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文革”记忆

（一）饥饿煎蛋

儿时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饥饿与寒冷。在高中时有一天学校组织看一部反映卡尔・马克思在伦敦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而艰苦奋斗的片子。当时整部片子的情节现已基本退出了记忆，惟独一个情节至今记忆犹新，仍历历在目：剧中表演一天晚上，一些工人领袖到马克思住所，为人类解放谋划至深夜，在大家饥肠辘辘时，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非常惭愧地从厨房拿出了煎鸡蛋给工人们吃。剧中以此情节作为马克思艰苦生活的佐证，以烘托他伟大的无产阶级情怀。当时看片的我正因饥饿而致满头冷汗，双腿乏力。当看到燕妮捧出煎鸡蛋时我竟一点也体会不到艰苦，相反羡慕以致垂涎欲滴。心想马克思艰苦到吃鸡蛋来谋求无产阶级逃脱剥削的伟大解放，而我们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却只能忍着饥饿看他艰苦得吃鸡蛋，这是什么样的革命与解放啊？

多少年过去了，我仍偶尔在追思来路的艰辛时总免不了想起这一反衬鲜明的情节，从中回味出许多不可言说的滋味。

（二）吃饭与劳动

农村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场景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了。那种吹哨（或敲锣）出工，排队下地，统一休息，列队休工回家的日子可能永远成为了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史料。然而有些零碎的记忆，甚至就是在当时也是微不足道，或者习以为常的事，多年后居然仍常浮现脑海，历历在目。

生产队劳动都是听命于生产队长的安排。孩提时代的我以帮家中扯猪食为主业，于是也经常到父母劳动场所附近去。在大山中生活的孩子，毕竟离父母近一点能让父母放心一点，自己也感到更安全一点。这样一来就让我有几次看到了生产队长在社员们劳动的时候离开劳动集体，独自抄附近的小路回家的事。这当然也算不了什么事，谁没有个这事那事需办的，更何况他是队长。刚初几次我也不以为意，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引起了注意。我发现生产队长常常将队员领到劳动场地后，一块工作个把小时，他便借故离开，过一个多小时后队员该收工时他红光满面，饱嗝连连地回来了。到劳动场地后，他各处走走，点点劳动人数，随后走到一处高地，吹一声哨子，举手在空中一挥，拉长了声喊一句“收工罗！”队员们扛了工具匆匆依次成自然队返回村去。

队长如此离开劳动场所难道社员们不知？我带着疑惑曾问过父母，但被一句“小孩懂什么？好好扯猪食，大人的事不要管也不要乱说”给封住了嘴。从那时我就带着疑问悄悄观察队里的生产情况，发现每天劳动开始队长在时，社员们干劲十足，劳动场地可谓热火朝天，但一会队长遛号了，队员们便心照不宣地先放慢工作速度，再就一些人闲聊着，进而有抽烟的放下手头的活在田间地头一坐，这样一会就见大家都放下了工具三五成群地坐到了田头，有的打牌，有的打盹，女的做起了针线活。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队员陆续又拾起工具到地头干活。不久队长也就回来了，大家也就该收工了。队员与队长简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来去劳休高度默契，真是各取所需，各行其便。难怪谁也不抱怨谁，谁也瞧不见谁的所为。

然而队长中途离开究竟干什么去了？这仍困扰我，于是有几次我就借故悄悄跟着队长，发现他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无非是提前遛回家吃饭。吃完饭返回工地叫社员收工后，他就跑到自家自留地劳动去了。这种从集体收工后到自家自留地劳动在六七十年代农村是普遍的现象，队长也只是把集体劳动时间用来吃饭，而把吃饭时间用到了自留地上。

（三）早收了三、五天

青黄不接中饥饿的村民终于盼到了稻子七成熟。本来再等个三五天稻子便可全熟，但辘辘饥肠吞蚀了村民们等待的耐心，于是他们就选了一块公认最熟的稻田，聚集了全村劳力下田收割。这是个喜庆的日子，村中因饥饿而面色泛黄的孩童都兴奋地将体内不多的血液涨到了脸上，大家成群结队地围在稻田边追逐戏嬉。大队干部也总能准确地掌握到村中割稻的消息并及时赶到割稻的田边，以对村民和国家负责的态度急切地喝止村民失去耐心的举动。于是村民纷纷向其求情诉苦，有的村妇甚至在田中哭泣，村队长出面跟大队干部交涉，最后往往是几个村干部半恳求半硬拉地将大队干部拥回村中。接下去是村干部们杀鸡、捕鱼、买酒、煮茶，直到下午醉醺醺的村干部陪着一样醉醺醺的大队干部出村。这时村中那块田的稻子也该收割完了，村民们十几斤或几十斤一户地总也能分到家了。一个个村民诚惶诚恐地拧着十几斤或几十斤稻子回家，一路行来却似犯了什么法一般地躲躲闪闪，然而总有那么几个不幸的人与正由村干部陪着出村的大队干部狭路相逢，于是村民就如小偷般将稻子藏于身后并侧身路旁，待一行干部走过，再如遇大赦般跑回家去。大队干部这一路行来总借醉大声地训斥跟随身后的村干部：以后再不能这样割稻子了，都眼看要熟透了，这时收割损失太大了！村干部一路唯唯诺诺地聆听，一路战战兢兢地陪同，直到将大队干部送出村口。其实村民何尝不知稻子早割三、五天的损失，那可都是他们的血汗啊！但饥饿压过了耐心。割了这一丘，每人有了几斤，别的稻田就算赶着他们去早割，他们也是决计不去的。这在我当时儿童的心里都是个清楚的理。

（四）抓“投机倒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忽一日上午，约摸9、10点钟，村中闯进了两个荷枪实弹的邻村青年，他们一进村逢人便问：“刚才是否看到一个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的男人跑进了村？”在得到对方否定的回答之后，他们仍不无怀疑地反问一句“真没看到？”。在他们从村北问到村南，又从村南返回村北后，整个山村就如平静的塘水中投入了一块巨石，一大群留在村中的男女老少都涌到了村口好奇地将两个青年围在了核心，各种疑问淹盖了青年的答音。经过好一阵沸腾后，断断续续人们才从青年的回答中理出个事情的梗概。

原来这两个闯进村来的青年是邻村水晶坪大队的基干民兵。他们在昨日抓到了一个到村中收购生烟的“投机倒把”分子，昨夜将他锁在大队部一间空房中，今天早上受大队干部派遣由他俩将那人五花大绑武装押送到公社去审判。在路上，那投机倒把分子说要解大手，两民兵无奈之下只好给他松了绑。那人走到一偏僻处半天不见出来，两民兵感觉不对，上前去查看，结果自然不见了人。于是他们便紧急追踪，一路搜寻。有一会他们看到那人翻过一山顶时露了形，一民兵举枪射击，但正巧是哑弹，让投机分子得以侥幸脱逃。但从他所逃线路方向可以断定进了我们村。

村民一方面新奇地听着这真切的故事，一方面在相互询问交换着可能的情况。对于封闭得有个生人路过都会招来一阵议论的山村，闯入一个“坏分子”那自然是爆炸性事件。于是全村自觉地行动起来：先是村干部挨家挨户地询问，继而是荷枪实弹的民兵从村头到村尾的搜寻，最后是召集全体村民开会，发动大家互相揭发检举。这一来还真揭发出几个匿藏嫌疑户，于是村中马上一批人被隔离，一批人被指令在家不得外出，更多的人心存忐忑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到夜幕降临山村时，公社干部带着武装人员经过二十余里山路的爬涉也赶到了村中。马上村中各主要路口被布置了岗哨，村民被警告在晚上不得外出，否则被打被抓后果自负。全村在夜幕中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中。接下去几日村中弥漫着让人窒息的寂静，人们连平日彼此的交流都尽力避免着，村民人人似乎都被监视着，而人人似乎又都在提防监视着别人。

终于有一日传来那个投机倒把者因耐不住对家的牵挂而在偷偷回家之际被无产阶级觉悟极高的人民群众告发，让英勇的人民公安战士抓获。村中的戒严被解除了，村民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秩序。

（五）收缴资本主义毛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修水利、建林场是治山治水、战天斗地的主题项目，于是每年农闲时村中的劳动力就分成两批，不是上山就是下江。建林场通常是将自然林伐掉种上生长快的经济林，我们当地主要是种杉树。据说这种树适于当地土质生长，十几年就可成材，且树直耐腐，于是我们当地政府恨不能一夜之间将所有的山都种上杉树。我们当地较大的山叫黄花岭，属五岭山脉中都盘岭的一个分支，山不大，方圆也就一百多平方公里。这山因位于几个公社的交界处，自然成了各乡争地盘建林场比治山成绩的大赛场。于是每年农闲时，植树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上。树种下后就得有人去看护，于是各村每年都要抽调几个劳动力到山上去长年驻守护林。

有一年轮到了我父亲，春节后不几天他便打包挑米上山，一去就是两个多月，直到粮食快吃完时才又回村挑粮。回家后父亲说山上基本没事可干，想种树又不是季节，各村去的人基本上是雨天打牌下棋，晴天下江捉鱼、进林捕鸟，而他既不会捕鸟也不会捉鱼，对打牌下棋也没兴趣，真是闲得慌，好在每人只轮一年，否则不闷出病来才怪呢。转眼到了十月，这是山上毛栗（一种野生坚果）成熟的季节，父亲有次回家就很高兴地带回许多山上采来的毛栗，不过那是趁天黑悄悄带回家的，因为怕白天被村里人看见说他在林场不好好劳动而只想着私捞（干私活），那样就有可能挨批评甚至被扣工分。我们在高兴之余只能偷偷地吃，仿佛这毛栗是偷来的一般。

又过了一个多月，父亲回来了，但这一次什么也没有带，进门后就沉着脸闷闷地谁也不答理，直到晚饭后在昏黄的灯光下才听父亲悠悠地道出原委。原来父亲在林场闲得无聊时在山上采了不少毛栗，除上次拿回来的外又采了些，有一天林场准备派人去县城采购些物品，父亲突发奇想欲借机到县城去卖点毛栗，于是主动请缨揽下这趟苦差事。从山上林场到县城往返有六十余里，并且多半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平日因无人愿去而常通过抓阄来定夺，这次父亲主动前往还真让林场同事们感动。我父亲本来身体较差，然而为了能顺便卖点毛栗，别的就没考虑了。在那年月能有点东西到街上去卖是很难得的，当然也是很冒险的。于是父亲天不亮便持手电筒挑着担子上路，待太阳出山时他已走下了黄花岭来到临乡大贵大队，正在他兴匆匆地往县城赶时，碰到了大贵大队集体出工，不知哪位有意无意地说了句“这么大早的这人挑着一担什么往街上赶啊？”父亲一听就感觉可能要坏事。果不其然，马上有个自称是大贵大队干部的人就上前来追问我父亲所挑何物、将往何处、想干什么，等等。那个时代人们的警觉性真是强啊！这一连串的质问早让我父亲应答不暇。我父亲本是个不擅言辞，更从不说谎的人，经此盘问就吞吞吐吐地将原委如实说出了。这样一来那位队长马上端起了一副教育救人的嘴脸大声训斥：“你阶级觉悟太低了！看林场还私自采毛栗，采了吃了也就罢了，还欲借上街购物之际去卖，看来你这个同志中资本主义流毒很深啊！为了挽救你，我代表党和政府今天就没收你的资本主义毛栗了。”说着就夺过了我父亲肩上的担子，向围过来的群众分发起资本主义的毛栗来。当然也有不忍心的群众走过一边去不上前领毛栗，但他们只有沉默，没人敢出来替父亲说句情。分发一通后那位队长将剩下的一多半连担子挑了就往家走。我父亲一看林场购物的箩筐都要丢了，这才上去拉住苦苦哀求，请他高抬贵手并保证改过自新，队长这才将箩筐留下，把剩下的毛梨用脱下的衣服包了回家去。临走的时候那队长还义正辞严地告诫我父亲，回林场后一定要好好改造，对这次如何处理他将汇报到公社再研究决定（其实大贵与我村还不是同一个公社）。可以想见我父亲这一天是如何沮丧地到街上去购了物品回到林场的。回林场后父亲一连几日无精打采，最后还是回家来探探虚实，看是否已经通知到村里，或是已对自己作出什么处理。回村后他发现还如往常，村干部也没来找他谈话，估计没有告到公社，或是公社还没顾得上处理。父亲在家住了两日又忐忑不安地返回了林场。

在那年月公社干部对社员可以说拥有生杀之权，这种“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可大可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