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王学泰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文革”后期，王学泰因言获罪（被告发有攻击江青的言论），锒铛入狱。本篇所写主要是作者在狱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底层的“现行反革命”犯，从一个特殊角度一窥那个所谓“最革命”时代。

我是1976年7月26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的。先是在K字楼的羁押待上诉犯人的筒道呆了十余天，谁知第三天就碰到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本来只有十天的上诉期，不上诉的十天过后就要去监狱或劳改场了，碰上这倒霉的地震，在这里憋了二十余天，待8月中旬才转到与K字楼只有一墙之隔的一监。K字楼在西面，一监在东面。

清末建的监狱

北京“一监”是大名鼎鼎的，它不仅是北京监狱的“第一”，也是中国监狱史第一个“文明监狱”，是清末清廷政府实施政治改革、法治改革时，建筑的第一个示范性的监狱。本来是打算做橱窗用的，没想到大清国还没有使用就倒了台。

这里位处北京外城的西南，“地势卑下，众水所归”（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捉蛐蛐，逮蚂蚱，水很多，下挖一尺深就见水，很像南方），蚊蝇成阵，在北京城中也是块很烂的地方。盖了这座监狱以后，正对着监狱门修了条路，名为“自新路”。路名也体现了当时新派人物关于监狱的新理念--犯人被关，限制他的自由，并非只是惩罚他的既往，更着眼他的未来，望其改恶迁善。

民国初年，一监叫做“京师模范监狱”。我小时候，家就住在米市胡同南口，经过珠巢街就是自新路，大约只有四五百米。上小学时就知道这里是一监，是关押坏人的。

解放初，自新路北口有个私塾，都到了五十年代还在教《百家姓》 《三字经》 《千字文》和《幼学琼林》之类。有个邻居小孩就在这里读书，我常去找他，因此常常看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这块牌子，牌子下有军人荷枪守卫，很好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能亲履其地，而且还在里面住了足足两年。

鲁迅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一监，他的一些木器家具就是在一监工厂买的。

鲁迅把一监视为是没有自由的地方，实际上这是最没有尊严的地方。有独立人格或向往个人尊严的人坐监狱是最痛苦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传说要拆K字楼，在那里由香港商人投资要盖游乐场。后来没建成，但这片楼群确实拆了，随着就是一监，都被夷为平地。这里被改造成为北京公安局干警的宿舍区，高楼林立，命名“清芷园”。其实，这个监狱应该是个文物，它负载的历史太多了，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可与王府大街北口路西北洋政府总统府相比。可惜，两个都没了。

一监的格局

初入监狱，除了心怀惴惴之外，总免不了有点好奇。这里就1976年到1978年北京第一监狱与犯人情况作些介绍。

一监除了监狱行政的办公机构、看守人员和狱警的宿舍外，犯人所居住的地方分为入监队（刚转入监狱者）、出监队（快到期犯人，在那里学习出狱后的生活）和十个中队。

被判刑的犯人，只要不是立即执行的死刑，不论轻重，一般是先送到一监的入监队。只在入监队呆了几天就被正式发往监狱了，由于是重刑犯（十年以上），我被留在一监，分在三中队。这是个专门关押反革命的中队，在清河塑料厂劳动。一监一共有十个中队，九个男队，一个女队。

三中队大约有一百三四十个犯人，分为三个小队，我在三小队。三中队分住在两个筒道，一二小队占一个，三小队与保全组、小报组（所谓“小报”是由监狱方面主持，犯人编纂的《劳改通讯》）以及杂务组（管各种杂事如清洁卫生、监规纪律的犯人）共住一个筒道。

我在网上搜索到两幅照片，题为“民国时期的北京监狱”，有的题为北京的“二监”。我看就是“北京第一模范监狱”，也就是解放后的一监。

图片是全景，从高处俯瞰，各筒道成放射形排列，中间空地就是“三角院”，有树有草，还有水龙头，洗衣服的水池子。

图片是某个筒道，拍摄角度是从筒道底部（筒道底部封口处还是一间小房）向中心圆厅。如果我住的就是这个筒道的话，我所待的监房就是痰桶之侧的那一间，对面就是上面说的保全组，保全组的里侧就是小报组。

三中队工作的车间是压制塑料凉鞋的，车间大门与一、二小队住的筒道相连。车间只要开工就是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三个小队轮着转。早班是上午六点至中午两点；中班是两点到晚上十点，夜班是夜里十点到第二天六点，与社会上一样。一监地处宣武区，那时北京是分区轮流停电，宣武区是星期四停电，所以塑料厂也是星期四休息。

三中队是反革命中队，照通行说法，这个队里都是“政治犯”。毛泽东定义政治时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反革命”在大家心目中也就是代表反动阶级的，那么反革命是政治犯，也是顺理成章的。

星期四包饺子吃

进了监狱不仅断绝了自由，以往事业也一笔勾销，家属也见不到了，万念俱灰，人类的乐趣只留下吃了。

星期四，监狱怕休息日犯人无事生非，就给找点事干，那天多吃饺子。面、菜、馅发到每组，由组内人自己包，包好了用床板搭到厨房去煮。星期四又是接见日，农村犯人因为家里有孩子来看，往往会端上刚刚煮熟的饺子给孩子吃，弄得农村的犯人家属以为一监老吃饺子，甚至羡慕犯人的生活。

在一监两年的冬天里，我深感食物热量的差别及其对身体的影响。因为监室内没有取暖设备。晚上睡觉要把能御寒的衣裤都压在身上。如果晚饭是馒头，睡觉时就觉得暖和许多；如果主食是馒头，菜是炸橡皮鱼（1977年北京常卖橡皮鱼，北京人不认识这种鱼，也不知道怎么吃。厨师就拿来炸，简单省事），简直是火上浇油，一晚上都会热得睡不着。

在一监是管饱的，窝头按定量是每人两个，实际上，往往还有吃不了的又拿回去的。犯人还常常把窝头切成片（在车间干活时有修塑料凉鞋用的小刀），放在注塑机的机筒上烤，外面用鞋箱厚纸扣上保温，机筒温度一百二三十℃，烤不煳，两个小时以后，烤得焦黄酥脆，用以作零食。这大约是犯人能保留的仅有的饮食乐趣，还常常被禁止。

有劳动力、又从事劳动的犯人按规定每月有两块五毛的收入，用以购买牙膏牙刷肥皂。城里人拿这点钱不当回事，而农村人舍不得用，给家里攥着，年底寄回去。那时北京郊区许多生产队的农民干了一年活，年底分红，拿不到钱，有的还欠生产队的钱。

号内人物扫描

三个执行员

我所在的三中队三小队，监室中有两个“监龄”最长的老号，一个是执行员（犯人中的小头目）刘永志。大约有六十来岁，1948年就被关起来了，1976年还没有到期，已经蹲了28年大牢。他是个反革命杀人犯，其实“反革命”有点勉强，他的犯罪动机可能就是图财害命。那还是1940年代，他与父亲在平谷给一个老板打工，为贪图财物，父子俩把老板杀了。这个在监狱中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已经与监狱生活合二为一了。在监狱中，他从没有不自由和别扭的感觉。

通常，他一语不发，只盯着别人，只要发现与监狱氛围不和谐音的，立马就会制止，或者汇报。比如人家谈到老婆孩子，他就会制止：“嗨！说点别的，这不利于改造！”谈吃谈喝谈女人是监狱中永恒的主题，人家一说到吃，他马上就会严厉质问：“监狱吃得不好吗？我觉得比我小时候在家吃的好多啦！”他心中只有监狱这一本词典，一开口就是监狱语言，其词汇不能溢出监狱词典之外，别的话不会说，别的词也没有。

我初到这个监室就感觉到，这个人无知又讨厌，你不招他，他会管你，而且无事不管；幸亏他快到期了，很快就离开三中队，到了出监队，我们才逃脱了一场恶梦。

另一个执行员叫董清，他年轻，才三十来岁，为人精细，手也巧，经常做点小东西，写美术字。长得有点女相，仿佛明代仕女图上的人物，很文气。他也是“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十年。他认罪，每开会发言必然联系自己的罪行，批判一通。他的口头禅是“老想出去，出去干什么？里外还不是一样”。

在监室中，董清是个抹稀泥的角色，比如刘永志挑毛病，他往往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刘永志出监后，换了木匠马宜来替刘，马宜也是个忠厚人，从此监室的气氛好多了。我在这里呆了两年，始终没有感到特别受压抑，与董、马这两个执行员有很大关系。

董清1979年平反。出监后，从文字学家康殷学习篆刻，给旅游中国的外国人刻章。后到日本谋生了，最初也是篆刻，开个小店，后来连家属也接了去，做起了买卖，十多年前入了日籍。回来探亲，有时还到我家坐一坐，我们谈起一监往事，恍若前尘。

马宜是个极为灵巧的木匠，三十多岁，可是乍看，简直就像五十多岁的。门牙也没了，脸上能打褶子的地方也都打了褶子，满面风尘，一脸沧桑。他是因为参与武斗，又有点反动言论才被判了八年。像他这样轻刑犯也被留在一监，大约与他会木工有关。

看守很相信他，给他单开了一个木工室，地点就在我们所住筒道的顶端。小屋里摆满了斧子、砍刀、锯子、刨子等，三中队大约只有他才能单独掌握使用这些工具。马宜手艺心思与他的粗陋相貌成反比，还能给队长干点私活，如打把椅子，修修立柜等。他还会做乐器。三中队有个能作曲并能担任乐队指挥的人，名叫马贵峰。政府叫他组织了一个乐队，领导大家唱革命歌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红歌”）。这个乐队除了董清自备琵琶，还有三四把小提琴和监狱原有的锣、镲、鼓之外，其他二三十个人的乐器都是马宜做的。包括中提琴、大提琴、贝司，二胡、四胡、月琴，各种笛子、唢呐等。

他也把监狱当成家，也许在外面他没有任何亲人了。马宜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憨厚在干部中留下好印象的，这一点与刘永志不同。

同监室的另外几位

“监龄”长的老号除了刘永志之外，还有一个是杂务张贵。他是个近郊的农民，四方脸，头很大、头顶全秃，1950年就进来了，到1976年也快六十了，牙快掉光了。吃窝头时都是把窝头碾碎了，泡在菜汤里然后灌入口中慢慢用牙床子咀嚼。他上过几年学，当过一年国民党青年军。

张贵也是监狱坐久了，好像不觉得是在监狱，平常一副散淡的样子，很难看出他是犯人。张贵谈自己的经历也很坦然，似乎不觉得那些就是苦难。徐连生很爱学她的女儿数年前一次接见时说的话“爸，我和我妈就跟我叔一块过了”。张贵听了也就憨厚地笑一笑：“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惹得满屋子人大笑。

挨着张贵的是个工人，名叫刘义山。他是石油部门的建设工人，专门建设炼油厂、石化基地等工程。他沉默寡言，只要闲着，他总是坐在小板凳上、趴在炕头写。我问他写什么，他回答：“就是练字，旁边有什么就照着写什么。有报纸就抄报纸，有毛选就抄毛选。”这也是一怪。后来才渐渐知道他的案子在当时是个“惊天大案”，不仅轰动北京，而且形成中央文件，举国皆知。

刘义山在湖南一个基地搞基建时，得到一本手抄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他没事就抄这本小说，后来转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现今叫燕山石油化工厂）搞基建，他就把这本手抄小说带到北京。从此这本小说就在北京流传。后被北新桥街道一个“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发现了，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到北京市委，最后送到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那里。姚文元批示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

筒道的几位杂务

除了这些人外，每天与我们打交道的还有本筒道的杂务。杂务也是三班倒，一共三人，除了张贵外，另外两个姓张与姓孙。

姓张的外号叫“大了”，不知谁给他起的。旧社会妓院男掌柜的俗称“大了”（或称大茶壶），因为娱乐业等处都是多事的场所，主持这种行业的人黑白两道都得说得上话，吃得开，这样才能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平安喜乐地赚大钱，因而这个总管事的被称为“大了”，含有赞美之意。这个人五十多岁，听说“三反”“五反”时（1950年代初）就进来了。他嘴非常碎，经常唠唠叨叨，几乎挑所有人的毛病，给人的印象非常坏。一些老号老拿他开心，让人感到有些侮弄他的意思，但很少有人同情他。后来“大了”到期走了，人们才公正地说：“大了，人不坏。他很少给人汇报。犯人在筒道出点事，到他那里也就给‘了’了。”

孙姓杂务，比“大了”更老，六十多了，花白头发，圆脸。他很有尊严地在筒道门口的凳子上一坐，不管犯人还是队长从他前面过，他都是一动不动，稳稳地坐在那里，很少管事。有时三个杂务张贵、大了、老孙都坐在杂务值班的筒道口，当看守从此路过时，老孙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张贵就只抬抬屁股，而大了就会突然立起站得笔直，并向队长献媚地笑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