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 曾鸣：“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8年分卷（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为《“砸烂”》）由卜伟华执笔，多少算是找对了人。理由起码有二：其一，卜本人是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员，文革以后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且也是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他发表过的文章表明，他对文革前期尤其是北京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不仅了如指掌，同时对自己亲历的这场浩劫也有着深刻的反思；其二，卜是三年文革论的服膺者。他认为，“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时期，国内一般称为文革的第一阶段，其实，这三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1966年到1976年的这十年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例如：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都是在宣称进行文化大革命；右倾思潮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后七年基本上延续了前三年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毫无疑问，前三年和后七年也有许多重大的区别。例如：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暴发式的，最为混乱、无序，而后七年的运动则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前三年全国的党政领导体系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被砸烂或瘫痪到重建的过程，而后七年党政领导体系始终都比较健全；前三年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是群众运动，后七年则基本恢复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模式”。（《“砸烂”》后记，页793－794）实际上，本书是基本上完成了客观地反映1966－1968三年间全国文革概貌这一并不轻松的任务的。

一、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

卜伟华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而笔者又深有同感的是--为尊者讳，是大陆文革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所谓“尊者”，既主要指毛泽东，又包括大陆党史上的“正面人物”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卜伟华称：“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些人虽然也抽象地承认毛泽东应对文革负主要责任，但在论述中常常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常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意无意地掩饰了毛泽东的主导作用。例如在文革中的外交问题上，许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关、戚，当成了文革时期外交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则成为了纠正极左思潮的人物，这就根本颠倒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也整过许多好人。对文革造成的民族灾难，他们也应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砸烂”》后记，页794）

对于一位身在大陆且又是“体制内”的学者来说，能有这样突破文革研究领域中为尊者讳的思维定势的深刻认识，确为不易。笔者感觉到，在《“砸烂”》一书中，作者表面上往往“述而不作”，重叙述事件经过而不作或少作评论，惟叙述事件经过的字里行间本身，其实是倾注了作者的立场的，是力求不为尊者讳的。

如关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砸烂”》的作者指出：“在一些比较权威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对于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开始时不同意，但后来被江青说服了。也就是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被动的。这一说法很可怀疑”。在引述了毛1967年2月3日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后作者又称：“毛的这个讲话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他是在明知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会遭到其他中央领导人反对的情况下批准组织这篇文章的。但他所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的话是不能当真的。江青已经说了，没有毛的允许，她是不敢动手的”。“在点名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主动的，江青不过是毛的一个'卒子'”。（《“砸烂”》页11－13）

又如在述及1966年3月批判罗瑞卿的京西宾馆会议时，作者指出，是“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致信毛泽东：“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而到了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砸烂”》页36－38）

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文革受害者，作者通过掌握的相关资料，阐明了文革开始时他们并非是消极的，而是想方设法要把这场运动按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下去。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干部问题上，刘、邓也是上纲上线的。如作者在叙述1966年5月华北局会议批判乌兰夫以后，写道：“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与乌兰夫谈话，严厉批评了乌兰夫，一是说他搞地方民族主义，二是说他不搞阶级斗争。邓小平说'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刘、邓还指责乌兰夫'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积累那么一大堆问题，相当恶劣了。'”（《“砸烂”》页104）此外，刘少奇1966年5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并批评了陈云在1962年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砸烂”》页93），所有这些，使读者看到了文革初期刘、邓的另一面。

二、不让“坏人”代毛受过

此一命题与前一命题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官方文革史上的“坏人”，就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关戚等等。为此，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为尊者讳”时又指出：“同样，对这一时期的江青、林彪、陈伯达等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丑化，力求反映他们的本来面目。例如江青，她遇事易冲动，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常常信口开河。但细究起来，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她个人的行为。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还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从江青关于文革的种种议论中，从她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又例如林彪，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砸烂”》后记，页794－795）如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官方文革史往往根据此标题就把《纪要》定性为林彪与江青勾结的产物。《“砸烂”》的作者则敏锐地批评了此“定论”，称：“在谈到《纪要》时，许多人都称这是林、江勾结的结果，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实际上，当时江青的步入政坛，仅仅是刚开始，林彪虽然近年来声誉日隆，毛泽东'接班人'的形象呼之欲出，但也还没有正式出山，说是他们勾结的结果，非常勉强。江青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远未形成自己的势力。无视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的存在，只提江青、林彪，回避毛泽东，虽然出于一些人维护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但却是违反历史真实的，因而也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砸烂”》页52）

又如打倒陶铸，官方文革史一般指陈伯达、江青所为。《“砸烂”》的作者则持不同意见，指出：“江青等人未经毛泽东同意，就擅自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陶铸，此事令毛泽东大为不快，几次批评了江青、陈伯达。但毛泽东批评的主要是江青等人事先未向他报告，批评的是程序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对陶铸，毛泽东是早就不满意了。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问题，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砸烂”》页365）

官方文革史往往将“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咎于王力、关锋等人，《“砸烂”》则持不同意见，称：“所谓'揪军内一小撮'，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略说法。现有许多论著将这一口号的提出归咎于1967年1月关锋等人所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是很不准确的”。在引述了王力关于此事的回忆后，作者又指出：“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注意：即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应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江青等人'或'林彪、江青等人'的责任”。“其实，'揪军内一小撮'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就是要揪党内、军内、政府内和各种文化界的'一小撮'。这在《五一六通知》中就由毛泽东亲自明确宣布了。所谓'军内一小撮'，就是'党内一小撮'的组成部分。只要'揪党内一小撮'是合理的，那就没有理由说'揪军内一小撮'有什么问题”。（《“砸烂”》页535－536）

再如有关谁是1967年中全国武斗升级、“武装左派”的始作俑者问题，大陆研究文革的著作大都异口同声地指江青为罪魁祸首。惟《“砸烂”》的作者指出：“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从上海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二是提出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此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到：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国内许多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都强调指出：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公开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江青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号召力确实了得，但真正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影响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两大口号对全国动乱局面的加剧所起到的巨大影响，现在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还不太为人所知”。（《“砸烂”》页576－577）

以上所举例的数条议论，恰如《“砸烂”》整书的风格，行文简捷，要言不烦。议论在本书中所占篇幅甚少，惟寥寥数语，已直中要害。

三、大胆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过往大陆的文革研究存在的问题时，认为其中之一是对文革的残酷性反映得不够。作者称：“文革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个人财产权，被践踏无遗。社会动荡，人民遭难，人性扭曲，出现了许多罕见的丑恶现象。在广西，出现了大规模的杀害人民群众和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现象。堪称文革中最为丑恶的典型事例。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全社会混战一场，冤假错案遍于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