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陈白尘的“文革”日记

一、一部几近“全本”的日记

笔者好读日记，最近又重阅了陈白尘的《缄口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此前剧作家陈白尘于“文革”前期被打成“牛鬼蛇神”时所写的《牛棚日记》，已由三联书店出版，记得出版时曾火爆一时，但陈白尘“文革”后期所写的《听梯楼日记》，却一直未见单独出版，当然，这是事出有因的了。大象出版社后来合两本日记为《缄口日记》出版，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正如董健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所谓历史文献，是“回忆录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这是因为：回忆录是作者多年之后对记忆的重新“检索”与整理，有的东西早被遗忘，有的东西则被作者以“此时此地”的观点加以“筛选”，因而失去了许多丰富和复杂的“原生态”东西；日记则不同了，它往往保留着作者的一事之迹、一时之感，有些稍纵即逝的思想情绪的“火星”，也许因此会被文字固定在纸页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日记是文化考古学的宝贵资源。

陈白尘的“文革”日记，不仅真实记录了那个噩梦般的年代里文化名流们被触及皮肉的同时又被触及灵魂的“改造”过程，留下了一段真实的毫无伪饰的历史记录，又发人深省地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素材。前者，可谓留下了许多悲惨的记录：如其时北京的文艺界名流，“于村、赵慧深皆三次自杀而未果；孙维世最后以拒绝服药而死；金山则在卫戍司令部未释；蓝马妻子离去，人财两空；路曦一度精神失常”，其他各处的名流呢？“舒绣文、赵慧深、冯酷、徐韬、陈天国、上官云珠、孙维世、老舍等等，都是并无死罪而被迫自杀或折磨以死的！呜呼！”“夏衍腿折目盲，是禁闭时折磨所致；曹禺自方瑞逝后，神经一度分裂；金山放出后则独处一室，燃红白蜡烛各一，以纪念与维世的婚礼和她的忌日；关肃霜自谓她以四小时写了四张信纸，花了四分邮票，换来了四年不自由；赵燕侠只因为不穿某女人设计的衣服，乃打入冷宫；李少春有高血压，去年忽然要他演猴子戏，大翻跟头，返家即病，遂死……这批当年的精英啊！”此外，关于“文革”中的许多谜案，如“五一六”，如“《总理遗言》”等等，作者都有所记录。至于作者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所谓历史问题的困惑，作者曾听说纪登奎在组织会议上讲：1935年之前在白区被捕且有一定问题的，一律按叛徒处理；此后毛泽东有所澄清：历史问题有过结论的，都应维持原结论；发现新问题的，属一般性枝节方面的不论，若重于旧问题的才另做结论，但要从宽从缓，等等。由此，整个“文革”中被牵涉者不知凡几，到了后来邓小平“出山”而大抓干部问题，曾提出以四个人为“样板”来代表四种类型：“以阳翰笙代表所谓‘叛徒’，以肖三代表所谓‘特务’，以聂绀弩代表所谓‘反革命’，以艾青代表所谓‘右派’，以进行彻底的复查和平反。”

以上的叙述，当然大可成为记叙“文革”历史的素材，然而，出于一些具体的原因，陈白尘的这部“文革”日记仍是一部摘抄本，而在最初出版的《牛棚日记》中，其中提及的某些人物是被隐去了姓名的，为此日记的整理者、陈白尘的女儿陈虹曾在后记中说：“为了不给更多的人增添麻烦，摘抄的内容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凡是文中有关议论他人他事之处均删之。”应该说，这对于有些读者而言是最不满意的，因为这要花费他们很大的精力去“考证”，甚至是“穿越式的想象”，而大象出版社的《缄口日记》部分恢复了日记的原貌，把一些隐去的姓名标了出来，省去了许多阅读时的障碍，这也是“版本学”应有的妙处了吧。

陈虹在《缄口日记》的校后记中又说：这部日记，从初版到合订本，“这十年来社会在不断地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回想最初编选《牛棚日记》时的情景，不觉可笑亦复可叹――其摘抄的内容不仅只为原文的十分之一，而且涉及到的一些人名均以××代替之。以‘恕道’而言，这一做法确实‘保护’了不少有一定劣迹的人物；但从‘史料’来看，则无疑是在‘掩盖’或是‘抹杀’这段噩梦般的历史。徐友渔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记忆即生命》的文章，他说：‘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因为‘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尤其是站在讲台上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连‘文革’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的学子们时，我不能不感觉到肩头担子的分量。虽说老祖宗们曾经围绕着当世人能否修当世史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我最起码的也应该为后世的修史者们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吧？――那些曾经被我删去的十分之九的内容，这次是没有机会补充了；但是那些个××们，则无论如何也应该恢复它们的原状。先哲们早就说过：‘知耻者近乎勇。’为了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留下‘过来人’的那些幼稚而又蹒跚的脚印，我的这一做法想必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吧。”又可谓信然。董健先生也在序言中说：这部日记，“为了出版，不得不把一些‘碍眼’的文字拿掉。为了‘现实’，人们不得不去‘遮蔽’一些什么。这是悲剧――人为什么不敢面对现实？又是喜剧――一旦‘遮蔽’被揭开，出洋相的总是‘遮蔽’者本人。”

笔者出于好奇，对照先后出版的这部日记，仔细检核那些隐去又出现的日记中的人物，可以说大多涉及“文革”中的各色人物，包括文联等单位中的“造反派”。那么，不妨公布一下这个名单，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对于历史，谁能全无幼稚，以及全无任何渣滓，而反省、忏悔应该成为我们灵魂中的应有之义，否则，我们何谈社会的进步呢？（其中的芸芸众生，兴许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则不过是当年被作者随兴点到，当然不能被认为是“定性”式的文字了，他们是：大、小“周明”，以及姚以铮、毛承志、郝芬、荣正一、高玉书、马继远、尹一之、杨志一、胡德培、雷奔、徐东晓、甘棠惠、杨九江、郑茂达、陈默、李基凯、许敏歧、刘德风、许翰如、冼宁、朱祖雄、王迪若、侯聚元、张会武、王葆华、方超、叶勤、谢明清、张开达、马肇元、邹正贤、陈忠经、刘小珊、张金禄、许以、田野、潘德润、王朝银、冯振山、杨五铭、孙琪峰、王光、孙德海、赵素行、王真、徐贻亭、朱革非、祖秉和、柴鸿逵；还有阎纲、涂光群、葛洛、谢永旺、麦青、杨匡满、王文迎、古立高等。以上的一些人，多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其中的部分人参与撰写过《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等反思性的回忆文字。）

《牛棚日记》，笔涉今天“80后”、“90后”们所不熟悉的“干校”，当年中国作家协会下放湖北咸宁干校，其中包括了冰心、臧克家、张天翼、张光年、严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葛洛等知名的作家，连同家属百余号人马，而最终倒在那片土地上的，侯金镜可谓是最为不幸的一个。张光年曾沉痛地写道：

多少个风雨之夜，我们从远处稻田摸黑回村，泥深苔滑，一路上跌跌碰碰，相扶而行。金镜是高度近视眼，穿大堤、过小桥、越沟坎时候，往往要爬着走一段。我当时也常闹笑话。回到宿舍，我是疲劳不堪了。金镜洗脸更衣后，照例把小马灯拨亮，坐在小马扎上，俯身床边细读《列宁全集》，直到深夜。

1971年8月8日，湖北农村的高温季节，一向患高血压症的侯金镜同志，因连续从事重体力劳动脑溢血猝发而无法救治，终年才51岁。他死的时候还背着“四人帮”强加于他身上的诸如“文艺黑线人物”、“反党喉舌文艺报”负责人、敢于咒骂林彪、江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可怕的罪名。他死得太早，没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没能参加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斗争。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被撤销，“作协”没有结束专案审查和没有安排工作的人员被并入文化部天津静海（团泊洼）的“五七干校”，郭小川著名的作品《团泊洼的秋天》就是在那里创作的。一如有人所说：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下的中国文坛历来就是政治斗争敏感的神经和制胜的突破口，因此，中国作家协会十年“文革”中长达六年之久的干校生活构成了“文革”时期的一个缩略的人生，而陈白尘的日记于今天则不啻是重修“中国作家协会发展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手资料，王蒙先生也在《中国作家三代纪实》的序言中说：“我早就对文学机构说过，如果把他们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的历程写下来，会很有意义，很有故事，很有――刺激。”当然，有了陈白尘日记中的这些具体的故事和人物，想必更加会不同了吧。

二、“专案”是如何进行的

今本《缄口日记》的难得，还在于披露了一些本该“删节”的“桥段”。其实，历史往往是会呈现出荒诞的色彩的。就在日记作者记录并控诉了自己被莫名其妙地“专案”之后，出人意料，所谓剃人头者，最终亦被人剃了头，于是，陈白尘日记中就有了于悲愤中见幽默的一些情节（所谓“桥段”）。

那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却被莫名其妙地幽禁在北京民族饭店，此前他应邀来揭发历史上张春桥的“罪行”，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意外”，委实并不意外，那是彼时运动中惯用的一套方法，即使运动场上的各种角色其位置发生了变化，惯性使然，运动的作法仍然是传统的招数，此时主其事者，则是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了。

于桑，公安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他也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长期在保卫局、公安局、保安处、社会部等部门工作。“文革”结束时，他又参与组织审查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为后来的“两案”审判奠定了基础。于桑还成功领导了“文革”中的几个大案，如“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西单爆炸案”、“人民大会堂窗户枪击事件”等。但是，在陈白尘揭发张春桥“罪行”的问题上，于桑暴露出他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这些问题无疑也可以反映出彼时在公安系统“审案”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由来已久，甚至可以在战争时期的“抢救运动”中见出端倪，于是，反思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了。

1976年10月，即当年的“红十月”之际，陈白尘在日记中记录了其北行的前前后后：

文化局来人，态度变得和蔼之至，大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召见，省委负责同志即革委会副主任召见，中央来电要其赴京写揭发‘四人帮’的材料，为省里立功，当夜出发，体检，血压升高，一时兴奋之故，加派省委组织部人员同行，软席车厢，不由回想起1966年9月11日第一次离宁赴京时的“起解”情景。

晚，办公厅刘局长来，甚热情，说请我来北京的原因是怕在南京不安全；任务则是写揭发“四人帮”的材料，要住一段较长的时间。目前暂不与外界接触，因阶级斗争复杂，一切以安全为重。

晚8时，正入浴，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桑来访，急更衣而出。于态度潇洒，先问我是否认识他，然后则详细询问江青及张春桥在上海时期（1935―1937年）情况。张事问得较详――要我来京的目的大概在此了。但于对我所提供的江青同唐纳在六和塔的结婚照片的下落及1951年江对宋景诗历史问题的讲话大感兴趣，立索我在1951年所写的几页日记残片以去。

已经写毕的材料被告知不合体例，因改写。

张（春桥）的材料昨日已写完，共六个问题。

修改昨日所写的有关江青的单一材料。1966年写交代时恐群众追问，则把江青所说的话都推在了周扬身上；但同时又另附了一密件，要求只给中央看，说清周所说云云均为江所言。这一做法的目的，当时是怕江处于被动，但忘了她本人亦是文革小组负责人，是完全能够看到这一密件的――我是做了一件蠢事！但是没想到“塞翁失马”，如今它终于成了她的罪证了！要写的有关江、张的材料已经完成，但来京之前省委说要作三个月的准备，则以后干什么呢？

重写材料，重抄1951年日记，关于江对宋景诗“投降是其策略”的“指示”。

再留一个月。我要求给点工作做，肖说张的材料可再写份更详细的，我言有困难――已尽其全部记――再也写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了！

江青专案组来人，问崔万秋情况，所知有限。1935年顷，我只知他是一个文坛上所谓的掮客之流，不了解他政治上的真面目；抗战后到重庆，他的国民党身份才完全暴露。

出示照片，江青和日本女子，男子有唐纳、崔（万秋）。

9时许，于桑等四人来，才知他们要会议室，并且派了一个不相识者召我去见，老徐亦破例列席，心中颇知有异。见面时，于先向我介绍了同来的某局长和某处长，我则与其一一握手。但言归正传后，口气便大不相同了，而且是一再重复要我打消“顾虑”。他的“王牌”随即摔了出来――一是14日那天给我看的照片，他们告知后排的那个男子，好些人都证明他是崔万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