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文革期间北京清理政治环境琐记

一

查阅刚开放不久的北京市级文革公文档案，有一批起名为“清理政治环境”案卷较为引人注目，在那个酷烈的运动环境中有这样的命名顿时让人有几分沉重和惊奇。但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大都是处理污损的毛泽东塑像、语录牌、更改宣传牌等事务性的隐密内容，延伸到1973年后竟把治理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工作事宜也归入此大项。六七十年代之际中共内部行文时，经常以“清理政治环境”做为此类行动的统称，是相当一段时间内谨慎处理领袖相关物品的代用称号。但其伸缩性极大，各方使用时都会巧妙地扩大其内涵，一时成了变化多端、沿用方便的内部专用术语。

毛泽东塑像、语录牌在1967、1968年文革运动火热时期成批量地涌现，达到史上难遇的造像高峰，到了1969年九大前后见缓，蔓延到1970年基本陷于停顿。那几年狂热时节，全国范围内不惜财力物力，塑像语录牌遍地竖立，而且工艺水平、制造规模不断上升，令世人惊叹。毛一方面充足利用了群众的崇拜之情，全力营造了全国“山河红”的崇高形象；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有所忌惮，有意收缩。1967年7月5日在中央办公厅报送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报告上，毛批示说：“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他请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一次，予以制止。为此中央在1967年7月13日专门发文，文件名为《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在赞许群众热心建造塑像的同时，又希望各地有所控制，并应由中央统筹安排，保证质量。文中措辞极为到位和稳妥，显示高超的文字应对能力：“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保证政治上、艺术上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能做好。”有意思的是，此段后面还有紧跟的两三句，后来在党内文件中多半有意不引：“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二个月后，9月13日中央又追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明令在“七一三”指示后计划或动工建造毛主席塑像的，立即停止下来。

实际上在个人崇拜火热之际，一切以政治第一、“三热爱”为指针，追棒领袖的举动大多能获得实际好处和印象分，塑像及语录牌的建造得不到有效控制，此起彼伏，根本无法将息。在周恩来的指示之下，中办不得不在1969年6月12日下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批评各地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存在“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现象，再次重申了不造塑像、不制作像章、物品包装不印主席像等规定，同时明确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等形式主义活动。这就表明，“文革”运动刚进行两三年，极左一套的某些东西不时被自我淘汰和内部消除。

从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清理政治环境”专项下的行为，就陷入一种不好言及的两难处境：源于毛和中央事先张扬的造神运动，无人可挡，极尽盛大、奢华之能事，现在又得着力扑灭“造神”的势头，手法要巧妙和隐蔽，动作还需干净和正当。

文革期间这样起伏、轮回的事例还算不少，人与事都会轻易进入时而被拨高、时而被否定的悲喜两极境地，一遍遍榨取而“糟塌”政治资源，又一遍遍回复到凌厉、惨烈的斗争出发原点。

二

现在一直没有找到文革期间北京城内外存有毛泽东大型塑像的实际数字，估计当年也无从统计。照当时的办事规矩和政治行情，各大单位门前应该都应建有大型塑像，如无塑像，也有大型画像矗立。

1969年后北京大中型塑像的建造基本停顿，此后就是塑像的留存和转移。京城里出现这样的景象：一些小单位因面积受限，长期摆放大中型塑像有点困难，因此总是想尽办法以正式名义赠送外单位。

北京市绿化二大队只是一个园林系统的小单位，人员不多，办公地点窄狭，却存有一座三米五左右的毛全身塑像，为北京彩色厂建造。1970年初夏，西城区北海中学师生到绿化二大队劳动锻炼，结束之后绿化二大队就把塑像用车运到北海中学，美之名说“革命师生同工人师傅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工人师傅因此得以赠送。这下弄得北海中学革委会有点为难，他们向西城区革委会请示说：“经请示上级领导机关审查许可后，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在该校广场落成。如果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即作上交处理。”西城区革委会接报后也觉辣手，写了“关于北海中学毛主席塑像问题的请示报告”呈送市革委会研究。这份报告在市革委会政治组、宣传组来回周转，最后即以中央文件为由，提出“北海中学的毛主席塑像不建为宜”的审批意见，政治组负责人舒怀用铅笔批“同意”二字。（见1970年8月21日《市革委会政治组致陈副秘书长》信函）市革委会政治组即用电话通知西城区，并再三叮嘱他们对北海中学“妥为解释”。

安不安主席塑像？市、区两级领导部门纠结了一个月才予以答复，可见其间的踌躇和不安，也看出这个时间段官方态度渐趋的明朗。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市里不同意在北海中学安置塑像，那么欲上交的塑像又该如何处理呢？市、区两级只能暂存某个仓库，留待以后妥善处理，因为即时把领袖头像粉碎或掩埋都是犯忌的大事，不是某位领导所能轻易决定的。

到了1971、1972年，各区县暂存的塑像已经蔚为大观，存放工作已经难以为继。尤其是当初不少石膏像建造时过于仓促，质量不一，随着形势变化又不注意维护，随意围档之后置放在简易库房或露天野地，风化速度惊人，面部严重污损，缺胳膊断腿，根本不能示人。市革委会政治组为此专门写一报告，其中提到：“反映比较普遍的是：大型塑像究竟如何解决，希望赶快拿出个办法。不少单位经群众讨论，认为自己单位的大型塑像有的是形象塑造不好， 有的是位置不当，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应请走。但苦于无处存放，或在等待领导最后决定。”（见1972年7月26日政治组《关于重新布置和整顿政治环境的近况》）

1972年5月12日，宣武区革委会无奈之下写了《关于石膏像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诉说塑像存留的为难之处，并说他们曾派人到市建材局下属的烟灰制品厂联系，该厂革委会原则上同意接受毛主席石膏像的回收处理任务。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笼统地做了批示，总算以组织的形式开了绿灯。

城区的暂存塑像照此办理，秘密送往烟灰制品厂捣毁回收。不料，郊区几个县闻讯也要求同等处理，派人到烟灰制品厂联系，该厂领导却有些犹豫、后怕：“有能力承担此项任务，但市里没有明文指示，不敢接受。”为此市革委会农林组多次与政治组、宣传组、工交组公函联系，希望把这项任务直接布置给有关工厂，尽快解决这个难题。1972年10月14日农林组致信工交组王磊，报告了郊区县暂存主席塑像的数目和状况：“根据市委指示，郊区、县于1971年9月份，请下一百二十余尊大型毛主席全身塑像和一万多尊半身塑像，暂时存放起来，因为时间较长，有些经过风化和潮湿又有损坏。”信中还埋怨说郊区县多次提出请市里迅速明确处理办法，但迟迟不见回复。（见1972年10月14日《农林组致王磊同志》）

光是郊区县就有一百二十尊大型塑像和万尊半身塑像，可见当年营造的规模之大，浪费的钱物之多。但是回收处理的过程非常缓慢，过了一年还有成堆的塑像未能处理。昌平县委向市委报告中表示，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留存两年之后，这些移请下来的主席塑像已经脏污和破损，特别是大型塑像，放在院子里用油毡或席子一围，既不严肃又容易损坏。鉴于市烟灰制品厂的不得力和拖延，昌平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后决定，将移请下来的塑像全部集中到昌平石灰厂，对陶瓷和石膏像进行粉碎后就近掩埋，塑料像焚化后掩埋。（见1973年9月15日昌平县委致市委《关于妥善处理移请下来的毛主席塑像的请示》）县委报告中提及此项工作应采取极为秘密的方式进行，成立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由主管政治工作的副书记挂帅，挑选政治可靠的党团干部去做具体事宜，并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和保密工作，同时昌平石灰厂远离居住区，环境僻静，便于隐密行事，不会惹人眼目。

市革委会主管政治事务的丁国钰很快批复同意，并特意点明按城区的办法处理。此后在官方文件中少见处理塑像的请示报告，由此判断，时至1973年，在北京全城毛的石膏像已在秘密状态下基本处理完毕，只留下几十尊坚固、质量上乘的大型石材塑像固守原地，时至今日已演变成当代中国史的红色遗物。

三

文革期间党政领导出于政治的最高目的，对红色造势运动竭尽全力，所用的各类宣传器物大都保证供需，财政上竭力支持。在文革档案中，此类器物报销报告比比皆是，出手阔绰，签准潇洒。有时一份请示文件排列七八位领导人名，各位领导用铅笔在各自名字上划大小圈。哪怕明眼也能看出铺张扬厉的一面，领导们也绝不提一点反对或犹豫的意见。

譬如1968年8月，中央气象局报告称每年节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时使用的绸胶气球标语已经陈旧，需要更新替换。市革委会办事组了解后汇报说，天安门广场群众集会时需悬挂九个大型气球，每个气球上各写一巨字，连串起来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字，外加一个感叹号。每个气球造价七千余元，共计七万余元。（见1968年8月12日《市革委会办事组致黄作珍同志》）一只飘浮的气球就要花费七千多元，九只气球就得七万元，只是在半空中“构成”一句领袖敬语的排列，彰显广场火热的气氛。对当时北京市财力来说，这应算是一笔不菲的行政款项，但是在营造政治环境方面，北京市已习惯于大手大脚的花销方式。市卫戍区政委、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黄作珍在原件上批：“我同意，请吴德同志批准。”市委书记吴德在名字上划了一个大圈，以示同意，这笔款项由此完成组织程序上的认可。

长期投入资金加以维护的是首都市区主要街道上永久性的语录牌标语牌，它们分段建立，有的绵延数里，多是毛的不同阶段的标志性画像和当年热门语录、标语。几年间维持之余，最大的难题是挡不住的自然破坏力，靠定期的油漆修补已无济于事。城中心几个区革委会政治组收到不少群众来信，最多的就是反映某某机关、学校、工厂和街面的主席巨幅画像胶漆严重，形状变异，迫切需要更换或修补。为了迎接建国二十周年大庆，1969年8月市革委会宣传组曾组织相关单位检查主干道上的宣传物品状况，结果发现情况比预想要糟糕：“经过风吹雨淋日晒，不少语录牌和毛主席画像有脱漆变色现象，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见1969年8月27日市革委会《宣传小组致国贺、少林、孟祥同志》手写件）检查人员向市革委会领导建议，在露天标语牌上，今后不画毛主席像为宜，以免脱漆后有损主席的崇高形象。

六七十年代之际，每逢“五一”、“十一”节日前，市区各级政工人员最忙碌的莫过于检查或刷新所属街道的标语口号，请求审查、更换标语口号的请示报告层层上呈，让市里领导应接不暇，苦不堪言。1970年8月20日市革委会政治组拟订一份《在今年十一前刷新更换各街口标语口号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城区政治组对所属街道的标语口号在十一前做例行检查。本是多年沿袭的常规动作，但市革委会领导舒怀批复时依旧战战兢兢，叮嘱再三：“同意。但内容要绝对负责，不能弄错了，领导同志要审查。除标语外，不要又大修门面，刷油漆。”（见1970年8月20日《政治组致作珍、舒怀同志》手写件）保证内容不出错，而且要领导亲自把关，还得提倡节约，这又是那些年市领导批复此类请示报告的常规句式和内容。

四

从城区通往首都机场的迎宾道，一直被视为事关国家名誉的形象大道，在几个重要道口分别设置显目的标语牌，其内容又得突显国家内政、外交的最新元素，实际上是展示中国政坛对外革命、对内斗争的“肌肉秀”，也是国内外观察中国变化的一扇敏感“窗口”。矗立在主要街头的大型标语牌由此就具备了国家层次的政治意义，下属各部门是不可随意拆除、移动的，一旦有特殊变动，就必须呈报市一级主管。

迎宾道上有一路口叫牛王庙，道路朝向较为复杂，由于设计不周到，所设置的大型语录牌挡住了路中央指挥交通的民警视线，因处置不及时，造成了几起交通事故。市公安局无奈之下提出拆除此语录牌的意见，但各方生怕有误，探究、批复过程极为谨慎，最后由公安局邀请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等单位一同前往现场研究，比对许久，才初步拟定拆除。（见1970年3月31日《市革委会政治组致舒怀同志》手写件）各单位把是否拆除的拍板权留给市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