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一、卷入历史的旋涡

1965年的冬天是个不寻常的冬天，十年动乱的信号，就在这个冬天里发出。这一年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采用颠倒黑白、陷人于罪的手法，把《海瑞罢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好有事来到吴晗家。吴晗刚从外面回来，神情很不好，这时袁震从正房来到西房，把一张《文汇报》放在吴晗书桌上说：“看看吧！”吴晗虽在昨天就知道此事，但还没有看到报纸。他说：“知道了，这是有来头的。”我有点惊恐，像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回到办公室，我找到《文汇报》并认真读完这篇文章。因为《文汇报》在上海出版，北京大部分单位当天看不到。说实话，我读了这篇文章反映并不太强烈，只把它看成姚文元经常打棍子的作风。由于吴晗的神志紧张，加上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许师谦来电话，问我姚文元的文章看了没有，并说这是异乎寻常的，吴晗事先未必知道，问我联合办公的人有什么反映。作为一个党的政治工作者，他比我敏感。机关政治学习时，我提议大家议论一下这篇文章，三个专业秘书同出一个调子，都认为姚文元打棍子惯了，是一篇政治文章，不是学术文章，可以不理他。学习会正在进行时，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又来电话，问我是否听说批吴晗有什么背景，并说吴晗这个人政治上可靠，不会有立场问题。吴晗平生还没有受此委曲，怕他受不了，要我找时间去看看他。

大约是11月15或16号，我又来到吴晗家。他情绪很坏，一再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有来头的。这是因为在两年以前，江青就曾经找过中宣部、文化部四个部长即陆定一、周扬、张子意、林默涵谈话，扬言《海瑞罢官》问题很大，要批判《海瑞罢官》，四位部长没有响应；但过不久，周恩来亲自问吴晗，说有人认为《海瑞罢官》有影射，问吴晗是怎么回事。吴晗否认有什么影射。周总理要他写个材料说明一下。尽管是“有人”说，却居然要由总理出面让吴晗写说明，可知这个“有人”并不是一般人。如今果真有人出来批他的《海瑞罢官》，他当然要把这事和周总理说的“有人”联系起来了，这是他认为有来头的原因。但是，此时还有彭真在给他撑腰，要他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有邓小平招呼他打牌也一如既往，他的心情多少有点平静。我向他转达了许师谦、邵循正对他的问候，他表示感谢。他又对我讲了这么几句话，他说：如果不是有来头，扣什么帽子也不怕，学术讨论总得讲道理；况且，姚文元文章中许多材料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几天之后，江青、张春桥为了“引蛇出洞”，在《文汇报》连续几次登了同一个内容的按语。这是开学术讨论以来未曾有过的。吴晗的思想压力也随着这些按语的发表，以及各省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而增大。吴晗的妹妹吴浦星去看吴晗之后说，吴晗这几天饭都吃不下。平白无故地祸从天降，对一个忠诚的学者、共产党员来说当然是想不通的。大约在11月20号左右，邵循正教授这位正直的学者、吴晗的同窗好友沉不住气了，从中关村来到吴晗家。这时吴晗的压力更大了，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吴晗自然也无心再谈更多的事。邵循正安慰了吴晗几句，无非是要想得开，要相信组织上会正确解决你的问题。邵循正怕他想不开，所以一再要他保护好身体。没有想到他俩这次很短的会见，第二天居然上了一个内部简报，说明吴晗已经失去会友的自由，邵循正也因此而蒙上一层和吴晗的关系，在“文革”中吃了苦头。

11月25日，也就是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半个月，这时已有《解放日报》在11月12日，也就是姚文发表的第二天转载此文，《浙江日报》、《大众日报》、《福建日报》、《新华日报》、《安徽日报》等华东地区的报纸也先后转载此文。虽然在全国并不是大部分省已经转载，但北京各报至此都没有转载，这是事实。毛泽东因此发怒，下令出单行本，要北京订书，北京不知姚文元文章后台是毛泽东，加以怠慢，更加触怒了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敦促彭真、陆定一部署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为避免社会上过于轰动，决定各报先后转载，各报并就《海瑞罢官》进行讨论。北京市委决定成立一个写作组，撰写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成员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院以及北京市历史学会等单位抽调七八个人参加写作组，我是其中之一。住在北京日报四层，宣布邓拓为写作组长，范瑾作为写作组负责人之一，负责总联络。27日，好像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里突然接到范瑾的电话，要我立即到北京日报。我匆匆赶到北京日报时，理论部的小翁已在那里等我。我们本来认得，在我印象中，她是北京日报的才女。显然，她也是奉命来和我办同一件事的。几分钟后，范瑾来了。她说：“《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文章以后，许多省报转载了，我们报也拟在近日转载，得先作点准备。”接着，她说要我和小翁起草一个按语，范瑾口述了要点。我和小翁一起凑行文和内容，因为只有200多字，加上已有范瑾的提要，很快就写成了。范瑾看后就收在公文包里走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供彭真、邓拓逐字斟酌的按语初稿。这件事后来似乎没有人谈起过，要不当然会成为我和小翁罹难的一大罪状。

第三天，即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强调“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按语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并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百家争鸣。同一天，《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11月３０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的基调和《北京日报》相似。《人民日报》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并引用毛泽东这样一句名言：“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１１月２日，《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也强调通过“百家争鸣”来“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四个按语两种声音。这本来是应有强烈比较的，也应从其中找到分歧意见所在，但作为我这样未经历过重大政治斗争阅历的人来说，总认为《解放军报》按语过激了些，并没有考虑到它有什么来头，而认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作为党报，应是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报纸，措词当更谨慎。所以，在我的思想上，还是顺着这《北京日报》按语的路子走。其实四个按语里的两种声音是代表两个高层次的声音，《解放军报》据说是江青在上海见到罗瑞卿时，亲自过问后发表的，自然属于了解一点内幕的，而其他三报是在周恩来过问下按照彭真、陆定一的调子发表的，只能是常规表态的内容。

《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即照按语的精神来部署有关《海瑞罢官》这场讨论。市委写作组当即集中，12月3日写作小组组长邓拓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写作组成员会议，范瑾和北京日报的几位同志出席了会议。据我记忆，邓拓一开始就说：“《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想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姚文元文章不是结论，可以讨论。姚文元文章引文和结论多有曲解吴晗之处。当然，吴晗这几年写的文章，也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这是邓拓讲话的基调。他还说：“吴晗并没有写过戏，他这次写戏是有感情色彩的，他把自己比作海瑞。”他要求“在学术界提倡好风气，首先要把《海瑞罢官》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最后邓拓对我们提出要求：“把你们找来，可以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提倡好的学风，摆事实，讲道理。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我们不采取出题目做文章的办法。因此，不研究选题，也不集体写文章，以个人的名义写好。”成立写作组，又不出题目写文章，又不集体写，对此，我当时有点茫然，觉得这个写作组很被动。可以看出，邓拓虽然主张把《海瑞罢官》的讨论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但对这场讨论可能导致的结局，他心中并没有数。在这之后几天，他在另一个场合讲这个问题时，竟说章伯钧、罗隆基、姚文元说话都不是结论，章、罗在反右派中被错划成大右派，邓拓故意把章、罗和姚文元扯在一起，给他难看。邓拓有点主张打乱仗，打一阵再说。不过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希望把这场争论展开，只是定了学术的基调。他并不希望写作组的人正面顶撞姚文元。

开会过后，我琢磨要写篇什么文章。当时思想认识和视野，都只能写篇从学术方面批评吴晗的文章，绝不可能从政治上去批评吴晗，后来有人说这个写作组是“假批评真包庇”。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的一顶帽子。当时不论是邓拓还是写作组的成员，都想写篇好文章和吴晗讨论，并没有想到要包庇吴晗，我也是一样。不过，对于把吴晗从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我们在思想上大多不能接受，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经过了绞尽脑汁的思索，我才想到一个题目：《吴晗强迫海瑞站在农民一边》，批评吴晗把海瑞罢官说成是农民的救星，处处事事为农民着想的清官的说法，指出海瑞“退田”“平冤狱”，以至于“骂皇帝”，都是代表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主要不是代表农民利益。文章写完，打出清样，送去给邓拓看，邓拓批了三个字：“可以发”。我想这种不疼不痒的文章当然最容易通过，从文章性质看，确实是批评吴晗的，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学术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大约时人都不把它看成是一篇有关《海瑞罢官》问题争论的文章，所以后来有人搜集有关这场争论的双方文章时，也未收入此文。但是，在我们几位写作组成员中，也确有站得较高的。其中一人因有机会接近当时的“理论权威”关锋、戚本禹，他把这场斗争看得就比较尖锐，在他随后发表的文章中，问题就提得比较高，文章写得有点灵气。他指出了吴晗文章的政治方向。也就是他，对我那篇不疼不痒的文章也作了积极的评价。只要站在吴晗对立面发表一篇文章，就是有了一张政治上的护身符。他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张护身符。显然，从政治角度看，他已经让吴晗站在完全对立的一面。还有一位成员，他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用意何在？》的文章，指出了“骂皇帝”是别有用心的。这是一篇杂文式的文章，因为谈到皇帝文章就变得很尖锐。我在邓拓处亲眼看到邓拓签发这篇文章时很犹豫，脸色很难看。最后签发了这篇文章。说明写作组的成员中，也有已经看到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有关吴晗的任何观点，只有提到政治高度上来批判才是合时宜的。

就在我到邓拓家取样稿时，邓拓曾经问我，有没有见过教授（指吴晗）。我知道邓拓是关心吴晗的近况的。第二天，我来到吴晗家，他比上一次见到我时更加消沉。他穿着一件旧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这样穿着，表明他似有罢官作老百姓的思想准备，也反映出他情绪上的沮丧。我告诉他市委正在组织人写文章讨论《海瑞罢官》，并说了邓拓说过，吴晗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发表。他痛苦地摇了摇头说：“可能没有那样简单。”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各种信息流传，吴晗已经更加证实姚文元的文章是有来头的，并被这个“来头”得喘不过气来。由于环境原因，我不好再说什么。吴晗也沉默不语。坐了一会，我就告辞了。

新年过后，可能是1966年元月2日或3日，即新年过后刚上班的第一天，下午4时左右，市委宣传部来了一个电话，要我立即去宣传部李琪办公室找李琪。这使我很意外，李琪亲自约见我，必然有重要的事和我谈。我匆匆来到李琪办公室，李琪一个人在那里坐着，脸色阴沉。他示意让我坐下。过了一会儿才说：“上面决定要批邓拓，我们得做一些准备。从研究室、宣传部抽几个人，先看看邓拓的材料。”并说：“你明天起就不要去北京日报了，和他们一起看看邓拓这几年发表的文章，主要是杂文。”最后，他叹口气说：“老邓的问题如能解决，我们就好过些了。”他的这些话，我似懂非懂。批邓拓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不论是文章，还是为人，邓拓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都很高大，他也挨批判，究竟谁才是正确的？我有点惶恐不安，批了吴晗，又批邓拓，这样一来，市委怎能摆脱干系？回到住处，我的心情很沉重，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批吴晗，而且把他当成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来批；我就缺乏思想准备，而批邓拓，显然是批吴晗的升级，我更没有思想准备。说实话，不论是李琪，还是写作组的大多数成员，都不相信邓、吴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批邓、批吴都不过是违心奉命而已。

第二天，我来到市委大楼三层的一个大办公室，由李琪主持的批判邓拓写作小组就集中在这里，一共五六个人，具体召集人是谁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集中时，每人发一份白头本的《三家村札记》和一本《燕山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