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武：我的牛鬼蛇神老大哥

前不久我老梁大哥的儿子给我看他写的纪念的文章《医者人心-我的父亲》，他问我有没有写得太过，我和他说一点都没有写过，他父亲的事迹他写的是“凤毛麟角”，他父亲的事迹很多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在文革时被称为“牛鬼蛇神继承人”，我当时的成分是“疑似逃亡地主”。

我家的历史很像电视剧《闯关东》描述的那样：我太爷爷是山东历城县人，清末时和我太奶奶带三个儿子逃荒到热河省朝阳县，(注：热河省位於目前河北省、省和蒙古自治交界地)。我太爷爷会武功，在当地结交了很多满族和蒙族的朋友。我奶奶是蒙族人，大脚，盘头，和我爷爷开荒种地，我爷爷也会武功，后来开始走马帮-从海边贩卖盐去蒙古地区换回骡马。当时沿途有一个胡子(土匪)是他的朋友，他就和胡子分红，胡子则负责为他护路，结果他的马帮成了独家生意，因此发了大财。1931年那个胡子的两个对头-两个小股的胡子要绑我父亲三兄弟的票，我爷爷的那个胡子朋友得知消息就通风报信给我爷爷，要我爷爷全家赶快逃跑。我爷爷紧急分家，用称粮食的斗来分大洋，然后我父亲兄弟分别逃难，我家来到了红螺岘，就是现在葫芦岛连山区。这场变故对我爷爷打击很大，家产都没了，后来喝闷酒，导致肝昏迷，我爷爷临死时和我父亲说在朝阳的老宅的碾子下还埋了两缸大洋，我父亲后来回去挖，但没有找到。

东北地区是1948年解放的，当时划成分的政策是按解放前三年内的成分来划分，我家1945年就早已破败，因此被划为贫农。但1958年朝阳老家的乡里大办人民公社大食堂，那时我家的老房子已荒败，公社选中了我家的老宅那块地来建食堂，结果在碾坊的地基边上挖出了两缸大洋，这两缸大洋被社员给私分了。但有人分文未得，因此报告到乡里，于是怀疑我家是逃亡地主。

我当时正在锦州一高中读书，（注：锦州一高中是东北地区名校，辽宁省重点中学）乡里把这件事反映到学校，所以在我1959年考大学时，尽管我成绩优异，但我报的本科医学院都不予录取，我最终只是被大连医专录取，到那才知道原来我的同学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这是大连医专的特别之处。

我于1963年分配在锦西县医院，1966年转去锦西化工厂职工医院，计划经济时代锦西化工厂是国家特大企业，财大气粗，锦西化工厂职工医院不论人员还是设备都是锦西地区最好的。我有幸成为梁定中主任的下级医生。我当时很受院长书记的赏识，并深受梁主任的器重，当时我是公认的梁主任的继承人。

文革爆发后，1968年梁主任等人被关进了牛棚，一开始没有冲击到我，但随着运动的深入，由于院长书记被打倒成了走资派，梁主任成了反动技术权威，我受出身问题的影响也被关进了牛棚，当时关我们的这个组织叫“毛泽东思想捍卫队”，我们这些人叫“渣滓队”。那段时期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我因为年纪最小，事情比较单纯，因此没有吃太多的苦头，只挨了张大脑袋4记耳光。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发工资，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渣滓队期间只有我和老程大哥可以回家，别人不许回家。老梁大哥被关了半年多，那时他只发生活费，记得他爱人李医生给他送饭有一段时间是小黄米加一块红糖，顿顿都是这个，一天他对我说“你叫小李给我送点酱，里面放点葱和肉沫，再给我送两包烟”。

最惨的一位医生，他比较注重仪表，干净整洁，因此被一些人认为高傲，有架子。那位医生为人耿直，也因此遭到一些工人的忌恨。我亲眼见到4个人站在房间的四个角，用鞭子打他，打得他抱头哀号，衣服上到处是血。

我老梁大哥从到锦西就是没有一点架子，对病人一视同仁，甚至和很多普通工人称兄道弟，因此很多工人都保护他，他基本没挨打。我只见过一个年轻工人卡他的脖子，我那时还没有被关起来，我就去制止，那些人恶作剧似的哈哈一笑就走了，从这一点可看出来，就是那种很痞很坏的工人对他还是狠不起来。

我有一阵子和他一起烧锅炉，有一天大喇叭里播放江青关于文化大革命讲话，真是杀气腾腾。他突然脱口骂了一句“这个老X要是不死中国没个好！”，把我给吓得东张西望，幸好当时没有别人在场，我抓着他的胳膊说“这话是要掉脑袋的啊！”

医院捍卫队的头叫张大脑袋，他本是化工医院的化验员，文革一来他就起来造反．他文革前是陆清壁医生的好朋友，陆医生是特嫌和我们关在一起，张大脑袋要划清界线，一次，一边打陆医生的耳光，一边说“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要和你划清界限！”。我们都说张大脑袋一脑袋都是坏水，整天琢磨如何整我们这帮人（注：张大脑袋后来死于脑积水）。一天陆医生身体不舒服，我们那时是牛鬼蛇神都被剥夺了看病的权利，手中没有听诊器，于是陆医生躺在床上，我头枕在在他胸口听心跳，突然张大脑袋把门踹开闯了进来，非要我交待我和陆医生在干什么勾当。张大脑袋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但是他学老干部，平时给我们训话学毛泽东的湖南腔，比如他叫我不叫李奎武，而是叫“黎愧物”，我和老梁大哥烧锅，有一次压力不够，他就用带湖南腔的东北土话来骂我们。

一天老梁大哥要我帮他找本书看，我给他找到本《三国演义》，用《毛泽东选集》的封皮把书包起来，他一边烧锅炉一边看三国，结果被人给汇报了，说他“烧锅炉不忘学毛著”。还有一次批斗老梁大哥，张大脑袋说他毕业于美帝国主义的“约翰逊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结果当场就笑暴了会场。

我们每天早晨要列队跑步，领队的敲一个破锣，一边跑一边喊，他喊一句： “文化大革命好！”，我们跟着喊一句：“文化大革命好！”；另外两句是：“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

我是捍卫队里最年轻的一个，被张大脑袋称为“牛鬼蛇神继承人”，文革这些事后来都成了我们的笑料。

前面的相片就是从渣滓队出来后，一天老梁大哥拉着我说：“奎武咱哥俩合个影，留个念”。

后来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我们被放了出来，恢复工作，但没多久，我们内科两个主任（梁定中主任，和叶德齐副主任）都病了，我于是成为代主任，主要处理行政事务。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梁主任上班时老是按太阳穴，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他头痛，他人变得又黑又瘦，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的劣质香烟，我觉得他是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几乎绝望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近乎崩溃。

经过了那一段苦难岁月，我们都变得特别能讲笑话，特别是我老梁大哥走到哪，都有医生护士把他围在中间，他们常常被他的幽默给逗得哈哈大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化解我们心中的苦闷和压抑，否则我们非得病不可。像他这样的有着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他能够在文革中存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人品和医术还有他的心胸开阔，文革中很多人没有被整死，但由于苦闷压抑而得病而死。

我认为他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才，那时化工部特批给他订一份外国的医学期刊，由化工厂报销，他看到精彩的地方，忍不住讲给我听，指给我看，所以他的医学知识很多当时中国还没有翻译过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我遇到疑难病症，我向他请教，他往往拿出他的英文书，给我讲解，然后再翻译出来写给我。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包里有个眼底镜，他懂得通过看眼底来看病，这些他都无保留地传授给我。

他不仅是我们锦西，锦州地区的第一名医，就是在辽宁省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名医，那时他去参加会诊或医学方面的学术会议，他都带我去，我是他的跟班-我给他拎包，同时我还是他的翻译，因为70年代，他的普通话讲得南腔北调，会诊时经常讲着讲着，听众眼神就开始发直发愣，我因为长年在他手下工作，我早已习惯他的讲话，我就开始帮他翻译成东北话，所以他开会和会诊也离不开我，因为给他做翻译的缘故这又加深巩固了我对他的讲述的医学知识的理解。据我所知他是圣约翰大学在辽宁省的唯一一个毕业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在中国医学界赫赫有名，而东北的名医大多是南满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注：后来被合并成为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源于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医科院校，其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和卫生学校），他们是日本人培养的，而正宗西医在英美，所以包括那些医学院的专家教授在他面前可以说是“唯唯诺诺”，但老梁大哥非常谦和，从来都是非常照顾别人的感受。

1970年代有一天他和我说，将来内科医学的前沿将是心内科，他说他年龄大了，没有精力再学习新知识了，而我还年轻，要我朝这方面好好努力。当时国内非常缺少这方面的书籍，他就想办法帮我收集资料，一次内科副主任叶德齐主任去南方出差，买到了两本一模一样的心内科方面的书籍，老梁大哥想借来看看，叶医生以各种理由就是不借。老梁大哥和我说你是小医生，和她构不成竞争，你到她那去跟她买，看看能不能从她那买一本。叶医生还是不卖，和我说她是给一个亲戚买的，已经寄给了她的亲戚。叶医生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对锦西化工医院也有重大贡献，但她在业务上一直不服老梁大哥。叶医生是国民党原三青团区分队长，文革也挨整，但她从不搞阴谋，也不整人，她很严厉，有意见从来是直截了当表现出来。老梁大哥则和她完全不同，他心胸开阔，从不和她计较。

原锦西化工厂副厂长谭生彬是延安出身的老干部，他和我说，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谭生彬背着一杆大盖枪去接应，毛问过他的名字后，说“你是武将，名字怎么起得这么文质彬彬？”，还说： “19岁的县委书记，咋用长枪”，谭说“长枪挺好”，毛转过身对他的卫士说：“把你的枪给他”。谭是原青海省委书记，1962年受“习，贾，刘反党集团”和 “刘志丹反党小说”的牵连，被贬到化工厂当副厂长，文革时被关牛棚，受到残酷迫害，把他屁股都打烂了（注：大概造反派还是有所顾忌，不敢打他的要害部位），批斗时痛得他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滴，后来他肝浮肿，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他要我帮他找梁主任给他看病，但当时梁主任被专政，我那时还没有被关起来，于是我找造反派说他这么大的干部（6级降为8级），要是死在这恐怕你们没法交待，不如要我给他看看病。于是造反派才同意我去给他看病，可能被我说动，他们也怕担责任，造反派说“他老婆更严重”，你也给看看，当时谭夫人肝出了问题，我治好了他们老两口的病，等于救了他们的性命。

后来谭生彬给毛直接写信，得以调到化工部当顾问，老梁大哥去北京出差顺便去看望老两口，谭生彬夫妇对梁主任说“很想念奎武”，要求化工医院院长找个机会派我来北京出差。后来果然派我来北京出差，他们夫妇对我特别热情，非要我住在他家，还要接济我，但被我谢绝。后来谭生彬问我在工作安排上有什么要求，我当时正想到北京阜外医院进修心内科，正苦于无法得到省级单位的介绍信，我就和他说了，谭生彬说化工部是省级单位，我来帮你办，后来在他的帮助，我得以参加考试，并以优异成绩入取。

1985年以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心脑血管疾病急剧增加，可见老梁大哥。后来葫芦岛市医院要创建3甲医院，有一篇关于心血管方面的论文作为成果上报，当时我作为一个专家参予评审，当时辽西地区就没有人懂心内科，那篇论文问题很多，有的基本理论方面就搞错了，我就委婉地指出了这篇论文的问题，并提出了我的修改意见，我还说“我们不能和其他大城市的医院相比，人家都搞了二十多年了，我们才开始，就像是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走的踉踉跄跄，但我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值得肯定的”。我诚恳的态度要当时市医院的院长非常感慨，他说：“从你的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了梁定中主任的风范！”。我老梁大哥的光环始终照耀着我，在他离开锦西后，我参加会诊，经常有一些熟悉的老医生说我：“奎武不愧为梁定中主任的继承人！ 有梁定中主任的风范”，现在我可以说我是葫芦岛心内科的第一人，所以梁定中主任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我到现在还在工作，我有自己的诊所，我的医术医德在葫芦岛也有一定的口碑。

文革后，在我毕业18年后第一次加工资，从55块5毛加到60块5毛， 当时还很高兴。最叫我哭笑不得的是后来给我落实政策， 书记跟我打官腔：“奎武同志，你在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锻炼和洗礼，你应该感到欣慰和荣幸。我们有那么多的老干部，老将军在文革中含冤而死，同他们相比你所受到的委屈是微不足道的，你要向前看，要感谢党给你落实政策，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就说：“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觉得我变得坚强了，今后在生活中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不怕，我都能够克服，我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唉！，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