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

谢静宜当然不是谢富治的女儿。惟这种近似于当代宫帷秘史类的传闻每隔数年便又沉渣泛起，被人炒作一番（近者见温相“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对丁某人的评论的解答”诸文）。事出有因，主要的，还是缘自于中共自身披露的公开信息的混乱。

如1992年由中共党史研究室下辖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谢静宜简历如下：

“谢静宜（1939－）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后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清理。”（刘金田、沈学明主编：《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367）。

谢富治是湖北黄安人，该书的谢静宜简历条目又紧跟在谢富治的简历后头，使人产生联想，也就不奇怪了。相信温相先生起始可能也是这一错误信息的受害人？但简历称谢静宜“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也就未免离谱了点。

到1994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集，内收谢静宜所写的《毛泽东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两篇文章，书后，附有其简历：

“谢静宜：女，1935年12月出生，河南人，1952年参加革命，1953－1976年从事机要工作，曾任主席机要员，现为退休干部。”（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回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页535）。

此简历虽短，但因是由作者本人所提供，其出生日期、籍贯资料自然值得信赖。谢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及：“1953年初春，我从军委机要学校（长春793部队）毕业后，到中央机要局工作。1959年担任了毛主席的机要员。”（同上书，页265）。

2001年中，还是那位沈学明，再次主持编写了一本《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其中谢静宜的简历修订如下：

“谢静宜（1935－）：河南商丘人，女。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后，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1958年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后，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1973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沈学明、郑建英主编：《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760－761）。

本来，《从延安到中南海》和《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两书出来后，谢静宜的出生日期、籍贯及早年经历应已清楚，显然，此“小谢”与那“老谢”家并无任何瓜葛。

根据公开资料，谢富治倒是有一女儿谢小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就读于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前，高干子弟最佳去处就是哈军工一类的国防尖端科技院校，这也是文革前中共高层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滕叙兖：《哈军工传》，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页1918）。

“潜规则”是现今大陆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中共党内其中一条重要的“潜规则”就是：中央机要部门不使用任何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是一条铁律。这样，高干子弟有可能去上类似谢静宜就读的机要学校吗？试想一下，在中央机要要害部门安插使用高干子弟，该有多少弊端！如何能保证这些人不会将随时可能接触到的、有涉其父辈利益关系的机密外泄？试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挑的全是清一色的普通工农子弟，道理其实也就很显浅－－毛怎能允许在自己身边有一个党内僚属的耳目？不仅是毛泽东，整个中央高层谁也不会干此等傻事。其实，光是这么一条“潜规则”，就足可以将温相们驳倒。

就“小谢”与“老谢”家的关系，温相演绎出一些与众不同、不可思议的故事，如在“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一文中说到1967年1月19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会后，叶剑英、徐向前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揪斗肖华同志，违抗者，军法从事！’徐向前发出指示：会议记录不准带回家。交给军委办公厅保密局保管。然而，谢富治把记录立刻交给女儿谢静宜，使很多造反派知道了会议的内容！北京军区的郑维山也把会议内容不慎泄露。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肖华在景山东街的住处（余注：原文如此），肖华闻讯逃到总政副主任傅钟的家里，从那里被接到叶剑英在西山的住所。”（“文学城”网站【13】目录04－01－08）。

温相文中所谓周恩来说话的语言，本身就充满了演义的味道，而稍稍了解真实的文革史的读者都会知道，这次会议过程中批肖华，消息的外泄者是与会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可参见舒云：《百战将星－杨勇》，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页272－274），与郑维山没有关系（杨勇随后的被打倒倒与郑有些关系），与温相指名道姓的谢富治、谢静宜更没有丝毫干系。即便假设如温相所虚构两谢是一家人吧，这“小谢”是机要干部出身，是毛泽东的译电员，“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不问”，是机要干部的最基本守则，这么一个会都要外传消息给什么造反派，他毛家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她谢家与肖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凭什么要落井下石，把会议消息告诉外人？还有什么“军委办公厅保密局”。军委办公厅与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其实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隶属总参编制序列，本身并无下属机构，而总参只有“机要局”，可没有什么“保密局”。

本来以为温相先生不过是假货的受害人，这一来，反倒令人怀疑他是假货的贩卖者、批发商了。不过，编故事还得会编，如京夫子、师东兵等就编得似模似样，温相编的却很蹩脚，怎么也说不圆那故事。更令人称奇的是，温相还偏偏爱把编的故事说成不是故事而是严肃的正史，把喜剧、闹剧说成是正剧，把《三国演义》说成是《三国志》，这就更不如京夫子，京夫子大概从来就没有把他的“历史小说”说成是严肃史学著作。

当然，谢静宜自己的简历也有一些问题，如称其“1953－1976年从事机要工作”，这就公然侮辱了曾经经历文革的千百万人的集体记忆。

据一般的说法，谢静宜1968年就随“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也重复了这一说法，但似乎这种说法并未能得以有力的证实。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1969年3月24日上午，中央警卫团81名军宣队员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京大学（此前，组成北大军、工宣队的军队成员全为63军的人）。同日，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报送《关于北大宣传队成立领导小组的报告》，《报告》提出由中央警卫团、工宣队、63军共十三人组成驻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组长为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中央警卫团参加领导小组的是杨德中、王连龙、张跃忠、迟群、谢静宜五人。（《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679）

1969年9月27日，北京大学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为主任，谢静宜为常委之一。1971年5月24日，北大重新成立校党委，杨德中为书记，谢静宜亦为党委常委之一。（同上书，页684、704）

由于公开资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谢静宜1968－1970年间在清华军宣队、革委会任职的情况。清华1969年1月25日成立校革委会，主任张荣温（兼），1970年重新成立校党委，书记为杨德中（兼），1972年1月，迟群任清华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谢静宜同时任校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页281）。

虽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但以谢静宜一个普通的机要译电员身份（虽则是毛的机要员）和相当中专毕业（谢其实在机要学校也只读了一年）的学历，同时担任中国两所最负盛名的最高学府的高层领导，那也是文革时期才能出现的“新生事物”。

1971年3月，在中共北京市“四大”后召开的四届一次全会上，谢静宜“当选”市委常委。1973年5月1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谢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345）。

今年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见该书页196）。吴德以上回忆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见该书页105－106）。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197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圈阅”后通知：“为了筹备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决定成立团代会筹备组，由五十人【1975】目录1975年2月21日）。

以上罗列了谢静宜这么多横跨北大、清华、北京市及团中央（筹备组）的职务（还几乎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不过是就此说明，她在1969年以后并不是“从事机要工作”，至于她当时利用这些职务到底干了些什么，相信经历过文革的千百万人们都耳熟能详，毋需笔者多费笔墨。

1976年10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对谢静宜采取了“隔离审查”措施。1977年7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谢静宜从北京市委除名。同年10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开除迟群、谢静宜党籍的决定》。《决定》指称迟、谢“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市委决定永远开除迟群、谢静宜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以上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页344、353、357）。

惟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北京市档案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关于谢静宜被开除党籍一事与上书说法有异：“谢静宜因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82年11月17日中央警卫团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见该书页345）。

中共官方的正式出版物又一次表现了在谢静宜身上发生的信息混乱。谢的组织关系到底在那里？她是否可能被开除两次党籍？哪一种说法更为可靠？看来是有待有心人进一步予以考证了。

但无论如何，温相先生所谓北京市公安局的“四人帮从犯主要身份认证”（见温相“关于对丁凯文一文《历史岂可任意胡编乱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