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

“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以及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成员们的一再强调，其斗争的重点、大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的中央“一号专案”，就是打击中共党内所谓“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大冤案。

然而，在这场始终强调“大方向”，始终强调要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的文革运动中，在重庆，却出现了一起把斗争矛头对准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的奇冤大案――重庆“一号专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这起大冤案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重庆陷入“全国内战”炮火

要了解重庆“一号专案”炮制出笼的背景，就得了解重庆文革中的武斗。

武斗，本来是伴随着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很难避免的现象。若再加上领导者左倾路线、左倾思想的指导，则必然会更加恶性发展。因此，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作出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毕竟是集左倾路线、左倾思想之大成，武斗不但不可能避免，而且只会出现“史无前例”的高潮。

自文革开始后，重庆就陷入空前动乱之中。1966年12月4日，就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重庆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是文革中的首次大规模武斗（比以往宣传为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的上海“康平路事件”不仅规模更大，而且时间要早近一个月）。当时盛传“保守派”的工人纠察队打死了造反派，因而在1966年12月17日由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首都三司负责人所致的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提到：“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重庆被列在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冲突并有造反派“牺牲”的城市的第一位。

到了1967年，毛泽东号召的“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在重庆驻军支持下夺权建立了“革联会”的八一五派，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对反对“革联会”的一派造反派进行了坚决镇压，其间，发生了许多相互进行打、砸、抢、抄、抓和对抓到的人“触及皮肉”的武斗。造反派的两派矛盾和武斗上升到主要地位。

入夏以后，重庆因反“革联会”而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派造反派获得平反并恢复组织，并集结为“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后于7月中旬经支持该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提议（鉴于该派已建立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改称为反到底派；革联会一派仍称八一五派。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发布，“革联会”未得到承认，中央决定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月底，因八一五派有人提出“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便公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两派的武斗，不可避免地在更大规模上展开了。

6月5日至8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反到底派）与春雷造反兵团（八一五派）使用棍棒、钢千、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前往增援，揭开了重庆造反派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此后，随着武斗的发展，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建立了“卫戍司令部”、三0一野战队等专业武斗组织，各区八一五派建立了“捍红指挥部”等武斗指挥机构，反到底派也建立了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

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使用钢千、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二人，伤数十人，附属一院门诊部被迫全天停诊。这次武斗中，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千刺死。反到底派在市中心解放硪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毛主席诗词歌曲”歌声在山城上空回荡。“烈士”亲属作了悲愤的控诉发言，表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坚决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到底”。

7月7日（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30周年纪念日），两派在连结市中区与江北区的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市中区一端）武斗，八一五派在进攻反到底派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小口径步枪击毙二人。这是重庆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

7月14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分别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的讲话。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9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八一五派八一兵团，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达成停止武斗14条协议。中央代表谢富治应邀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三千余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野火再次在各地燃起。

7月25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中化龙桥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八一五派形成威胁，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多路人马攻打工业校，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枪支。八一五派攻占该校，但付出了血的代价：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0一武斗队一成员和一“战地摄影师”被小口径步枪击毙。重庆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

随着武斗升级，7月27日至28日，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两派争相抢夺军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外扩散。重庆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就成为中国兵工企业的重要基地。文革前，又是“援越抗美”等援外斗争的重要军火基地。在文革武斗中，重庆的大型国防企业所生产的现代化武器被大量使用于武斗，使武斗规模迅速升级。

7月30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5吨，伤亡各一人。31日，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18户。

8月1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派到杨家坪地区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2人，伤10人。

8月2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武斗，死伤多人，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0一武斗队在参加该厂武斗中3人被击毙（其中一人为纵队长），重伤致残1人。八一五派占领全厂后，出于报复，竟枪杀“俘虏”泄愤。

8月3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办公楼）被反到底派用四管联发高射机枪击中烧毁；反到底派在进攻该厂军库时，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头头、红一连连长王木全等被击毙。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封锁长江航道的高射炮击沉，解放军3人遇难。

8月5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22人。当时有报导此次武斗的小报文章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战，打死24人（此为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第一卷・大事记》所载数字，《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中错记为240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这就是当时著名的“重庆八八海战”。同日，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进城公路沥青路面上被压出的坦克履带印痕很久未消……

与此同时，重庆市革筹组和重庆警备区力促两派谈判，停止武斗。8月9日，两派达成《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和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和《关于处理各种武器、凶器、弹药的协议》。8月10日，重庆两派又达成《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被扣人员的协议》和《关于保证伤员正常治疗的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完全无用。转眼就被双方撕毁。

8月11至13日，八一五派攻打设于市中心解放碑西北侧市交电公司大楼（今新世纪百货大楼处）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据点，13日深夜大楼被八一五派以反坦克炮发射燃烧弹击中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照片中即可见游行队伍一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

8月13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向占据着该厂区制高点郭家沱中学的八一五派展开进攻，设于该中学内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出面干预。冲突中，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解放军战士2人、工人1人遇难；“金猴”一方被打死10人。

8月18日至20日，八一五派为固守其占据的沙坪坝区，保证该区与市中区之间的道路畅通，打掉位于两区之间大坪、潘家坪一带的“拦路虎”，凌晨向这一地区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国宾馆）、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死上百人；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前线总指挥、重大八一五头头下令炸毁；仅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00余万元。另据重庆市博物馆统计，文革前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在武斗中流失，当时估计损失127．5万元。

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0一武斗队驻空气压缩机厂的三三、三四、三五、三七纵队参加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九龙坡黄桷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在武斗中死8人，伤7人，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文革武斗中损失最大的一次。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一武斗队头头李鲁沂在增援电力学校时被击毙。反到底工总司武斗头头邓长春闻讯后在武斗“舰艇”《反到底一号》（即原人民5号）上举行追悼会，下令枪毙八一五派俘虏2人，抛尸江中，为李鲁沂“祭灵”……

8月22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3辆小车送在市革筹组工作的军队干部回警备区听报告，途经两路口时，遭到占据路口制高点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封锁交通的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一支队武斗队枪击，死处长1人，伤副处长等5人……

说到文革中的武斗，人们通常都会提到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一派造反派时那个关于赞同“文攻武卫”口号的讲话，有人将那个得到江青赞同的口号误传为是江青“提出”的，甚至认为大规模武斗就是那个讲话挑起来的。其实，文革中如此普遍、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岂能是一两个人就挑动得起来的？实际上，在江青讲话之前，各地大规模武斗已呈燎原之势。而且，“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本是群众组织提出来的，而早在江青公开肯定这一口号之前，重庆武斗的双方就已经分别都有了与“文攻武卫”基本精神相似的提法，各自都提出了要打一场武斗的“人民战争”的号召。

7月5日，八一五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打一场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提出：“我们对敌人不能抱丝毫幻想，也不能单纯依赖专政机关”，“我们必须奋起自卫”，“只有这样，才足以制止反革命的武斗歪风”，“只有用这种人民战争的方法，才能捍卫斗争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