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文革初期红卫兵杀戮“黑五类”时，国家机器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迫害，谢富治为首的公安部仅仅是配合红卫兵抄家，对红卫兵的杀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同。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或长期徒刑。

“一打三反”与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史反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周毛联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里反窥而见：“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丁注：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1]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学生、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成员杨曦光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共“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的看法。该文在“省无联”内部传阅时被当局发现后上报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政府总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公开点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后，杨曦光等被关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泽东在湖南对“省无联”问题发出指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于是省人保组正式逮捕已被关押一年半的杨曦光等。[2]

此后，全国各地逐渐将阶级斗争的目标指向有“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言论”的组织和个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专案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并不因为刘的死亡而结束，七○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3]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一．三一指示”。

这份文件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中共执政初期的一贯做法：判处死刑需报请朝廷、中央政府批准，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4]文件是这么说的：“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5]这样，判处死刑便无须最高法院认定，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后来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市一级，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这是当局大规模地镇压言论、思想罪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是打击共产党执政前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所谓“历史反革命”。而打击“现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异己，还能恫吓反对派。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年完成的。

“一打”与“三反”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6]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又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7]

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那个“三反”，“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在一个全部商业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度，个别人的贩卖活动根本算不上“投机倒把”。而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极为罕见，无需来一场运动。可是上面说要搞，下面就捕风捉影，胡斗乱揪。譬如□西勉县“三反”搞出了“贪污”现金十六万元、粮票五万斤、布票一点六万米，投机倒把牟利一点四万元的“分子”。文革后复查，全是冤案。[8]

就全国来说，“三反”未成一个运动，所以“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但人们现在还在说“一打三反运动”，本文亦采用“一打三反运动”的说法，恰如一说到一九六○年人们就说“三年自然灾害”一样，其实只有“三年困难时期”，并无“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那么说，说顺口了而已。

“一打三反”在北京

一九七○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的《通知》。该通知（见所附影印照片）首页的上部是两则“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话，时称“毛主席语录”，用的是大字黑体以显示其庄重严肃：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下半页才是《通知》的内容：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

在这份北京市军管会的通知里，首犯是顾文选。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通知里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北京市参加讨论的“革命群众”都相信顾文选“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绝不会想到其“反革命罪”实属莫须有的冤案。

一九五七年时，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该系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先在系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是上台控诉的同学之一。会上，他还批评了某些党的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著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他奉劝某些干部，“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9]

这样，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觉得在北京无处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满后，他还是不能离开劳改的茶淀清河农场。当局说是让他们留场“就业”，目的却是永不让这些人回到社会做个正常人。在绝望中，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就业”的北京大学原西语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当年那场控诉会的组织者。顾文选没有告诉黄他准备逃跑，只是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10]设法逃出清河农场后，顾文选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给了中国当局。成为北京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是一九五七年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沈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布的《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除少数例外，那批人都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行刑前的宣判大会上，行将被枪毙的人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因为要防止这些反革命分子呼喊反动口号。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和别人不同的。他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所以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的人犯中将他挑出，塞进一辆警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后才得知，一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已抵了子弹费。

在北京市公法军管会的《通知》里，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指“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自然应予处决。但他的父亲张仃是中共老干部，张郎郎就是在延安出生的。总理周恩来与张仃熟识，以“缓刑，继续调查”为名替张郎郎保了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