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文革旋涡中的38军

对38军的历史，尤其这支部队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多有误传，实有予以澄清之必要。

38军，文革期间的番号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其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1纵与2纵、6纵，合称林彪“三虎”，同为公认的东野主力。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其112师334团的前身，为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暴动后创建的红5军之一部，113师338团的前身，为1932年吴焕先等重建的红25军75师一部。1937年8月，两部分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两个营。112师335团和113师337团，前身亦为以红军干部为骨干组成的115师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该军114师，前身则为东北军111师，1942年起义投奔中共，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三虎”之中，1纵、2纵与林彪的渊源远不及6纵。6纵16师，即后来的43军127师，其历史可溯源至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即中共早年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叶挺独立团”）。1926年，林彪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分配在该团当见习排长，从此与革命军事生涯结缘。

弄清历史渊源，是重要的。不要老说38军与林彪本人如何如何。如果非要说什么林彪嫡系，真正算得上的，只有一个127师。说38军是林彪嫡系，怎么不说它是彭德怀赖以起家的老底子？1纵在东北战场确实打得好，原因一是其基础好，二是林彪指挥得当，与其是否嫡系，并无必然联系。

1953年7－8月，38军返国，集结于吉林省境内长白山地西南端。军领率机关驻通化市内，所辖112师师部，位通化市郊庙沟；113师师部，位山城镇；114师师部，位海龙。1967年2月15日，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21、69、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

21军，由山西移驻西安、宝鸡地区，由北京军区调归兰州军区建制。驻甘肃平凉地区之陆军第62师，归还21军建制。

69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接替21军防务。

38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69军防务，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军委又令：“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21军、69军务于3月5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38军务于3月8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个军的连环调动，牵动大，时间紧。据38军军史称，2月15日凌晨4时许，受领移防预先号令。当日，军部分主要领导即乘飞机先期到达。16日0时15分，受领沈阳军区转“部署调整”电令，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第334团1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从下达预先号令到第一列列车发出，中间仅有三天时间。

所以，据该军军史，可以确切得知，38军调防保定的时间，是1967年2月，而不是在“文革前夕”，时距毛泽东解决北京市委“独立王国”，已近十个月。

38军移驻保定地区后，代号改为4800部队。时军长李光军，年48岁，政委王猛，年47岁，皆为38军的新人。

李光军，江苏睢宁人，新四军――三野出身。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2纵6师17团团长，后任由6师整编的21军63师师长，1956－59年曾赴苏联总参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四年，回国后历任39军副军长、64军军长，1964年由大校晋少将，同年接替邓岳，任38军军长。

王猛，河北盐山人，八路军――二野出身，在二野16军46师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1954年调任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1961年任校政委，正军级。同年二政校撤销，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要求回野战部队，未有正军职务可以安排，降任38军副政委，在所不计。1964年与李光军同时晋升少将，1966年12月，接替于敬山任军政委。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批“华北山头主义”，郑维山说，38军调防保定，是杨成武提议，得毛泽东批准。杨成武此议用心何在？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笔者不好妄自揣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杨成武此举，却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38军的到来，成为杨所支持的北京军区的一大麻烦。

关于保定的军事地位，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难，保定恒先受之”。

上世纪50年代初，河北省会、省军区、69军军部同驻保定。1958年，省会、省军区搬至天津。1966年4月间，中央酝酿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会、省军区再由天津回迁保定。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和69军介入保定地区文革。2月11日，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27个连队，以武力强行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性组织，逮捕1200余人，入狱238人。

38军初抵新防区，于2月24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党委分工，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管“三支两军”，常委、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辅之，并主管保定市支左，挡在第一线。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管军内，对外不出面。

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38军尚无一定之见。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1967年6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八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38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如郑维山1968年1月6日在邯郸炮14师驻地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就说：“农造团头头崔士林，他父亲崔田民（余注：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崔田民利用501狂派（余注：指石家庄铁道兵学院“铁道兵团”），伸向石家庄，是河北的反军罪魁祸首。崔士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为“工总派”核心，是得到38军支持的，陈等讲话虽然都没有明点38军的名，但无形中给38军造成了压力。

惟北京军区各人知道，38军是毛泽东本人批准调至保定。毛泽东、林彪对38军的态度如何，郑、李等人揣摸不透，不好太造次。与其和38军硬顶着干，不如退一步以避其锋芒。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郑、李的报告。

到了1971年1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检讨了此事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不及两载，河北省会三易其坡，也真够折腾的了。事后有人说，这是郑、李故意让38军难堪，此说似乎不无道理。石家庄是63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革委会组成人员中，63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同为副主任，而其他各驻军首长，包括38军军长李光军，则只是常委，这安排本身，就很难说没有亲疏之分。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是郑维山的老上级，现突被撤职，无疑打了郑一记闷棍。郑自顾不暇，稍舒缓了38军的压力。3－8月，中央在北京举办保定两派代表、两军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保定班，学习班长达五个月，在中央的督促下，由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出面做两军工作，两军、两派都各作了一些让步，通过协商，8月中，成立了保定地、市革委会，地区革委会主任，由38军副军长刘海清担任。

10月，李光军突接调令，平调至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李的调动过于匆促，显得有点不大正常。据张云生说，调离李光军是杨成武当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时提议的，杨并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遗补空缺。报至林彪处，林不同意徐信到38军，有意在本军提拔刘海清升任军长，压下了此事，并由此对杨成武产生戒心。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已是在杨成武被撤职大半年之后，内情究竟是否如张云生所言，今天已难以考证。但北京军区不喜欢李光军，应是事实，是刘海清而不是徐信接替李光军任军长，亦是事实。

11月，省军区机关最终随省会搬迁由保定移驻石家庄，38军压力再大减。

1969年，是38军翻身的一年。

2月间，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召王猛到京，当着郑维山的面宣布：保定问题，由38军负全责，北京军区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河北省军区更不要介入。今后，保定问题直接报告谢富治。谢没有说明，这是那一方面的决定，但王猛可以感觉到，不可能仅是北京军区层次的，应该是中央的决定。

这一决定由谢富治来传达，颇为微妙。其时，北京军区政委共三位：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李为兼任，刘常驻山西，实权已向谢转移。同年12月，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作了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为军区党委书记，谢排名于首。谢对38军较为放手、支持，处事似比郑、李公道，事情在向对38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保定成了38军一家天下后，王猛对两派都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7月，38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合发出“七二二”布告，提出了两派制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坚决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强制性措施，8月10日，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十万多人参加，38军、北京军区和保定地、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到会讲话，会上宣判，对抗“三个布告”的两名“行凶杀人犯”死刑。高压态势之下，8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了“三结合”，到10月，收缴武器工作基本结束，武斗工事全部拆除，武斗人员全部返回原单位，武斗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