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下）

五、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血缘文化的泛滥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执政17年的阶级斗争治国路线恶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以否定17年的方式把阶级斗争的治国路线推到了极致，内化为党内的路线斗争。这是阶级政治的狭隘性走到极端的结果。毛泽东以领袖的个人权威直接号令群众造反，毁弃了初步建立的尚不完善的国家制度，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政争的问题，使革命重新走回了街头政治。文化大革命以群众性造反运动，把革命推到了极端，也把革命神圣光环背后秘不示人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了，让人们看到了这场革命的反人性底色。

在这场“搅得周天寒彻”的革命中，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的沉渣泛起，血缘文化泛滥一时，并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标识。一些青少年学生堂而皇之地把“血统论”抬了出来，把中世纪的裹脚布当作革命的旗帜到处挥舞，形成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风暴。同时，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峰。“万寿无疆”的全民敬祝、“献忠心”的万众供奉、“誓死捍卫”的热血愚忠……这些都让人们看到皇权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被革命打倒的对象，又在革命中成了革命的膜拜物。旧时代的阴魂附体在革命后代身上，发作出了新时代的癫狂，践踏了人类文明价值。也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出现了革命的“内卷化”，成为了结束革命的一场革命。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与“血统论”思潮的泛起

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标志，无疑是亿万群众参加的革命造反运动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亲自发动起了红卫兵运动。各地青少年学生一哄而起，纷纷成立名称各异的红卫兵组织，充当了革命造反的突击队。早期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自己的组织标识，把家庭出身作为与生俱来的革命胎记，从而把贯彻阶级路线推到了更为狭隘的极端。红卫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公然打出了血统论的旗帜，侮辱打骂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冲到社会上，殴打甚至虐杀“牛鬼蛇神”，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破四旧”风暴，为这场运动首先涂抹上了血腥的底色。

“八・一八”以前出现的早期红卫兵，是由接班人意识最强的干部子弟为主组成的，自称老红卫兵。先天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以革命接班人自诩的特权意识，使这些革命的新生代对阶级与血缘的代际关系情有独钟，有着十分强烈的政治冲动。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感召下，他们以新生代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自发成立了党团组织之外的组织――红卫兵，最早地投入到批判教育路线的造反之中。“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1]

这些激进的青少年学生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在教育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一场政治运动。他们认为校方不讲阶级路线，不讲政治，重分数轻出身，偏袒学习好但出身一般的同学，要求全面实现“红五类”教育优先的特权，把已经倾斜的教育平台更倾倒偏向他们。随着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兴起，他们把“红五类”家庭出身作为红卫兵的组织原则，公开要求为“红五类”子女，特别是干部子女谋取政治进步的特权，歧视和迫害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形成了“血统论”的思潮。早期红卫兵最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维护“接班人”的政治特权，都带有严重的“血统论”的思想印记。

老红卫兵思潮的核心，是贯彻以家庭出身为中心的阶级路线，把血缘认同作为阶级认同的根据，标榜干部子弟从小就饱受革命教育的“自来红”，表现了“天然接班人”的政治特权意识。如早期红卫兵文告中所称：“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分”；“我们纯纯粹粹是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后一代……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握。”[2]

最能代表“血统论”思潮的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最早的起因，是北京大学附中的两个中学生打架的小事。这两个同学，一个是军队干部子弟，父亲是将军，本人身体弱小；一个是出身不好，父亲是著名大右派，但本人身体强壮。弱小者相打不过，就拿强壮者的家庭开骂，贴出了这幅对联。一些干部子弟学生自发成立的红旗战斗小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站到出身好的同学一边起哄，要求校方贯彻阶级路线。北大附中工作组认为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制止了他们的幼稚行为。但在毛泽东否定工作组，表态支持青少年学生造反后，情况发生彻底逆转。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狂热地抬出了这幅“对联”，并添加了横批“基本如此”，起名为“鬼见愁”，围绕“对联”掀起了一场大辩论。拥护者呼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公开打出了“血统论”的旗号。“血统论”迅速从北京流传到各地，许多省会城市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纷纷效法，成立了“血统论”红卫兵。

“血统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十七年阶级路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畸形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文革”前，虽然学校的阶级路线越来越左，但还是有一定政策边界的。在给干部子弟优先权的同时，也教育他们不要背上“自来红”的包袱；在给出身不好的学生设置种种发展障碍的同时，也劝慰他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要他们相信党的给出路的政策。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政治策略：既让这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能够认同这个阶级－政治谱系，又不让他们真正得到政治归属；让他们因出身问题自惭形秽，又不至于毫无希望而自暴自弃敌视社会，让他们看到改造的希望，永远在自我改造的赎罪过程中。虽然人生的起跑线一开始就是按家庭出身倾斜的，但毕竟还承认了后天努力还有机会。在“重在表现”的政策下，一些学习好、听话但出身不这么光鲜的学生，也受到了老师的青睐，成了学生干部。这让一些干部子弟很不服气。“文革”一开始，北京清华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就认为学校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求贯彻阶级路线，要把他们的优先权上升为独占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造反要求还得到了有相当职务的领导干部和父母的支持，视为“自己的娃”的应有权利，有的家长还给他们出谋划策。[3]

工作组领导时期，按照“四清”运动的方式，在学校里更加突出强调了阶级路线，让干部子弟担任学生干部和运动积极分子，给他们提供表现的舞台。但那些特权思想严重的干部子弟并不满足，他们要求的不是政策倾斜，而是“自来红”的绝对霸权，因此与工作组发生了冲突。撤销工作组后，老红卫兵的“对联”加上“基本如此”的横批，就是针对“重在表现”的政策来的。[4]

从理论上讲，“血统论”作为阶级路线的极端化结果，有着共产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文化基因。“血统论”的理论旗帜来自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名言：“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5]毛泽东在1937年的这段语录，历来被作为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人们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根据。在中共掌握政权后，这个“阶级的烙印”越打越重，越追越远，成为娘胎里带来的原罪，甚至要上查“三代”、“五代”。这种“阶级烙印”的先天性文化，经过“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洗礼，已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文化。老红卫兵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他们只不过是依仗自己家庭出身的优势，把阶级统治的偏褊更向权力世袭方面推进了一步：把阶级属性的先天性固化下来，把家庭影响绝对化，把执政党的政治特权变为领导干部的代际特权，把接班人资格当做自己的天赋权利，这自然就走到了“血统论”。

在“血统论”者看来，一个人的家庭阶级状况，基本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进而决定了他的政治权利。干部子弟是革命家庭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天然是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同辈人中的领导者。从逻辑上说，不给“四类分子”子女应有的人权，和让干部子弟享有特权本来就是同一回儿事。老红卫兵们不过是用孩子的直率打开了这个密门，把父辈的阶级斗争模式复制到同辈之间，更把血缘认同作为阶级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根据，率真而任性地提出了政治接班的垄断要求。

早期红卫兵以血缘－政治认同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按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指导思想，重新提出了一套新的阶级－血缘谱系，作为政治认同的归属标识。老红卫兵自诩是由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烈士的子弟们组成的“红五类”革命组织。其组织的特点是：一、血缘自闭性和政治排他性。出身黑五类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是自来黑的“狗崽子”，没有参加运动的资格，不能加入红卫兵。店员、职员、医生、教师、知识分子等家庭出身的，属于半黑不黑的灰色系列，只能做“红外围”（也有称“红战友”等）。二、组织内部的血缘政治的等级性。早期的红卫兵组织中，真正的工农子弟为数很少，起主要作用的是“红三类”干部子弟。当时的干部子弟的范畴，对父辈的革命资历是有要求的。北京的老干部多，干部子弟是指父辈在抗战胜利前参加革命的，高干子弟指父辈在副部级以上的。老子的革命资历、级别、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在红卫兵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红卫兵建立的阶级－血缘谱系，是建立在执政党的阶级－政治谱系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这是在革命接班人资格排序上的等级制，奉行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政治血统逻辑。“红五类”是革命的，“灰五类”的可以团结的对象，“黑五类”是敌对的。在“红五类”中，又有三六九等。其核心是“红三类”，尤其以军队干部子弟最吃香。父辈的官职大小又是与子女的接班人资格相联系的。“灰五类”是“红五类”的主要排斥对象，“红五类”贬低他们的政治地位。而“黑五类”队伍迅速扩大，在地、富、反、坏、右之上又增加了两个新成员――资本家和“黑帮”，成为了“黑七类”。资本家在五星国旗上的星座是民族资产阶级，“黑帮”更是品流复杂，既有“反动学术权威”，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叛徒、特务等等。因为划分类别不同，又有“黑九类”等称谓。这个阶级－血缘谱系比之阶级－政治谱系，不仅更加狭隘、封闭、专横，而且划分标准也更混乱、更缺乏逻辑，非常粗略和随意。

血统论思潮是伴随着恐怖暴力一起登台的。老红卫兵们盲目崇拜革命暴力，渴望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以粗鲁野蛮为革命时尚。他们把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奉为革命的“葵花宝典”，穿着父辈的旧军装，扎着武装带，模仿父辈打土豪的方式投入了“造反”。从早期红卫兵文告中，可以看到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在这些孩子幼稚的心灵中已深深地埋下了阶级仇恨种子，在这场运动的风雨浇灌下，这些早熟的种子开出了仇恨的花果。他们在文告中宣称：你们狗崽子的父母当政时对我们革命子弟是斩草除根，一个不留，“这血海深仇，我们是一笔一笔都要清算的”。[6]

撤销工作组后，红卫兵们在学校里首先掀起了一场暴力行为。他们把一些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校领导、老师、职工当作“牛鬼蛇神”，设立“牛棚”关押他们，对他们进行凌辱、打骂、批斗，甚至打人致死。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女中学生们群殴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老红卫兵们不仅斗领导、斗老师，还斗同学，欺辱那些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同学们。正如当时有一副“自来红万岁”的红卫兵对联写道：“想当年前辈斩恶魔打天下，看今朝后代镇妖崽保江山。”打骂欺辱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家庭出身的炫耀，还有继承革命事业的自豪，表现出在同龄人中“拔份”的革命张扬。

在“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依仗国家专政机器的力量，对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和所谓的“阶级敌人”们，采取了激烈的“革命行动”，凌辱、打骂、批斗、甚至虐杀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红卫兵的这些暴虐行为，得到了中央媒体的支持和宣传，掀起了“文革”的第一个血腥的高潮。有的地方借助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势，有意地怂恿、鼓励，甚至组织了对“牛鬼蛇神”采取“革命行动”。北京市大兴县一些公社对四类分子进行集体屠杀，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在8、9月间，在首都北京打死1772人。被驱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7]

从北京兴起的“红色恐怖”风暴，很快刮到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干部子弟公开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8]在中共西北局所在的西安市，干部子弟们还成立了名为“红色恐怖队”的红卫兵组织。

为了规范红卫兵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一些造反早“牌子硬”的红卫兵组成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最著名的是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