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上海的“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

上海第一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的6月初，一个不受党团和学生会控制的青少年组织在北京横空出世。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喊出后来风行了整整十年的文革口号――“造反”。他们和压制自己组织的学校党支部或工作队辩论，7月28日，江青将他们的大字报送毛泽东。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8届11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给他们的回信,信中说：“我支持你们”。这个组织就是不久将震惊中国和全世界的红卫兵。

北京的消息很快传到上海，上海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摩拳擦掌，准备成立红卫兵组织。几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又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体制外青少年组织的支持。红卫兵运动迅即在北京兴起。

上海各校学生马上也要求成立红卫兵组织。此时上海的学生，还是希望在各级党委的许可下成立组织。但上海市委很谨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上海是否开会庆祝。曹荻秋“竭力反对，后被迫同意开，又说，不讲话，队伍走过就算了”。最后还是陈丕显决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都要到会讲话。[1]第二天，上海组织庆祝游行。会上，复旦大学“红卫兵战斗小组”的代表报告8月18日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上海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向大会提出在全市建立“红卫兵纵队”倡议。

对于这个体制外组织，曹荻秋小心地表示：“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8届11中全会上没有讲”。学生要在报上刊登建立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倡议，曹荻秋没答应。8月22日晚，市委在江湾体育场及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高等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又有学生要求建立红卫兵，曹荻秋明确表示“我不主张建立红卫兵”。[2]但是，曹荻秋的反对根本不起作用，有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组织迅速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甚至工厂、机关中蓬勃兴起。[3]

上海最早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是成立于8月11日的复旦大学外语系“红卫兵战斗小组”，负责人劳元一，他不久成为全市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之一。8月22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成立；8月27日，南洋模范中学红卫兵组织成立。几天之内，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都成立了红卫兵。

最初的上海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北京红卫兵的翻版：讲成分，唯出身，非“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不能参加，甚至教师、医生以及普通职员的子女，都没有参加资格。而且与北京一样，上海各校红卫兵成立初期，核心人物大多是干部子女。

为将红卫兵运动纳入惯常轨道，上海市委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站，站长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不久，不但学校红卫兵组织，而且工人、农民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成立，也由张文豹负责联系。8月底至9月，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并冲击上海市委，社会秩序越来越乱。陈丕显和曹荻秋提出，对红卫兵组织要加以引导。

上海市委对红卫兵的态度，从不支持到希望组织引导，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及中央决策机构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一贯思路：对所有的群众组织必须加强领导和控制。上海市委希望“切实掌握”几个红卫兵组织“在自己手里”，“有事情可以用来起纠察作用”，[4]据后来批斗曹荻秋大会的批判材料说，1966年9月，曹荻秋在部分区委书记会议上说：“根据运动的发展，每个区要切实能掌握二、三个大型学校的红卫兵在自己手里，这样事情就好办了”。[5]显然曹荻秋是希望能以此对越来越失序的现状有所控制。

上海第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设想下由市委联络筹备成立的。9月初上旬，曹荻秋和市委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各自召见了一些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警备区等领导干部的子女，希望他们尽快成立全市性红卫兵组织，维持社会秩序。[6]几十年后当事者回忆，8月底9月初，北京红卫兵来上海造市委反，“市委和警备区领导要稳定上海市的情况下开始筹建的。而一些干部子弟（主要是南模的）就发起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7]而另一个当事者也回忆说，上海第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生红卫兵组织的成立，确实是上海市委组织的：

1966年8月……我接到魏晓台（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让我去警备区政委李彬山家开会。……

到了李彬山家的院子里，记得那时大概有三、四十个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有）。有一位市委干部苏超（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说：北京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现在上海也要成立，你们这些人是市委经过选拔的。大家一起开了个会，会后又分开在两个房间组织讨论（中学生一个房间，大学生一个房间）。后来分别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8]

在筹备过程中，上海警备区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4辆摩托车，还派出不穿军服的军人，为红卫兵们开车，使筹备者得以在十来天时间内，联络了全市10个区的500多所中学，再加上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科学校以及郊县的中学。

参加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是有条件的。当时，正值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对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质疑；由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分化出上海最初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后来被改称为“保守派”，又叫“老保”），许多学校都同时存在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于是，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就成为参加条件。据当事人回忆：

当时各个学校都有红卫兵组织，而且不止一个，我们必须一个个谈过来。谈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保不保上海市市委？如果是保上海市市委的红卫兵，就可作为吸纳成为组织成员；不保就剔除。而且每个学校原则上只选一个势力最大的；如果势力相当，且都是“保皇”的，就两个都选。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路线上的分歧，只是“保皇派”和“造反派”之分。[9]

而据不久后对市委的揭发材料，更是说参加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1)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2)必须是红五类出身；

(3)要文斗不要武斗。[10]

9月12日下午3时，“上海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这是上海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的党政领导和驻沪三军领导曹荻秋、梁国斌、王少庸、李干成、宋日昌、杨恺、陶勇、廖政国等，都出席大会；曹荻秋、陶勇、廖政国并讲话。参加大会的还有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贫下中农协会的领导，以及上海的学毛主席著作标兵杨富珍、杨怀远和蔡祖泉。大会宣布，“上红总部”决定聘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廖政国为总辅导员，聘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和副政委李彬山为辅导员。[11]

“上红总部”的总指挥、南洋模范中学高三学生李爱民，是文革前中学生中少有的共产党员。据说当时中央有个精神：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红卫兵组织负责人。李的父亲是部队中层干部。不过，李的性格不属于能干张扬类型，几乎是名义上的司令，实际决策人是廖年和韩烽火，也都是南模高三的学生。前者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任“上红总部”的参谋长；后者是是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的儿子，也是共产党员，李爱民的同班同学，任政委。此外，“上红总部”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干部子女：联络部部长是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晓台，后勤部长是市民政局副局长杨洪才的儿子杨海光，作战部长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张小勇，办公室主任是上海工学院党委书记张敬人的儿子张小坊，等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也曾在“上红总部”编过报纸。他们大都是高中学生。[12]

“上红总部”号称统领全市红卫兵40万。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上海全市中学生的数字估算的。上海各区也都设“区总部”，每区一个总指挥，兼“上红总部”副政委。

“上红总部”机关报为《红卫兵》报，铅印4开，创刊于1966年9月16日，重要文章都送市委审查。张春桥女儿张维维曾经是编辑之一。

“上红总部”在筹备阶段时，办公处最初设在原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淮海中路1375号近复兴路口的家中。那时抄家之风已经兴起，郭的家被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占据，“上红总部”便暂时在那里办了几天公；成立前夕，搬往人民广场刚完建的一幢大楼内。这幢1964年开始建造的五层大楼，原准备作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市人委）办公大楼，文革骤起，没来得及使用，市委就将其分配给“上红总部”办公用，一、二、三楼办公；四、五楼作宿舍，红卫兵们在那里打地铺过夜睡觉。

9月29日，上海第一个全市性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西南地区指挥部”成立，要求市委也提供办公处。为了不被指责对老保和造反派厚此薄彼，也为了避免以后更多的群众组织来申请办公用房，市委只能要求“上红总部”搬出人民广场大楼。据说当时市委希望“上红总部”能迁往南洋模范中学，因为那里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比较近。但“上红总部”有些人不愿意搬去南模；10月4日，“上红总部”搬往徐家汇天主教堂。[13]

“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上红大专总部”），继中学生的“上红总部”成立后，于9月26日成立。是最早的全市性大学生红卫兵组织，也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文革。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大队部”（简称“复旦大队部”）是主要发起者；成员主要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总部设在陕西北路500号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团校内；主要负责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李本荣，文革前是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上红大专总部”机关报也是《红卫兵》，与中学“上红总部”联合编辑。

但是，“上红总部”与“上红大专总部”，除了报纸是联合办的，实际没有什么横向联系，甚至没有在一起开过会，[14]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红卫兵初期活动，都在校园内而不在市里。

市委希望这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能够对越来越乱的社会秩序起到“救火”作用。韩烽火后来对此回忆说：“他们主要的指示，就是让我们维持好秩序”。[15]但是，以干部子女为领导核心的“上红总部”，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政治优越感严重，和北京红卫兵一样，只有“纯红五类”子女有资格加入，将许多其他家庭出身学生排斥在外，不但凸现执政党17年以来的阶级等级身份制，而且更加强化。那些“出生不好”的学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另为他们组织了“红外围”、“红战友”之类的组织，以既显示区别。而且干部子女与干部阶层的先天联系，使他们无法将斗争目标集中到毛泽东所要打击的当权派身上，他们是天然“老保”。“上红总部”曾发过一篇传单《革命的保爹保妈派万岁！》，光是这个标题就很能说明他们的倾向。文章曾送《解放日报》社总编马达审稿。[16]

不过，市委没有提出过让“上红总部”出面保自己的要求；而且不久因为局势的变化，“上红总部”更是没有也无法组织什么有影响的活动，随着造反派红卫兵兴起，这些被称为老保的红卫兵很快失去文革主流位置。1966年的12月20日深夜，“上红大专总部”被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查封，[17]从此不复存在。中学生的“上红总部”，由于骨干成员高干子女多，在1966年11月以后，为避嫌避砸抄，或离开总部，或外出串联，总部实际瘫痪，到1967年1月初上海的保守派全面瓦解后，也不复存在。

上海的“破四旧”

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作出更惊世骇俗的行动――上街“破四旧”。所谓“四旧”是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来的，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个行动通过新华社报道传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日报》还特地为此配发社论《好得很》，为红卫兵的狂热推波助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8月23日刚发布北京红卫兵的这则新闻，当天，全上海大、中学校红卫兵便涌往街头，尤其涌往商业闹市区，首要目标就是“四旧”店名、街名。

上海文革中第一个被改名的，不是商店，也不是马路，而是有着27年历史的《新民晚报》。就在“破四旧”消息见报当天，8月23日，《新民晚报》宣布改名为《上海晚报》。这家创刊于1929年的报纸，以贴近生活的报风深受上海市民喜爱，始终居上海地区市民自费订报之最。此次更名，倒不是红卫兵强迫，而是报社“文化革命小组”和临时党支部决定。改成这个毫无个性的名字，显然是想减淡该报的民间色彩。这个决定8月12日作出，8月23日公布，恰好为上海改名狂潮做出了第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