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华国锋在文革中的崛起

（一）

培根说：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其实，培根只说对了一半。

决定人的命运的，还有另外一半因素：机会或运气。

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那么多相同性格的人，其命运却千差万别。

文革前夕，尚只不过是湖南一名在省委排行倒数第二位书记的华国锋，经过几年文革一番折腾后，居然做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的领袖、共和国的一号当家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机运，全中国的聪明人加在一块测算，就是将他们的脑袋都想破，就是他们能列出1000个接班人名单，之中也不会有一个人会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主席会是华国锋！

（二）

来自山西交城山的华国锋，1949 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便奉命停了下来。时年29岁的他，凭其曾有过中共地方武装县大队政委的经历，立马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并且在湖南一干就又是一个27年，直至1976 年10月当上中共中央主席，站到天安门城楼上象毛泽东那样挥手时，他才不再在湖南兼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华国锋在湖南的的仕途，文革前的17年，虽说不上有什么大的破格越级提拔之事，但总的来讲，也还算是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周折，从县委书记做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湖南省副省长等职。

在这期间，湘潭地委书记与韶山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政委这两个职务，是华国锋在日后能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地、省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就是因华做过毛泽东家乡湘潭的“父母官”与毛在回韶山时几次游弋过的韶山水库工程的指挥官。就是这两个官职难得的特殊性，使华国锋一旦进入毛泽东的视线范围，在感情上就自然受到毛的特别青垂与关注。

1955年，担任湖南省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大抓阶级斗争，组织地委工作组到湘潭县旗梅乡，并写了一份《旗梅乡合作化运动中各阶层的动态》的调查报告，报送到中央后，即为毛泽东的注意与赏识。当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还全文发表了这份报告。

1956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召见中南区党政负责人讨论农业规划问题，之中，毛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湖南有个地委书记蛮不错，你知道吗？”

周回答：“周惠。”

毛说：“不是的。是一个怪姓。”

周即说：“啊，是华国锋。”

毛说：“对，就是他。”

周回湖南后，省委就提拔华国锋为省文教办主任，后又任省统战部长，进入了省级领导层。

华国锋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9月份，与于明涛一道，被增补进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不过，这是因周小舟下台后，湖南省委的一次组织调整，而并非有毛泽东的特别指示所定，华国锋是以副省长地位补入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如果没有下文所述发生的情况，华国锋本来也将会象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或先或后的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

然而，一个在历史上注定不会有什么重要地位的人，与一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十分重要、也并非必然的举措，却从起始上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以至人生的地位，使他以浓墨重彩的身份走进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并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页。

这个无意中在1967 年起始拨动了华国锋仕途与人生航向的人，叫章伯森，也是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之一，正式职务是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

（三）

湖南省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时，其主内容就是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战。

两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为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产业工人为多，组织有方，人多势众。其时的政治方针则是反对省军区，因为省军区在1967年初曾动用军队镇压过造反派，还曾将全省近万名造反派的骨干抓起关进了监狱。

另一派则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高司”为主，加上部份工人。“高司”红卫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佣者与发动者。只是因为在如何夺省委的大权问题上与“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派发生了分歧，加之，后又得到奉命出来“支左”的省军区的有力支持，于是，“高司”便采取了与“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对抗的强硬立场。由于这个政治立场，“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态度的工厂企业的大多数党、团员们的支持，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

两大派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从大字报口殊笔伐，一直闹到武斗时机枪坦克大炮都对上了阵，简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哪一派都希望将对方打垮，自已一派能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文革中，群众组织间的拼斗，绝不会仅仅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随着运动的深入，党政军各部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卷了进来，站到某一派的立场。

湖南省军区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边，但“工联”方面也不是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解放军驻湘的军事院校与野战军部队 47 军就先后宣布支持“工联”为主的造反派。

省委的书记们呢？也没有能超脱掉，所谓“亮相”一词，就是指文革中各级党政领导人公开支持某一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举动。不过，地方党政领导人当时却没有军队司令政委们的那种特权，因为当时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资派”只是地方干部，军人则基本安然无恙。军队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后，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现，群众组织则是以军队能支持自已为荣。但地方领导干部对某派群众组织的支持，却有着“投靠”其的含义，而且这“支持”，对方愿不愿接纳，也还不一定。

（四）

1967 年4月22 日，中共湖南省委侯补书记章伯森率先发表声明，“亮相”支持造反派当时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

5月12日，章伯森率25名省、厅级领导干部发表《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亮相”，明确坚定支持“工联”造反派，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而在几乎同期，5 月9 日，为了能随时批判省委的“走资派”，“工联”方面则秘密将华国锋等人抓到“工联”属下的、已由造反派掌握大权的长沙汽车电器厂（“汽电”）厂内，予以软禁 。5 月19日，“工联”等造 反派组织还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了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与时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可见，当时，华国锋在造反派们的心目中，还是属于要打倒的对象，是属于“走资派”另册上的人物。

但已表态支持“工联”等造反派的章伯森，毕竟是政治经验与官场套路都很丰富的老干部，他觉得自已省委侯补书记的地位，作为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的第一把手，份量尚不够。因此，他一站到“工联”这一方，便建议“工联”方面去做华国锋的工作，争取华国锋也能“站过来”，出来公开支持“工联”造反派。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各书记状况如下：

第一书记：张平化，已由中央召去北京接受审查；

第二书记：王延春，已由中央定性说有叛徒嫌疑；

书记：周礼，半离休；

书记：李瑞山，中央已将其调往其他省（后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胡继宗，调走；（后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徐启文，态度不明；

书记：万达，后表态支持“高司”派方面；

书记：华国锋，态度尚不明；

书记：于明涛，态度不明；

侯补书记：章伯森，已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

侯补书记：苏纲，态度动摇不定，但传说也有叛徒嫌疑。

被章伯森说服了的“工联”头头们，立即采取行动，由“工联”一号头头胡勇（一个时年 31 岁的汽电厂工人、后曾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出马，找被他们软禁在“汽电”厂内的华国锋谈话，希望华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样，站出来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举事的新军官兵们虽说已不把大清王朝的权威放在眼中了，但真要以他们自已领头开国，他们却又还深感底气不够。因此，他们便不惜以武力胁迫，强逼推举旧日的地方长官黎元洪来出任他们起义的新首领。结果，致使本来对清王朝与革命都是战战兢兢的黎元洪，后来竟由此而有机会在中国现代史上风光风光，还登上了一回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1967年5、6月间，湖南的造反派对华国锋所具有的态度，和华国锋本人的心态，竟然与56年前的那页历史外貌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

当时，华国锋对胡勇的劝说，虽然没敢取对抗方式，但却以种种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确态度。

显然，当时湖南的两派斗争实在太激烈，谁胜谁负鹿死谁手尚难定论。虽说“工联”造反派势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视，尤其，支持“高司”派的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曾是“林副统帅”的一员爱将，又深得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器重。对此，具有“不见兔子绝不撒鹰”晋商性格的华国锋，自然不敢贸然鲜明亮出自已的立场。他口头上说应该支持造反派（因为远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又说不能具体只支持“工联”等造反组织，还说自已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云云。

华国锋这种不冰不火、不激进也不落后、不主动出击但却能坚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级信任放心却不能使他的部属与同事铁心拥戴的稳妥性格，可以说既是他能一步步升迁、直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观因素，同样，这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没能坐几年的一项个人根本缺陷。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对华国锋的这种暧昧态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满，谈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便决定对其予以放弃，另择合适对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列于被打倒的“走资派”另册，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为“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相反，却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或将其送进“学习班”去“改造”，那么，不论此后的情况如何，华国锋能被毛泽东认识关注，以至由此而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了。

历史差点在这儿就要拐一个弯了。

（五）

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众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

1967 年6 月15 日凌晨 4 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

6 月16 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五天后的6 月20 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

6 月20 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 6 月15 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

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

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为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 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 月 21 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为：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