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成了逍遥派：虞友谦研究员访谈

访谈时间：2006年4月12目

被访谈人：虞友谦研究员

访谈人：董国强、梅雪盈

访谈地点：虞友谦老师家

虞友谦：江苏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员。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江苏省哲学史与科学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虞友谦：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们正在溧阳果园参加建校劳动。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到底有什么斗争我们不知道。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这些底层的小人物已经习惯于随大流，丝毫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思考，甚至没有明确的自保的想法。

6月2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当时我们班大部分人都出去掏黄沙去了，因为要建校盖房子，需要大量的石头和黄沙，只留下我和其他7个人在家里劳动。我们在家的8个人听了这个广播之后，就在一起议论，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说：“我们要紧跟中央的精神，北大写了大字报，我们也不能落后。”于是就由一个人起草，写了一张赞成支持北大的大字报，大意就是说南大也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并就南大的具体情况，谈了南大文革有哪些不足之处，一共提出了八条意见。写完以后我们八个人都签了名，然后就贴出去了。

匡亚明当天晚上就坐着车子赶到溧阳来看大字报。当时溧阳分校条件很差，也没有路灯，他就打着手电筒一张一张地看。学校政治部的人在旁边陪着他看。匡校长非常激动，一边看一边随口就发表了一些评论：“这是一株毒草!”“这一个是折中主义!”“这个是……”旁边政治部的人告诉他这个学生是哪个班的什么人。他说：“这个学生我知道，她是一个小宋美龄!”

当时我们听说匡校长来了，在看大字报，心里很不踏实。但又不敢靠近，就站得远远地在那里看。不过他和政治部干部谈的有些话我们也听见了。听到他的这些评论，我们意识到闯了大祸了，感觉到可能又恢复到1957年“反右”的情况了。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还比较老实，只能自艾自怨，以为这下子完了，肯定和当年右派学生的命运一样，或者退学或者下放劳动。而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尤其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非常想不通，表现出很强的抵触情绪，有绝食不吃饭的，有不睡觉的。几天下来，我们都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了。

哪知道经过几天的折磨之后风云突变。江苏省委派了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代表省委来看大字报。他看了大字报以后说：“这些大字报都写得很好啊！”当时匡亚明不在分校，学校政治部的干部听到戴为然的话以后都傻了。

接着就有人悄悄地跑来告诉我们这些写大字报的人，说省里面戴为然部长说了，大字报写得很好！但是我们不敢动，我们不知道谁对谁错，心里没有底。所以煽动了一天，学生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省委后来就继续派人煽动。那么总会有胆大的，就是那些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他们就第一批站出来控诉，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受到匡亚明迫害……就把溧阳分校的火弄起来了。

到了6月10日左右，忽然来了一个紧急通知，让分校师生全部回本部。南京军区派了几十辆大卡车把我们全部拉回来。回到南大的时候，本部学生全部在汉口路两边夹道欢迎，把我们看作凯旋的英雄。进到校园里之后，南园8舍的一整面墙上贴着一张很大很大的大红纸，上面有几个很大的字――“光荣榜”，底下是我们这些在溧阳分校写大字报的人的名单，全部都是用金粉字写的。

当天晚上就在学校大操场召开大会。一开始主席台上方的横幅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在开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有人爬梯子上去把横幅拿下来，又换了一个新的横幅，内容已经变成“打倒匡亚明”了。

南大的火烧起来以后，省里面就派工作组到南大来。当时省委就是要稳住局势，把匡亚明抛出来也是为了稳住。当时除了匡亚明，还抛出了吴天石、陶白……等人，就是当时所说的“死老虎”。第一次省里面派省委常委汪冰石来南大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结果很快汪冰石就控制不住局面了，因为不断地有北京来的学生煽风点火。于是省里又派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来。那时彭冲在省里属于比较能干的干部，结果他来南大领导运动，很快也控制不住了。

当时作为我个人来讲，可能是因为学历史的关系，出于专业的敏感性或者说本能，往往不满足于表象的层面，于是不断地结合自己的境遇与当时的事态进行反思：我想从一开始我并没有任何要反党的企图，结果莫名其妙地就变成了一个“反党分子”；后来也并非我觉悟很高，就因为别人讲一句话，我又上了“光荣榜”。所以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这些人根本左右不了这个局面，整个运动都有人在后面拉线条，就像操纵木偶一样。所以后来我就对运动冷淡了。

最初我参加了省委支持的“黑字兵”。那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想法而加入的，因为我们在溧阳分校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是省委把我们救出来的，所以很自然地，省委工作组来了以后我们就跟着他们跑。最近我见到九十高龄的戴为然，还对他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你当年在溧阳分校把我们头上‘反党’、‘右派’的帽子摘掉，后来的境遇不堪设想。”他笑笑说：“不用感谢我，也不必怪匡老，当时大家对老人家（指毛）的意图都不清楚。”

我加入“黑字兵”不久很快就退出了。这中间有一个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校园里到处都在辩论。辩论的什么呢？ 就是有一批人接收到北京来的信息，就在那里鼓动大家起来造反，要把江苏省委搞垮；而我们这一批人是省委保下来的，我们就反过来要保省委，就在辩论中呼吁大家支持、拥护省委。当时我代表我们这一派参加辩论，某次辩论后，听众当中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人主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然后他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对我说：“我刚才听了你们的辩论，你什么地方讲的很好，什么地方讲的不太好，你应当怎么讲……”他就教我怎么讲。我就问他是哪个系的？他告诉我说他是省委的，还把他的工作证掏出来给我看了。乖乖！我这下才意识到，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举行辩论的地方，总有一些陌生面孔的人在听辩论，有的还做记录，有的还在拍照片，原来都是一些省级机关的干部和便衣警察啊！原来我就隐约有一些不好的感觉，现在有了这个心，我就注意观察。果然不错！这样后来我就不参加这些活动了。我感觉到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而且作为个人，在那个权力大动荡里面是左右不了局面的。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在文革期间的道路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我后来就成为长期的“逍遥派”。他们两派之间贴大字报也好，搞大辩论也好，我有时也去看看、听听，但是我自己就不写大字报了，也不参加辩论了。那么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持一种所谓“观剧的立场”，有时就看得比较清楚，所谓“旁观者清”。有的事情一经回味，不免哑然失笑。

当时学校里“主动参与型”的人不少，在学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应该说这其中有不少人是真心“干革命”的，十分卖力、十分虔诚地“保卫毛主席”。但毫无疑问有许多积极参与的人抱有各种个人的目的。比如有的人家里条件比较差，再加上自己品质不好，通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去“造反”、“串连”，结果“油水”捞得很多。最典型的是当时一个一年级的同学，他利用“造反”敲诈勒索，后来被抓起来了。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条件困难，平时生活很艰苦，也没有什么好衣服，结果从外面“串连”回来的时候，全身上下全是新的，包括皮鞋呀什么的全是新的。所以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吃饭又不要钱，还可以到处游山玩水！”这样的人大概有相当的比重。还有的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捞取一点政治资本。那些人本来没有什么机会的，现在利用“造反”取得了一定的权力与政治资源，各种机会就比较多了。这个都是我从侧面能看到的。

当时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尽管我们班上的同学之间是有派性的，出去跟别人辩论的时候也很激烈，但是回到班上，大家就又都客客气气的，和睦相处，谁也不讲谁。偶尔讲几句观点不同的话，也不争吵，最多说一句“咱们骑驴看唱本！”这是我们历史系跟其他系不一样的地方。我知道南大有的系内部闹得很凶的。我们系里，闹呢也有一些，但是不太严重。可能是以前有一些个人恩怨，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协调，平时也没有机会发泄，正好有这个机会就相互发泄一下。所以这个文革，高层有高层的账，他们算他们的账。下面各个层次有各个层次的账。他们的账是不同的，目的也不一样。问题是高层“算账”非得把全国上下都拖进来陪着一起算，这大概就是属于政治斗争的奥妙了。

我成为逍遥派以后，就不大参加他们两派的活动了。那么整天没事干也不行啊！我就自己找点事干干，就去抄书。后来我对中医有一点了解，就是那个时候抄《本草纲目》抄的。抄书抄累了，就出去走走，看看大字报，听听辩论，看看热闹，也作一些思考。

有些集体活动也还是参加的。比如“忆苦思甜”。“忆苦思甜”属于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构成一种神圣的基调。只要是谁在“忆苦”，革命的光环立马在他头上显现，其他人都会对他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因为当时似乎有一种共识：出身愈苦则意味着革命性愈强。因此两派头头都不会放过这个表现的机会。但派性无疑是更强的东西。所以经常会出现令人尴尬的一幕：当某一派头头“忆苦”忆得声泪俱下的时候，对立派别却马上刷出大标语声明：某某搞假忆苦，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并随之抛出大批揭露对方弄虚作假的材料。这种情况，我在校园里不只看到过一次。

另外我还参加过一个活动。当时有一些理科学生，包括在南大很有名的温元凯，他们感到这样一天到晚胡闹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就自发成立了一个“自然辨证法学习小组”。这个老温因生病时曾与我在校保健科合住过一个病房，所以彼此较熟悉。他看到我未参加造反派，当时也没事干，就说：“你来当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历史顾问吧。”他们要搞一部“自然科学史”，我就跟他们一起搞，当时搞得很认真，还跑到图书馆作了大批的卡片。但是刚刚搞了两个月，就被造反派的革命积极分子们发现了，他们就贴出大标语，说学校里有一小撮人妄图干扰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勒令我们赶快悬崖勒马，否则革命的铁扫帚就怎么样……结果被他们这样一顿“棒喝”，我们这个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就搞不下去了，不得不散伙。

反正当时大家都干不了什么正事。整个文革期间我一直就呆在学校里面，没怎么出去。有时也回老家扬州，那是因为对我父亲的处境不放心。我父亲是一个资本家。文革初期南京的资本家戴高帽子游街，这在省里面是比较早的，我估计很快扬州也会如此，于是我就给父亲写信，而且回去过一次，告诉他这个运动很快会波及到扬州，让他做好思想准备。但是我父亲丝毫不相信，他说：“不会的，共产党是有政策的。”他还说：“你看到的那些戴高帽子游街的都是些不法资本家，我不会的，我对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实际上我讲了没多久，也就一个多月吧，扬州就开始了，也是挂着大牌子游街，然后是大规模抄家，我家被抄三次，父亲吃足了苦头。

所以在1966至1968两年多时间里，我基本上是脱离派系组织的。尽管两边的许多人都在拉我，但我始终都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到了1968年9月份，我就毕业离校了。

董国强：您是资本家家庭出身，这对您的个人成长有什么影响？

虞友谦：影响很大。不过我家的情况还与一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父亲虽然是个资本家，但他是省政协委员，政治待遇还是很好的。因为他是著名企业家，在当地比较有影响。解放以后扬州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很器重他，曾经要他出来当扬州市工业局的局长。我父亲当时很犹豫，说这个事他要考虑考虑，就没有答应。这个事情以前我们不知道。到文革的时候他讲起了这个事情，我说：“你当初为什么不答应呢？ 当了局长，交出企业，入党都有可能的。”他说：“当时谁知道国民党还会不会打回来呢？如果国民党打回来那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