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相差45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

1、“悲怆”的涵义

“孙历生”，是我的《文革受难者》书（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孙历生的生平简述如下。

她生于1934年，1949年时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毕业留校当了该校的政治教员。1957年她在党校学习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她被送去劳改农场劳动，那是对“右派分子”的惩罚。她很年轻时和一名高级干部结婚，成为“右派分子”后丈夫和她离婚，他们的三个孩子在她母亲家里养大。她在劳动三年后在1961年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女三中，先做体力劳动，后到资料室工作。她和一名也是“右派分子”的中学教员聂宝结婚，又生了一个女儿。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到“斗争”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两个校园“劳改队”，她和校中另外三个“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劳改队”中。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四块砖头，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1966年8月20日上午，该校校长沙坪在全校“斗争会”上打死，当时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她的母亲因有自己的住房，被红卫兵抄家剃头并殴打。她也被红卫兵抓到她母亲家中一起挨打。1966年夏天该校校长被打死，两名教员被抄家殴打后“自杀”身亡。孙历生活了下来。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被关在学校“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斗争”，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将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有人报告孙历生吊死在一个废弃的厕所中。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布她“自杀”。因为不见她的遗书，而且文革后银行发现她留下一张数额不小的存单始终无人认领，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吊起来的。她死的时候34岁，四个未成年的女儿中最小的七岁。

这就是孙历生的“悲怆的人生故事”。我想，一方面，大概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形容词来形容孙历生的人生了。但是另一方面，读者大概也会同意，也只有了解她的具体的遭遇，才能真懂得所谓“悲怆”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且，其中不仅有她生前的遭遇，还有她死后遭到的论说以及不被论说。

2、“否认”受难者

于光远就是孙历生的离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报纸介绍他是“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其实我的书稿本没有写出于光远的名字。这样做的道理是，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传统戏剧表现过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势或有钱的男人抛弃的成分在内，但是从主要的方面说，她的命运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这两场大“运动”也就是两场大迫害造成的。我尽可能地了解孙历生和她的同事遭到了什么样的折磨。这些调查的结果，写在书中和《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劳改”，受酷刑，惨死于校园中，那不只是孙历生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上百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指定的打击对象成为“受难者”的共同命运。她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名为“革命”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传统的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是其次。

编辑《文革受难者》书稿的时候，在“孙历生”中的一处加入了“于光远”的名字。这也有道理。写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需要介绍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等等以显示真实性，其家庭和社会关系也是一个方面。何况于光远确实属于所谓“公众人物”，可以写到。

后来，2009年，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文学会议上，我的发言是对比小说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为例。发言后一名美国教授提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其时，孙历生和其他几名中学教师受难者的照片等资料刚在大屏幕上显示过。会后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请这位教授马上给于光远或王蒙打电话，他们两人总不能说孙历生是你编造出来的人吧。

看来，为了显示孙历生的真实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经的知名丈夫。不过，提出那种问题的背景是，一些西方和国内的教授要正面评价文革，提出毛泽东时代是“道德的时代”。显而易见，孙历生等受难者的“悲怆”故事会使得他们的“理论”无法成立。之前，已经有过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认受难者存在。后来还有为了捍卫自己拥护文革的理论的人也来参与这种“否认”。二十世纪发生的迫害和屠杀，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过“否认者”（deniers）。这些年，随着中国大饥荒和文革的千万受难者被揭露，就出现了对中国人受难惨状的“否认者”。

3、王蒙用庄子化解迫害

《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孙历生有11页的描述，是经过数年调查才写成的。北京大学郑培蒂老师是孙历生在女三中教过的学生，在采访中告诉我孙历生曾是于光远的妻子，王蒙的邻居，也是王蒙小说《蝴蝶》中人物“海云”的原型。她记着孙历生教学生唱歌的美好形象。原型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来，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下功夫研究难以考察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生平，想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他们的作品的原型，对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释。《蝴蝶》是文革后文学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调查了解了孙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关研究。孙历生和王蒙小时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绒线胡同自家的房子里，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读书，都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57年都当了“右派分子”。《蝴蝶》是小说，裁剪原型的事实是应有的手段，不过，从取舍和改动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孙历生被离婚时已经有三个孩子，是“组织”要求离婚的。《蝴蝶》中“海云”只有一个孩子，成“右派”后主动要求和高级干部丈夫离婚。“组织”逼迫离婚是广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个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离婚太难被读者相信，改成一个孩子是很聪明的做法。孙历生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折磨，小说则没有写。看来是为了配合另一篇同时发表的《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缩写）中主人公对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因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残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聪明，他对原型人物的实事的改动确实有助于他要对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释。此外，他还用了庄子哲学，《蝴蝶》篇名就来自庄子最有名的“梦蝶”的故事。庄子对人生的看法超然潇洒。在庄子看来，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质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但是，不会有人愚蠢到想用庄子哲学为杀人犯和盗窃犯辩护说，既然“生死齐一”，物质财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对他们判罪和惩罚。文革后一段时间时髦说老子庄子哲学，如《蝴蝶》所作，当时有人私下说这是故弄玄虚滑过审查以求发表，而王蒙正善于此道。但是，今天孙历生已经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写了好几本非虚构作品，他的自传写了他生平种种大小事情，甚至也简单提到了孙历生，但是，他从未详述孙历生的悲惨遭遇。

于光远去世两周后，是王蒙的八十岁生日。在一篇介绍其生日庆祝的文章中（胡新民：王蒙在文革中是怎样挨整的？《共识网》），讲述为什么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们夫妇的话，是因为他们“一贯谦虚谨慎”，“听毛主席教导”，“向农民学习”。该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从三十年前写《蝴蝶》到现在，王蒙的认识又进了一层？ 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诀窍的同时，也在暗示受难者们都是因不“谦虚谨慎”而遭难的吗？

4、于光远的回避

十年以前，我已经了解到孙历生在文革惨死，却没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档案中显然会有记载，但是要认识人才可能查到。所以这只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试了各种办法没有结果，最后，只有给于光远写了信。他没有回信。我在做受难者调查的时候，也曾给另外几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写过信。 因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收信地址不会错，他们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回信，和我写过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对比。但是，于光远的女儿收到了我手写的信的传真件。传真件上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她不知道是她父亲还是父亲的秘书或者别的人把我的信传真给她的。她和我联络，我才知道了孙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后，1978年，孙历生的女儿们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她们发出了一百张请帖，到会的有几百人，多是中学老师。其中有当时已经80岁的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也有和她一样在文革中惨遭殴打折磨的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长高云遭毒打后失去知觉，被红卫兵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有气，没有烧他。他的两个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来看望孙历生的孩子，希望帮助他们。于光远没有出席孙历生的追悼会。

于光远的女儿说，多少年来，为孙历生的死，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高级干部“彭罗陆杨”四人中的一个。孙历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说了批评他的话。陆定一为孙历生之死向孙历生的孩子道歉。这个道歉和陆定一说宣传部多少年来做的“就是整了这个整那个”一样，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发表。

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那本书里没有提到孙历生。孙历生的女儿还向我指出，书中有专章讲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写在孙历生之后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没有提起孙历生的孩子，尽管书中写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场。于光远有五个女儿。其实对外人来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写到的孩子哪一个出自孙历生。他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许也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紧张？说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简单的忘记？

在追念于光远的报道中，提到他晚年写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书”，还留下了写作用剩的两千多个铅笔头。这铅笔头收藏是很生动的关于一个高寿笔勤多产的作者的情节。但是也会令人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的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谈论人生所有经历的年龄了，他为什么还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么？

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中国有长久的学校和教育传统。前现代的精神导师孔子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师。文革中，连女子中学的校长教员都被学生红卫兵打死。我调查过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其中有三名校长和两名教员被女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孙历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中教员孙迪，女四中教员齐惠芹。这既不能从传统也不能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借口。王蒙写小说可以在庄子哲学的云里雾里侃上一气，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很难这样扯。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在八十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鲜花”之一（这是一本当时得到平反后复出的作家的文集的书名），以后则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行政职务做到文化部长。而于光远，也是“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孙历生的故事前，他们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5、陈寿仁老师的光辉

我很遗憾，《文革受难者》出版数年之后，我才认识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员陈寿仁老师。她居然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她的电脑技术在她的同龄人中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陈老师1954年在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女三中，和孙历生在一个教研室。1957年，陈老师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