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业赏：1966年山东大学的“文革”

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大学是最早加入“文革”运动的部门之一。山东大学的文科各系师生早在1965年底就围绕《海瑞罢官》就有关的学术问题开展了讨论，并随着“文革”由学术批判向政治运动的转变而更深的卷入运动，成为1966年在山东“文革”舞台上最为活跃、最有影响的学校。

“文革”伊始，山东大学文史各系师生举行讨论会，围绕吴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海瑞的历史地位，历史剧创作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内容有以下四点：第一，《海瑞罢官》主要宣传了什么？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出戏主要反映了农民要“退田”的斗争，剧作者这样写，是影射1961年的“单干风”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戏剧冲突是由恶霸徐瑛抢劫民女而引起和展开的，处死徐瑛是戏剧的高潮，因“除霸”遭到徐阶和众乡官的反对，海瑞才罢官而去，因此这出戏主要是写“除霸”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出戏通过“除霸”和“退田”等事件，描写了清官海瑞的形象，希冀人们向他学习“刚直不阿”、“言行一致”、“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第二、怎样看待“清官”的问题。有的认为，对“清官”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在本质上他们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又要看到他们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肯定“清官”在历史上采取过一些客观上有利于农民的措施，是应该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清官”虽然忠君，但在主观上也是“爱民”的。历史上无论什么官，都是统治压迫人民的，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清官”起了好的作用，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因此，应给“清官”一定的历史地位。另一种意见认为，“清官”和“贪官”都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利益的卫护者和代表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贪官”是杀鸡取蛋，“清官”是“养鸡取蛋”，其目的都是“取蛋”。还有一些人认为“清官”披着为人民办事的外衣，对人民进行欺骗，模糊了阶级矛盾，延长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因此，“清官”比“贪官”更坏，更阴险，应该全盘否定。第三种意见认为，真正的“清官”是不存在的。“清官”这个概念是虚构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斗志的一种手段，所谓“清官”是封建法律的卫护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卫护者，是不可能有为民除害的清官存在的。第三，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有人认为历史剧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可以有所增删，有所改变，允许艺术加工的，但不能歪曲历史人物的阶级本质，吴晗把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大官僚描写成为贫民利益而斗争的英雄人物，成了农民的救星，这是歪曲历史，美化古人。有人则认为在《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海瑞罢官》是继承了过去清官戏的传统的，而吴晗不过是把历史上的海瑞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罢了。在讨论历史剧的古为今用问题时，有些人认为，在大演现代戏的同时，不能不要历史剧，但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切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有人认为吴晗的新编历史剧不是古为今用，而是古为今害，是借古攻今，借古讽今或借古非今，借古人来发泄个人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有人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以英雄史观为指导，以统治阶级为主体，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为线索，撇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法，采用抽象论证、客观主义的小批大捧的方法，宣传了阶级调和论。第四，《海瑞罢官》是否宣扬了阶级调和问题？有的人认为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否可以调和，那要看怎么理解。如果认为“调和”就是没有矛盾，当然不对；如果理解为统一则是可以的。如封建社会发展了，主要是地主得到了好处，但农民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捞不到。否则就会得出历史倒退的结论。

山东大学进入动荡不安的岁月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的。6月1日晚上，经毛泽东同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张大字报。随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求人们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武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切“牛鬼蛇神”“造反”。之后，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国公布。这一非比寻常的举动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大、中学校引起了强烈轰动。全国各地大、中学围绕对待学校党委的态度开始了激烈辩论并逐步分化。

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播发至少传递了两个信息。一是利用大字报这种形式得到最高当局的肯定。二是地方党委、大学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待“文革”的态度和做法受到怀疑和批判。对北京大学党委的批判引发了各大、中学校学生对本校党委或党支部对待“文革”的态度和做法的思考和怀疑。聂元梓的大字报播发后，在山东的大专院校部分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映。山东大学各系师生分别召开大会，声援北大师生。

如果大专院校的学生仅仅采取写大字报等方式支持和声援北大的造反派的话，各高校党委无疑不会对学生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引起的另一个连锁反应，即由此引起的对本校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怀疑和指责，引起了不同学生群体之间、学生与高校党委及其负责人的冲突。对高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态度又导致了学生群体的分化。北京大字报的广播引发了部分学生对本校党委领导是否存在问题的思考。各校党委根据形势变化，为控制局面，针对怀疑党委和主要负责人并进行指责的学生，采取了分化、压制、打击等诸种对策。学生也围绕对本校党委的态度迅速分成两大阵营，开始了唇枪舌战。

“文革”一开始，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成仿吾和校党委按照自己对“五.一六通知”的理解，把斗争矛头指向属于知识分子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仿照反右派斗争时的做法，把知名教授、教师作为斗争对象。在内部规定好的11个斗争对象中，有10人是教授（另外一人是蒋捷夫历史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副教授），其中党委委员、党委常委一个也没有。同时广泛搜集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材料，并进行分类排队，规定了斗争学生的比例数。文科各系还从学生中抽调骨干力量成立秘密战斗小组，专门搜集教授和青年教师的材料。如政治系，查青年教师的讲稿，开青年教师的专栏，抓住他们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予以批判、打击。对贴大字报的做法，校党委也不赞成，以大字报篇幅有限，写不了多少字，不说明问题、浪费、不好收拾等等为理由，提出“要写小字报”、“不提倡大字报”。因此，校园内大字报起初很少。6月1日晚，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广播，在学校内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山大师生发数封电报给北大聂元梓，表示坚决支持所谓北大革命派。同时，运动关注、斗争的对象也悄然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一般教授、教师开始转向学校校、系两级负责人。具体负责文化革命的山大副校长吴富恒和公开反对写大字报的中文系主任章茂桐，首先成为大字报攻击的目标。章茂桐在5月27日中文系、数学系、政治系三系召开的声讨余修大会上公开主张“最好不要写大字报，因为有些事情大字报写不清楚”；吴富恒在批判《海瑞罢官》时主张进行学术批判而不是政治批判以及与余修的关系，早在5月17日就有电子系学生对他的五四报告提出尖锐批评的大字报（当时大字报被扣押）。在此局面下，校党委为缓和矛盾，控制局面，6月2日上午派校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周通到山大新校区，向学生干部宣布“党委关于撤销章茂桐中文系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和组员的职务的决定”。说“不贴大字报”完全是章茂桐个人的意见，与党委无关。并说这一决定是校党委在5月31日做出的。但是，大字报并未因此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几乎贴满了整个校园。大字报重点揭发吴富恒和章茂桐的问题。中文系一年级的10位学生贴出《吴富恒引狼入室居心何在？》的大字报，揭发吴富恒与余修的关系。与此同时，揭发校党委主要负责人成仿吾、孙汉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人的大字报也开始出现。

面对这一情况，山大校党委迅速做出反应。6月2日晚上，孙汉卿主持召开全校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有的学生要求孙汉卿对揭发吴富恒问题表示态度。孙汉卿说：无论是谁的问题，是我的也好，是成校长的也好，大家尽管揭。同时，孙汉卿在会上传达了山东省委提出的在揭发问题的贴大字报中的“三不贴”原则：历史问题不贴，男女关系问题不贴，同学之间不贴。与此同时，成仿吾亲自打电话给政治系党总支书记余光前（孙汉卿夫人）说:“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讲，可以辩论”。6月3日，校党委秘密要求各系召开“左派”会，动员对揭发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大字报进行反击。校文化革命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洪模带头贴出“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同日，外文系于华等人贴出《这里有鬼》的大字报，驳斥大字报《吴富恒引狼入室居心何在？》的看法，为吴富恒辩护。外文系苏庆海等人还组织了宣传小分队，在校门口高呼：“保卫校党委”、“保卫成校长”、“保卫吴校长”。有的学生在马路上高呼：“保卫校党委”、“保卫孙汉卿”、“成校长不可侮”等口号。6月4日，外文系李冬林、刘永祥等贴出《攻击吴校长就是攻击校党委》，苏庆海贴出《为吴校长打抱不平》的大字报（吴富恒夫人陆凡为外文系负责人），坚持认为：“吴校长是革命的好同志，孙汉卿是马列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吴校长的报告完全符合中央指示，没有一点缺点”，“揭吴校长的大字报苍白得很，寥寥无几，空洞得很“。同时，《揭吴富恒》的37张的巨幅大字报也贴了出来。中文系三年级孙建国等34人贴出了“请问校党委”的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在铺天盖地的“校党委是革命的”，“成校长是革命的”，“誓死保卫校党委”，“誓死保卫成校长”，“保卫校党委就是保卫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大字报面前，这种声音显得极为弱小。写这些大字报的学生也受到围攻和反击。给校党委贴大字报的人被加上“犯了立场性的错误”，“忘本”，“攻击党委”，“反党”等种种罪名，把他们的大字报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强迫他们检讨，扬言要把他们“揪出来”砸烂。各系领导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强迫他们“认识错误”，“接受教训”。例如外文系学生刘汉温因为给吴富恒、孙汉卿等人贴大字报，遭到了围攻，强迫他下跪、低头。

6月4日，校党委根据省委的指示贴出《请不要保卫校党委和某个领导同志》大字报。6月3日至6日，保卫校党委和吴富恒的大字报远远超过揭发批判校党委等的大字报。据1966年6月7日山东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我省文化革命情况第三次简报》载：“山东大学在学生贴了揭发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后，次日即被反击的大字报所压倒，学生提出：‘保卫校党委’、‘保卫成校长’、‘保卫孙书记’等口号，不少写批评领导大字报的学生纷纷检讨，向领导‘请罪’”。政治系青年助教王守昌曾写人民来信揭发学校领导的问题，这时学校领导即将王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错误言行，转告学生，由学生对王展开攻击。6月5日，该系总支副书记率领百余名学生，冲入王的宿舍，大吵大闹，要王交出告发学生的‘黑名单’（王将大字报摘抄组作了人民来信附件），并撕着王的头发要其低头，扯破王的上衣，动手动脚。”随着运动的发展，山大党委迫于压力，对压制学生的外文系负责人进行处理，并公开承认吴富恒的五四讲话有错误，做出某些让步。6月8日上午，校党委贴出“关于撤销何畏、陆凡、崔九成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职务的决定”。当日晚，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召开。成仿吾作报告，总结前段山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指出吴富恒的“五四”报告有严重错误，欢迎揭发校党委的问题，并号召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6月5日即到山大的省委“文化革命”工作组组长柳青代表工作组讲话，宣布来校后的三项任务：一是站在革命师生员工方面，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二是监督校党委和校文革小组；三是如实地向省委反映情况。

校党委的态度和采取的对吴富恒进行批判的做法并没有平息一部分学生的不满。有些学生提出：《文史哲》实际上是吴富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阵地”。在揭发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著名教授冯元君、肖涤非、高兰、高亨、童书业等大字报日益增多的同时，对领导干部的斗争也开始升级，学生与干部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