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控――大陆“文革”怀旧群体调查

在中国的老工业城市，尤其是北方老工业城市，他们甚至已成为固定一景：广场或公园的某个角落，一群上了年纪的他们，或在红歌声中手持红宝书念念有词、大跳忠字舞，或站在红色横幅下，集体聆听激情澎湃的演讲。在反日保钓之类的游行中，偶尔也会见到高举的毛泽东像下的他们。

他们与时代的强烈脱节感和容易引人注目的言行，在“唱红”大潮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观察者纳入“文革”思想在中国大陆回潮的典型症候。同时会引发警惕“文革”以及对“文革”罪恶缺乏彻底检讨反思的议程。

然而，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视角看，他们整体上是“50后”为主，他们并非对“文革”真相隔膜，恰恰是“文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文革遗民”的群体。

他们并非在媒体和学术圈频频发声的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有相似的家庭和人生境况：工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在九十年代下岗，所依附的国企破产，个人陷入贫困，靠养老金度日。

在新时代的集体失落感，会让他们本能的追忆毛时代“激情燃烧”的青春，以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哪怕只是一种自我想象。

他们易引人注意的政治主张背后，更有某种怀旧心理作为支撑。如果将今天的中国视为一个在高速发展中不断分化与撕裂的社会，那么他们正是被撕裂的一极――这个在政治光谱中处于极端一侧的人群，虽然不是这个社会最彻底的失败者，但却可能是这个社会最无望的失意者。

而中国失意人群可以扎堆互相取暖的“火堆”非常少，宗教和社团组织不发达，可供他们选择且他们熟悉的资源只有“文革”话语。而“彻底打倒”，“坚决清算”等“文革”话语特有的歇斯底里和攻击性，既给了使用者极大的心理满足，也放大了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存在感。

这套政治话语尽管显得可笑和过时，却可能是他们参与到“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宏观议题的唯一方式。

“文革控”的广场

一群以下岗工人为主体的老人们，在人生的暮年对巨大的社会变迁无所适从，只能以怀念“文革”的方式抒发对青春的怀念。

记者／王家骏 杨桐

他皱着眉头，神情肃穆，手里拿着铜锣与锣槌，站在广场中央。独自一人进行着某种宗教仪式：敲两下锣，抬头仰望苍天，皱褶的双手尽全力向上伸展，之后继续敲锣，周而复始。

此举吸引了旁人走上前去围观。他半张着嘴一言不发、以茫然的目光回应人们的嬉笑。“都啥年代了！”掠过他身边的年轻女子用中原方言轻声说道，随后加快脚步穿越广场，提着购物袋奔向另一座百货大楼。发出这样的感叹，或许是因为她看到了他胸前的那抹红色――毛泽东像章。

这里是洛阳市公安局大楼脚下的周王城广场。每天下午两点多，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候，广场北部准时涌入半场人。同样别着主席像章的老人们驾驶电瓶三轮车来到此处，在小车上立起竹竿，升起国旗和党旗。一幅展开的毛泽东画像下方，印有“中华民族不可以没有精神，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的精神”的字样，后续的排比句中，“精神”一词被圆润地替换为：信仰、灵魂、旗帜和方向。

积极的活动参与者，还在广场西北角的树木间拉起绳子，挂出参观游览南街村和朝鲜时拍摄的图片，以及从各种左翼网站上打印的文章。

另有三五成群议论时政的人们，在整个活动区域零星分布了六七组。讨论由别着像章的骨干主导，话题从为“文革”正名到抵制转基因作物，再到政策路线，从钓鱼岛问题再到中央人事变动，颇为庞杂。间或有一位流浪汉吃着馒头参与到其中一组，谈论现今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

随着围观者越来越多，活动进入了高潮。当高分贝的红歌响起，暮气一扫而空，一些中老年妇女扭动身躯，手中挥舞并不存在的语录本，跳起了忠字舞。

如果不是广场南部有从事文娱活动的人群存在，置身其中会有强烈的时空错乱感。老人们往往会与误入此处的年轻人主动交流，指着大幅的画像说道：“改革30多年改的是个屁，老百姓就认这个！”顺手给表情错愕的年轻人递去一本毛主席语录。

下岗工人的“文革”记忆

胡新芳并不是每天下午都会来，但他的每次出现总会成为广场西北角的中心。矍铄的黑发使他在外观上异于其他人；腰间的扩音器总是播放着“文革”广播，播音员的声音铿锵有力；高高举起的手中常常拿着政治人物作为封面的杂志，站在花坛石阶上挥动，十分引人注目。

胡新芳把他的杂志称为“红色文化书籍”，其主题无一例外围绕着军事、政治和历史。这些书籍大部分是非法出版物，每本五到十元。

“能挣一点钱”，胡新芳说自己的生意有些微薄的收入，“挣的钱都被用在每本杂志里附送的资料卡片上。”胡新芳介绍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追求理想，推广红色文化。”

“炮打司令部”、“备战，备荒，为人民”、“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卡片往往是毛泽东时代政治术语的名词解释，配有毛泽东的画像和题字。胡新芳完成排版后在复印店批量制作。“排版的技术，还是文革期间油印传单时积累下来的。”

1955年胡新芳出生在今属洛阳市涧西区的下沟村。当时的涧西区刚刚从一片荒野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整个“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设在此地的就有7个，从西向东一路排开，分别是高速柴油机厂、矿山机械厂、第一拖拉机厂、耐火材料厂、发电厂、滚珠轴承厂、铜加工厂。

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社会下，来自中国沿海省份老工业地区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来自原属华北抗日根据地各个省份的管理，被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在建企业的基本班底。以规模最大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为例，据涧西区公安局曾做过的户籍资料统计，建厂时来自江苏的人员占到总人数的4.81%，山东的占3.53%，河北2.91%，上海2.17%，浙江1.75%，辽宁1.78%，吉林1.3%。

这些第一代创业者，以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出现在古都西部。在后来的60年里，彻底改变了生活中的一切。

胡新芳的家就在电厂旁，如同中共建政初期其他土生土长的洛阳人一样，胡新芳从事手工业的父母并没有成为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工厂的第一代创业者，他的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后，移居洛阳市东部的老城区。

“文革”开始那年，11岁的胡新芳喜欢到距离自己小学不过百米远的洛阳市七中看大字报。在半停课的状态里，大字报成为了他识字的教材和政治启蒙读物。因为经常与组建了造反组织的“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中学生）大孩子们一起玩，所以中学生们串联时也带上了他。

1966年国庆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瞒着父母私自来到北京的胡新芳，和成千上万洛阳市厂矿子弟学校的学生们一道在天安门广场上远远看见了毛泽东。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超越党组织和官僚集团，直接动员群众的政治方式使他深深折服，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和“造反有理”的理论，更成为了胡新芳和他部分同学们的坚定信仰。

从此，胡新芳的内心被革命野火点燃，并养成了极为自豪的“政治敏感性”。初中毕业后，他和其他学生一样要“上山下乡”，巧的是“下乡”的地点正是下沟村。虽然下沟村还是农村，但附近早已换了人间。只要向南走上不到一公里，就能看到规模庞大的“一五”项目。再往南行，则是苏式建筑风格的工人生活区。宏伟的建筑景观和狂热的政治生活共同组成的画面，永远烙在了胡新芳的脑海中。“一切就像在昨天一样”，胡新芳动情地用带有方言腔调的普通话说道。

给胡新芳留下深刻印象的厂矿企业，当时已建成十多年了。那些二三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创业者所生育的子女也先后成年。企业建成后，数轮面向本省的大规模普通工人招募，使得重工业的涧西区一跃成为了洛阳市内人口最多的行政区。

在流传着“华北的干部、沿海的技术、中原的工人”说法的涧西区，人员五方杂处，普通话自然而然成为了交际语言，整个区域成为迥异于其他城区的“工业语言岛”。而普通话在交流工具外，更成为此区域人们（尤其是作为创业者子女的第二代工人）身份认同的标准，它承载着法定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和独特的大院生活记忆，以及相对本地人的高度优越感。

胡新芳在青春期同第二代工人一起成长，为了融入到群体中，他的口音也向普通话转变。穿行在厂区和居民区间，胡新芳“目睹了‘文革’期间洛阳的每一件大事。”

1968年，拖拉机研究所、拖拉机制造厂、轴承厂大门前的广场上纷纷竖立起毛泽东塑像，其中轴承厂前的塑像最大。“造像的那几个月，我每天都要去看”胡新芳回忆道，“轴承厂前的那座像带有地下室，前面还有台阶，人们可以登上去做演讲。”

在今天，轴承厂前的广场已经成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老人们最为钟爱的活动场所，那一具通体金色的毛泽东塑像如同磁铁般具有凝聚力。对老人们而言，每年4月5日前后的清明节、9月9日毛泽东忌辰、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格外重要，这几个日子，轴承厂广场非去不可。

50年代生人的“工二代”群体有着值得眷恋的青春，但90年代中后期直到新世纪前五年的国企改制阵痛，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1999年胡新芳从洛阳钢铁厂下岗。后来在周王城广场上与胡新芳一起从事“宣传毛泽东思想”，常常带头跳起忠字舞的王仙峰也在此时遇到了挫折。

出生于1959年的王仙峰，父亲是一名被称为“铁杆马列”的市委组织部干部，母亲是灯泡厂的普通工人。进入1993年后，与当时的许多国企职工一样，王仙峰的生活不再顺心，企业经营不善，经常发不出工资，几次停工后，最终兼并重组。重组当中，能言善辩的王仙峰被推选为职工代表，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炮轰厂方的改制方案。

其间，王仙峰遭遇了一场婚变后重组家庭。为了化解工作和生活中的苦闷，王仙峰开始集邮。通过收集与毛泽东时代有关的邮票的方式，寻找自己青春的记忆。她越来越觉得，毛泽东时代是她所经历的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怀旧开始在失业的“工二代”群体中流行。目睹了1992年后突然拉大的贫富差距，“工二代”怀念当年所拥有的一切――社会相对平等、生存保障、作为领导阶级的显赫地位、造反的权利、廉洁的干部。生活越坎坷，那个年代在回忆中就越美好。

虽然现实有些残酷，但他们并未将心中所想付诸行动。50年代生人的这批“工二代”还未达到退休年龄，“有老人要养，有孩子要供，生计担子很重，我也没有时间推广红色文化”胡新芳说道。

下岗后的胡新芳和妻子一起卖小吃，供应早餐午餐。直到2004年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又坚持一年，才放弃了这门需要在凌晨起床的忙碌营生，逐渐成为了一个半职业的红色思想宣传员。

失落的“三种人”

在第二代工人群体面临压力的同时，明确提出怀念“文革”的群体已经在洛阳出现。这一群体以“文革”时期的造反派领袖为主，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被洛阳毛派同志们称为“红色资本家”的姚法。

姚法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某乡镇的革委会委员，并作为造反派代表到天安门前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1976年“文革”结束时，洛阳市数以千计的人群涌到本地造反派总部，抢夺各式各样的办公器材，在别人哄抢留声机之类的电器时，姚法砸烂相框，取走了墙上的巨幅丝制毛泽东画像，后来这幅画像被他重新装裱挂在了自己的藏书室内。

邓小平曾经将“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简称为“三种人”。邓小平称“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因此在“文革”结束后，“文革”中叱诧风云的造反头目和以造反表现突出而入党提干的人们都被清查，不少人被开除出党。

在河南，“文革”结束后的“清查三种人”使得超过10万名“文革”积极分子被追查，洛阳因此而被停发工资、失去工作甚至拘押坐牢的也有万人左右。

如今广场上的“文革”怀旧者中，不少人都曾因“三种人”的身份遭到清查，姚法就因此被关进“学习班”学习了50多天。后来他开始购买拖拉机跑运输，1985年，已经积累起第一桶金的姚法开始做保温材料的生意，后来成为了资产过千万的私营企业主。

虽然是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但姚法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光的流失而减弱，他一直在收藏“红宝书”，以此怀念那个特殊的年代。

1989年，一名曾经担任过洛阳某高校革委会主任的人通过招工进入姚法的工厂，相同的“文革”造反经历让二人一见如故，经其介绍，洛阳一批“文革”时期的当权者纷纷到姚法的工厂座谈。这批人当时都是50岁以上的年龄，因为“文革”时参与造反，所以在改革后一直不得志，有的甚至刚从牢里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