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1973：李震之死始末

一、发生在公安部大院的疑案

1973年10月22日，星期一。

位于北京东长安街南侧、离天安门广场仅咫尺之遥的公安部机关大院，气氛异常。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李震，被发现死于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21日夜间，死亡原因不明。

由于李震的身份十分敏感，得此噩耗，周恩来至为震惊，当即告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政治局委员李先念等，并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破案问题。随后的五天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案情，并听取有关部门侦查情况汇报。会议研究决定：李案破案工作，委托政治局委员华国锋负责，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23日和27日，周恩来两次致信毛泽东，汇报李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1〕

虽得周恩来本人及政治局的高度重视，成立了高规格的专门班子，但在周有生之年，一直未能查清李震的真正死因。到1977年3月即周恩来去世年许之后，在未有任何新材料、新证据的情形下，根据新任部长赵苍壁为首的公安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匆匆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在同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公安部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公安局长以及公安部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批准的公安部党组的报告，向会议宣布：李震系“畏罪自杀”。〔2〕

李震是怎么一个人？他为什么要“畏罪自杀”？他真的是“畏罪自杀”吗？

二、沈阳军区副政委

李震是位居中共开国将帅之列的1955年首次援衔时的解放军少将。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李震的资料空缺。1992年该书发行第二版时补简历如下：李震（1914－1973）河北省藁城县人，一九三六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党组织派往山西国民革命军官教导团，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兵团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以上简历是中性的，没有涉及任何评价，惟其最重要的遗漏是：李震还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选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另据有关资料，李震于1949年2月至12月任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副政委（十二军是三兵团的主力，军长及政委由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1949年10月，十二军进抵重庆，“担负工作队任务”，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由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兼任，李震任重庆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张霖之，中共建国后的煤炭部部长）、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党组书记、重庆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1950年12月，12军奉命离川北上赴朝，李震重返12军任原职，1951年7月，在朝鲜前线升任12军政委。〔3〕

1954年4月，12军奉命回国，隶属华东军区建制。李震调任尚在朝鲜的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主任。翌年1月，三兵团从朝鲜回国接收旅大地区的苏军防务，李震随部返国。1956年10月，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9月，擢任第二主任（第一主任吴保山少将），1964年8月，擢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5年5月后免兼职）。此期间，于1958年增补为军区党委常委（1958年4月－1966年12月），军区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1964年3月－1966年12月）。〔4〕据《将帅名录》简历推算，李震1936年从事学生运动时年22岁，应为大学在校生（沈阳军区的老人记忆中李是清华学生，未能查证）。军队高级干部中，具大学学历者寥寥可数，故此，以“七・七”事变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来说，李震在军队中的升迁十分顺畅，他是当年大军区党委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出身、非红军年代参加革命的常委。沈阳军区的老人回忆说，李为人聪颖灵活，但又不失原则性，政治上有水平，能团结人，在军区大院威望甚高，深得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传珠倚重。〔5〕

三、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1966年，文革潮涌，9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李震任国务院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向周恩来作《关于李震到职和党组成员分工的报告》称，公安部党组成员分工是：杨奇清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李震任第三副部长，党组第二书记，负责常务。副部长的名次排列为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6〕

文革前夕，公安部副部长的排名顺序是：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汪东兴、刘复之、凌云、于桑。1965年11月10日，汪东兴被毛泽东指定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前任杨尚昆，不仅是中共中央委员，且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地位高于正部级，故此，汪东兴升任中办主任后，仍保留副部长的名义显然不大合适，虽然，根据现有资料，未见有汪的免职通知，我们只能依据谢富治9月14日的报告，推断汪东兴此前已不是公安部副部长。至于在谢富治报告中未有列名的徐子荣、刘复之、凌云三人，在李震到任前已先后被宣布“边工作边审查”，到9月份，虽然亦没有正式的免职通知，据谢的报告来看也已不被视为在职的副部长，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而未有正式的免职、撤职通知者，在所多有，类似情况，不足为奇。

谢富治与李震早在中共建国前后曾共事过一年左右，谢其时任二野三兵团政委，李震是三兵团辖下的十二军副政委，因此，后来有人猜测李震调公安部是否谢富治推荐？不过，猜测归猜测，未有史料证实这一猜测的确切性。

谢富治在文革前已是位高权重，1955年授上将军衔，后接替罗瑞卿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革初期，更为灸手可热（至于其人的政治品质是否如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所指控般的不堪，笔者则存有疑问）。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7年1月，主持拟定“公安六条”，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下发。同月，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3月，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4月，任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5月，任北京军区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此外，谢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兼第一、第三办公室主任。虽然兼职甚多，谢在此时期对公安部还是抓得很紧的，李震无论在部内或公开场合，都是以谢在公安工作方面的副手、政策执行者的姿态出现，作风低调，言语不多，且未见其有何出位的言论和表现。

1966年下半年后，公安部原部一级的领导除谢、李外几乎全部被停职，相当一部份局处级干部亦相继被批斗、停职审查。为使公安部的正常工作不致停顿，唯有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填补遗缺。12月3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报告，调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施义之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兼参加党组，周恩来同意。在此前后，又调军队干部四十一人充实公安部。〔7〕

1967年一月风暴后，对于公安系统是否能夺权，中央领导层曾持肯定态度，但很快就发现问题接踵而来，难以收拾。如在北京，先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提出不能由单一组织接管，引发争议，双方大打出手，各不相让。为不让对方占便宜，又各自向中央文革提出，乾脆让军队接管算了。经谢富治请示周恩来，决定军管，于2月11日由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联合发出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8〕以后，各地公安机关相继实行军管。

四、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

公安部机关在军队干部调入成为主导力量后，本身并无实行军管。1968年2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谢富治、汪东兴、李震、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其中，汪东兴是以新的身份进入领导小组，李震、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均为1966年至1967年间调入的军队干部。〔9〕

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部进行彻底改组，新的机构已组成，总数126人（以军队41名干部为骨干），其余全部人员由解放军干部带领，已于2月7日离开机关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学习，揭发批判；二是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101人，逮捕22人，群众看管79人，其中包括7个副部长级干部。7个副部长级干部中，徐子荣、汪金祥、凌云于1967年被逮捕，杨奇清、严佑民于1968年3月被逮捕，刘复之、尹肇之被监督劳动；〔10〕三是指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150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翌年1月19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公安部运动情况简报》，称公安部机构组织进行了初步改革，将原来的11个厅、局合并为5个办公室（即政治、行政、侦破、治安、接待办公室），编制由1200多人减为百人左右。精简下来的1000多名干部，春节之后赴东北佳木斯农场，走“五・七指示”的道路。〔11〕对这两个报告，周恩来未表示异议，并转报毛泽东及中央批准。

五、主持公安部工作

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公安部领导小组7名成员中，谢富治、汪东兴、李震3人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即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谢、汪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此后，两人已甚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由李震主持。到翌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当月7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其中，公安部核心小组由于桑、刘复之、李震、张其瑞、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七人组成，李震任组长，于桑、曾威任副组长，公安部革委会由27人组成，主任李震，副主任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12〕从名单可以窥见，以李震为组长的公安部核心小组，是符合当时“老中青、干军群”“两个“三结合”要求的，原单位老干部以于桑、刘复之为代表，军队干部以李震、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为代表、群众以张其瑞（公安部原十一局一般干部）为代表。至此，我们可以得知，李震调任公安部后，经历了常务副部长（1966年9月－1968年2月）、部领导小组成员（1968年2月－1970年6月）、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6月－1973年10月）三个阶段。而在担任了公安部主要负责人的第三阶段，李震在解放干部、重建队伍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主持召开文革后公安系统首次全国性会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13〕

1971年3月19日，经周恩来同意并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由公安部发出《关于加强秘密侦察力量和使用技术侦察手段的通知》，提出恢复文革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侦察队伍和侦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