，后来在北岛(北京)、钱理群(贵州)、徐友渔(四川)、王绍光(湖北)、张志扬(湖北)、张木生(北京和内蒙)、王鸿生(河南)、朱学勤(河南)、多多(北京)、徐晓(北京和山西)、宋永毅(上海)、王希哲(广东)等人的笔下留有痕迹。当事人想必记得清楚，“保”和“造”的界限在此时渐次消溶，民意出现高度的趋同化。即便是一些前造反派对官员仍存抵触，但对发展经济、开放文禁、革新政治(取消出身歧视、提倡法制与民主等)等，都觉得很对胃口。这样，人人都是变天派，从“四五”天安门运动(1976年)，到中共11届三中全会(1978年)，整个国家几乎实现了一种左右会盟和朝野协力，推进了最大公约数的政治转轨，整个过程低震荡、小阻力、微成本、零死亡。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倡言的“武装起义”，拿到会议室外就风吹云散，没有人愿意真去舞枪弄棒。相比之下，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一直被誉为资产阶级和平革命的典范，尚有威廉大军1.4万人和五百艘船舰远道西征和兵临城下，而中国这次历史大转折以轻易、快速、整齐、全方位的方式实现，不费一枪一弹更像奇迹。

然而，这还是革命吗?

取消“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恢复旧秩序，甚至“一改改到解放前”，重新讨论市场、资本、私有制、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这几乎是对革命的全面逆袭。有意思的是，这种逆袭的思想武器、精神能量、斗争经验、运动形式、个人风采等却又无不来自既有记忆，与其说是革命死亡，不如说更像革命变体。上述那些圈子里，人们开口多有马克思主义语录，唱得最多的是《国际歌》。文史哲知识大普及，还有全球视野和抱负天下的炽热能量，显然也来自“文革”中官方主导的理论训练，包括中苏两国之间长期的笔墨论争。俭朴生活、暗号接头，紧紧握手，赋诗言志，秘密制作文宣，决然抛家别子，被捕时昂首挺胸，在红旗、山河、纪念碑、游行队列前心潮起伏……这些流行形象出自小说和电影，有“赤匪”、CP、青年近卫军、西班牙“国际纵队”乃至俄国12月党人的影子。“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语)，现在人们把这种句式送给“文革”再合适不过。

需要提到一篇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3]被中央理论期刊《红旗》史无前例地转载，成为一时舆论热点。故事是这样：农民冯幺爸要为两家孩子的一次纠纷提供目击证言，但不敢得罪肇事一方的罗家，也不敢得罪袒护罗家的曹支书。

在梨花屯乡场上，她(罗家――引者注)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因为她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得罪了这姓罗的一家，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你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

因此，冯幺爸一开始只能叹气，搓手，咧嘴假笑，装傻充愣，支吾搪塞，在屋檐下双手抱头久蹲不起。情节的转折点是，随着罗、曹两方的威逼或辱骂，他终于说出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不消哪个说，(我)就像一条狗!……我穷得无法――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

他这是怎么啦?人们很诧异，都静下来，望着他。“去年呢，”他接下去说，“……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几百斤，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有几十斤糯谷，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几个粽子耙。那时呢，洋芋也出来了，……那几块菜籽，国家要奖售大米，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季，田里的水是满荡荡的，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

权势一方要求他别东扯西拉绕弯子，于是他接下来的一通怒吼更不着边际：

“我冯幺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这又怎样?买!等卖了菜籽，就买几斤来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你又怎样?……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

原来他这是给自己打气。依靠农村承包责任制，他突然发现自己吃饭和吃肉都不用求人，那他还怕什么怕?他终于在权贵阶层面前找回了一条挺直的腰杆，说出真实的证言，不仅让在场的乡亲们瞠目，连自己也暗暗吃惊。

1978年冬，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是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1978年冬，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是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资料照片)。

这一个短篇赢得满堂彩，显然是触碰了一种普遍心结。责任田不仅找回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冲破一种压迫性体制，帮助人们找回了平等和尊严。与这篇小说几乎同期的电影《牧马人》(张贤亮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等)、《太阳和人》(白桦等)、《黄土地》(陈凯歌等)等各有得失，但无不宣示对人民的深情，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如果这些宣示都出于真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它恰恰是国人所熟悉的革命价值观，显然超越了什么西方记者笔下那些重新攻破中国的“家用电器”。

当我成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走入大学校园，对革命的逆袭和重续正暗中交错。来不及贫富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分配的滞后现象，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普惠的市场经济。动不动就贴大字报，是“文革”余习，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西方的民主。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美国白宫南草坪，如盟国英雄一般接受欢呼，被电视节目主持人热情洋溢地介绍，普通中国观众从新闻片中看得更多的，是太平洋那边闪闪发光的车流、立交桥、摩天大厦、航天飞机、自由女神、海边冲浪与帆船、漂亮的妈妈和孩子。几乎无人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效果图就该是那样――美国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

我们要什么?全要!

什么时候要?现在!

法国大学生1968年的口号，差不多就是此时国人的心声。事实上，在后来数十年里，如果只有西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没有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愁苦;如果只有炒楼者们的日进斗金，没有千万青年“房奴”的蜗居;如果只有上流人士乐颠颠的性解放，没有众多农民工的性饥渴和少女卖身;如果只有汗如雨下的劳动致富，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拼爹”;如果只有举世瞩目的GDP数据，没有河水发臭、毒霾笼罩、土地沙化、假药杀人;如果只有出境游客在境外高档卖场的大举扫货和各大城市的中央金融区CBD，没有河南的“卖血村”和甘肃的“乞丐村”……总之，如果只有市场和资本之利，中国人全心全意学美国赶美国的共识必定毫无争议。

知识界日后的分流，其实源自现实的撕裂。我家以前的一位保姆，全家四口同时在一个国营造船厂下岗，顿时陷入了生存恐慌。我所在单位的一个打字员，全家竟有七人同时下岗，以至这个小妹的职位在互联网出现后无论如何多余，大家也不忍心让她成为第八个。月薪仅180元的保洁工，居然也有很多人抢着来做(1998年)。我与作家蒋子龙乘车经过南方某城市一条街道，黑压压的妓女沿途相逼，堵截出一个长长的车队。她们又是敲车窗，又是拍车顶，乒乒乓乓响声四起，好几只小手伸进车窗缝里抓挠。“老板，半价呵，便宜呵。”“哥哥，有发票呢。”“赊账也可以的，今天先打一个感情炮吧。”……

一位女作家说到这些妓女，不以为然地耸耸肩：“那有什么?人家愿意呵，以前想卖身都没机会呢。”

另一次，说到大批失业者，一位从国企老总转型为私商的朋友挤一挤眼皮，笑眯眯地开导我：“放心吧，再过一二十年，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中国的现代化就轻装前进了。”

还有一次，一个著作众多颇负盛名的青年思想家，名头越来越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坚称：“没有比‘平等’更矫情的概念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

……

这还是革命吗?这些人与我有私交，因此说得直白。感谢他们的直白，卸载了话语包装和学理经营，让我一睹真心，并获得某种文字嗅觉。在我此后的经验里，很多文章就是这样，需要读，更需要“嗅”。如果读者能从口号、知识、修饰语、详略取舍、句法结构、标点符号中嗅出一个大活人，当然不难“嗅”出一些雅士好谈的“身体”，是嫖娼的身体却不是打工的身体;一些书生好谈的“文化”，是老爷的文化却不是工匠的文化。窥视豪门的读物到处畅销。炫耀门第的读物备受热捧。广告上充满了“VIP”、“富豪”、“皇家”、“御园”、“贵妃”、“领袖”一类金堆玉砌的猛词。某些社交场合开始流行时装、名表、豪车、珠宝、古董、高尔夫、列车高包、私家游艇等话题――在这些圈子里，不谈最对的，要谈最贵的。很多奢侈品哪怕不实用、不值当、买不起，也须提前一步全心向往热烈讨论。有人若在此时说不上道，一定很没面子。一个人哪怕再穷酸，哪怕还在为儿女的学费发愁，在这里也得抖擞精神，全神贯注，神采飞扬，挽起袖子上阵，摆出一付候补贵族模样。他们学成有望，每根神经都在预习奢靡，每一丝肌肤都靠拢组织，预支上流社会的阵营感和团结感。

〈乡场上〉引起的举国喝彩顷刻间被遗忘。

这里不妨回过头来稍加比对――

如果平等只是一个“矫情的概念”，“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那么以曹支书为代表的一伙强人何可指责?

如果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利好是“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那么以冯幺爸为代表的一帮穷鬼何须同情?

如果连一位献身于女权主义的作家也认为，妓女卖身的自由是社会进步应有之义，甚至是对穷人的一份最新赐福，那么卖肝卖肾的自由，卖儿卖女的自由，卖身为奴的自由，卖身殉葬的自由……是否都应被穷人们感恩戴德?是否理应受到工商局、公安局、法院的全面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挺直的腰杆莫非是骨质增生，骨形畸变，草民们可笑的多动症?

很多人大义凛然众志成城埋葬“文革”，一转眼却把刚刚找回的平等弃若敝屣，把刚刚迎回来的父老乡亲视若草芥，为“文革”中最不可接受的东西还魂。“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