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史中的失踪者――北京“红八月”里的“小流氓”

最近，当代达人陈小鲁先生表示要编纂北京八中的文革大事记。我非常赞成此举，但愿意提醒陈先生，在编纂1966年“红八月”历史的时候，不要将把打“小流氓”一事遗漏。我担心这个，是因为在陈小鲁先生为文革中他担任革委会主任期间在八中发生的暴力事件道歉的时候，没有提起打“小流氓”一事，在他的好友计三猛的文章里，也没提此事。但在北京市民的记忆中，清清楚楚记得有这样的事。

八中校友沈宁回忆，他虽然家庭出身很不好，但在学校里从未挨过骂挨过打，但是也目睹了该校红卫兵在校内外的罪行。

“要说红卫兵多少顾及一点同学情谊吧，有一次他们率领全体学生，赶往府右街，冲进一个院门，揪住一个女人，抡着铜头皮带，拼命毒打。我见旁边站个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学，抱着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后来知道，那个同学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他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了，只因为她解放前做过舞女。对那个惨剧，对那个同学和他的母亲，我无限同情，一辈子也忘不了，更觉不能饶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红卫兵们。

破四旧开始后，我们学校红卫兵捉来宣武门的流氓集团紫锦队，在中厅里轮番毒打，说是练习如何打伤人内脏而外部不露痕迹。那天晚上，我从中厅走过，听见一个紫锦躲在楼梯下面哼叫。他被打伤，无法动弹。我看了，实在不忍，便关了电灯，把他扶出中厅，然后拿自行车，推他离开学校。当时心里恐惧得要命，两腿发软。一个反动派狗崽子，救护一个流氓，被红卫兵抓到，两个定要一块打死。从此我就不敢到学校去，好在学校早已不再上课，没人管。”（《我与红卫兵的几次奇怪遭遇》，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博客，2013）

在这里，他明确说该校是成立了红卫兵的，而陈小鲁计三猛等说没有成立。而且，就算没有成立，跟成立有什么区别呢？

沈宁的回忆揭露了八中红卫兵的淫威和他们的另一罪行，就是非法拘禁、殴打所谓“流氓集团”。他作为出身不好本身也处境危险的学生可以救这些人，声称反对武斗的学校革委会主任陈小鲁为什么不能救呢？

文革学者王友琴在她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揭露在八中“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同一时期还打死了学校外边的‘牛鬼蛇神’8个人。”应该包括沈宁所说的住在府右街的妇女，也很可能包括被打死的“流氓集团”成员。

正如王友琴揭示的，在“红八月”的开头的日子里，有一个红卫兵打“小流氓”的运动。

1966年6月，红卫兵“横空出世”，8月从学校走向社会，首先在街上碰到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小流氓”，其实应按当时习惯应称为社会青年。没有那么多流氓。

所说的社会青年，也不是十分确切。他们出身中下阶层，一般学业不好，脱离了小学-中学-大学这个学业链（称为“流失生”），从事第三产业，一般为集体所有的街道企事业单位容纳，其中一些有不良行为如小偷小摸，打假斗殴。少数在街道上结成团伙，称雄一方。

说没那么多流氓，是因为在过去几年，已对这些流落于体制外的人员进行了多次清理。除去劳改劳教这些法外的处置，还施行一种针对青少年的半自愿的强迫劳动（征得家长同意）制度，在1965年集中处理了一批，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又以支边为名送一批人员到新疆劳动。剩下的已经很难横行乡里了。

比较典型案例是南家父子的命运。南保山，西城区居民，剃头师傅，以前曾开过剃头铺，所以可以算作“小业主”。与家庭环境和家长的文化程度有关，他的两个儿子学业都不好，不能进入主流社会。大儿子南鹤龙继承父业，在街上给人理发。小儿子南鹤龄在郊区农场劳动。

文革开始时，南保山已不劳动。南鹤龄的一个“哥儿们”被红卫兵殴打，南鹤龄为朋友“拔份儿”，打了那个红卫兵。

这是典型的冲突模式。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中说了另一例。47中学生唐畏已过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但他在红卫兵辩论会上敢于上台发言反对报家庭出身的办法，被红卫兵批斗殴打，并揪斗他的母亲。他的一位姓袁的哥儿们找到几个朋友，围殴并扎伤了殴打唐畏的红卫兵，惹下了大祸。

有网友总结这个过程：“红卫兵从殴打老师开始，然后冲上社会，先是对所谓的‘黑五类’进行抄家和殴打，最后发展到打‘流氓’，各中学红卫兵还专门成立了‘镇流队’。实际上，演变成了在大街上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拉来暴打。那时，北京的一般老百姓对老红卫兵的作为极其愤恨。特别是老红卫兵带有强烈的‘血统论’色彩，以‘革干’、‘革军’出身的高干子弟为主，本来他们就和平民百姓中间有一道难于填平的沟洫，现在竟有了随便打人的特权。一般老百姓的心情可想而知，但他们在‘红色恐怖’之下，已经到了不敢怒不敢言的地步。这时真正站出来和老红卫兵叫板的，的确是北京底层的流氓。当然，是因为老红卫兵攻击他们在先。”（坚毅的王者，《有关〈血色浪漫〉的材料》，SOSO问问，2008）

这样的冲突被当权者和红卫兵上纲为阶级斗争，使打“小流氓”变成“红八月”里红卫兵暴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畏事件汇报到市委，市委负责人把它看成“狗崽子刺伤红卫兵”，是严重的“阶级报复”。“7月下旬，北京市委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批斗唐畏等3个中学生，唐畏还被判刑。”

穆欣记的日期不对，应该是8月13日开的大会。当时47中学生马波，即后来的老鬼说：“1966年8月，北京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十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座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血与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有了周恩来这个榜样，我们似乎也很难责备陈小鲁。

“小流氓”南鹤龄也被判处15年徒刑，关进了监狱。这反倒保全了他的生命。8月底，他的父亲南保山被红卫兵揪斗，用棒子活活打死。他的爷爷在家中上了吊。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毒打他的哥哥南鹤龙，折磨致死。一个家庭就这样消失了。南鹤龄服刑期满后出狱不知所终。

我们不知道在“红八月”里，有多少所谓“小流氓”被虐杀。在这个至今仍很势利的社会里，这些城市最底层劳动者命如草芥。像南氏父子一家的惨剧，倘不是王友琴女士的着作披露，又有谁能为他们的命运扼腕叹息呢？

陈小鲁在为他在“红八月”里的行为道歉，提到了被虐杀的校长华锦，没有提到打“小流氓”一事。他的好友计三猛曾提到，他们曾抓到一个“专门同红卫兵作对”的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用木枪活活刺死。（《血花四溅染街巷》，一介匹夫博客，2007）

陈小鲁没有为打“小流氓”道歉，也没拿此事炫耀。而他的西纠同事、四中的刘辉宣（礼平）则不然。他毫不忌讳红卫兵的“武斗”，而且声称这一“武斗”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他在一篇《访谈录》中说：“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一件暴行那么简单的事，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件起了历史作用的事情，但人们对此显然认识不足，更不要说有没有认识了。”（转引自李乾《分裂的意识与历史的解读――读礼平先生访谈录有感兼议“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记忆》，58期，2010年）

他没有提到这一“武斗”实为对平民的虐杀，而是强调了他们“打流氓”的丰功伟绩：“就北京的红卫兵来讲，它的暴力活动还有一个更大的事件却一直没有人提及，而这差不多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的最高峰，这就是打流氓。”

“在人类的社会史中，黑恶势力下场最悲惨的时刻应该就是在北京的这半个月中。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可以说尽情的倾泄了我们的暴力。当时北京城里究竟打死了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文革中的武斗命案应该说大多是集中在这半个月中发生的。但就是这样，红卫兵，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国红卫兵，也没有出现那种以残忍为乐事的现象。”

他所说的“龌龊之辈”就是南鹤龄这样的青年。在刘辉宣这样的红卫兵的暴力倾泄之下，这样的青年被打死多少谁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直到今天，刘辉宣们还以此为荣。这样的文字，谁看了不觉得浑身发冷？据我看，只有双手沾满被虐杀的犹太人的鲜血的纳粹分子才能有这样的心态，才能说出这样没有人性的话！

他把这些底层青年说成是“黑恶势力”，但举不出他们的任何恶行，更没指责他们有命案。可是他们自己在“红八月”里，残酷虐杀了大批普通居民。究竟谁是“黑恶势力”呢？

南鹤龄之辈，粗俗、卑微、低贱，沿街流动给同等阶级的市民理发或其他“贱业”以糊口，受到主流社会的冷眼和遗弃，只能靠哥儿们义气互相帮扶求生存。他们别无选择，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和我们，和刘辉宣们有同样平等的生活权利。

我们至今对这一阶层知之甚少。幸好，有他们中的一员，边作君先生的回忆录。

边作君，现尊称边爷，当时是北海中学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原来傅作义军队的军医。他的行止和在文革中的命运如他自己所说：“家被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姐姐、姐夫被打成反革命保皇派。我被按上流氓的名称、通知到校自首，如逃跑就将家中老母抓走关押。我那时十几岁，能有什么流氓行为？既没强奸过谁，也没偷抢过任何人，连在校追逐女同学的事情也没有。只有上课时不服老师的教育，上课时偷吃点食品，玩个小玩具，跟同学小声说个话，做个鬼脸。下课因为小事和同学争吵、打架。就这点事被校方请了家长、停了课。因而在校就落个坏学生的名声到红八月年代时就被红卫兵小将们扣上了个流氓的头衔。”（《当年北京城顽主的回忆》，百度贴吧，李毅吧，2008）当时他只有15岁。

这个边作君，和另一伙伴周长利，后来成为北京街道江湖的盟主。他在“红八月”里为周长利的事和老红卫兵打了一架。周长利的情况是：“家里很穷，全家八口靠父亲一人工资，成分又不好，只因父亲解放前开过铁匠铺，被定为小资本家。这孩子挣了八毛钱回家会把七毛交给妈妈，剩下一毛给弟弟妹妹买米花糖。在外交友很广，能团结人，路见不平爱挺身而出，但从不下黑手，揍一顿了事，若是生在水泊梁山的时代，当有宋江的人缘，林冲的本事。与那些从小上全托幼儿园，认识毛主席先于认识父母，在集体生活和共产主义理想中长大，等待着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大院子弟们不同，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是把忠孝节义的旧道德当回事的，小混蛋痛恨不孝顺父母的人，会替别家的父母教训他们不孝的儿子，跟朋友一起是义字当先，几次陷入困境时都是首先掩护哥们儿脱险，包括那最后一次。这是胡同孩子的英雄主义。”（《边爷2》，《毛樱桃的日记》，豆瓣网，2010）

事出周长利找到边作君求援。他说：“我和老兵无有仇恨，为什么那天有四个老兵，无事生非的跟我打架？我觉得很奇怪。后我细想，跟我有矛盾的只有一个我家街坊7中的杜××。我经过调查，果然是他玩的坏。他家出身好，在学校他是老红卫兵，跟总政、总参大院的孩子们很熟。红八月抄家时他领着头抄了许多人的家，而且打了不少出身不好的。我曾说过他，积点德别老干缺德的事。他记恨我说他了，就让人来找碴报复我。被我打的那四个老兵和后来，来的那三十多人都是总政、总参的老兵。”（《北京顽主边爷酸甜苦辣回忆录》，百度贴吧，2010）他找了几个人，给周长利报了仇。他们和老红卫兵一样，崇尚暴力。

后来边作君流亡在外。他们这帮“小流氓”或死于老红卫兵的皮鞭下，或四散逃亡。直到1968年风声已过，才逐渐恢复，东山再起，和老红卫兵争霸于市。此时老红卫兵也脱离了文革主流，流落在街头巷尾无所事事，再次和“小流氓”发生激烈冲突。他们的面貌已经和“小流氓”没什么区别了，纯系为争夺地盘和复仇的街头斗殴。1968年6月24日，周长利，当时称为“小混蛋”被老红卫兵乱刀刺死。

虽然他们中很多人被取绰号，但总体来说组织松散，不能称为黑社会。评论家解玺璋称他们和老红卫兵的冲突为“北京老红卫兵和北京胡同市民子弟的冲突”。而另一网友把他们确定为“就是在文革初期被臭名昭彰的‘红色血统论’催生出来的，代表那些敢于反抗欺压、揭竿而起的，不再搭理当时主流社会，不再受当时正统观念的束缚和约束，从而坚持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青少年们。”（《兔子念经的博客》，2011）

这种纯体制外的力量，由于缺乏话语权，长期为文革市研究者所忽视。如果没有发言人，他们在历史上犹如星空中的暗物质，不为人知。

除去“边爷”外，还一位作家王山，本来身为干部子弟，八一中学学生，不知什么原因，也入了周长利一伙。他后来担任了北京京剧院副院长，以“四横竖”的笔名撰写了一系列以“顽主”为题的小说，披露了他们和老红卫兵的争斗史。“顽主”是王朔的一部小说名字，被认为能最恰当形容这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