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正文
*张松林铁道部专运处退休干部）/口述 郭宇宽/整理
我是河南人，家在郑州边上的荥阳，穷苦人家的孩子，出身好。解放后，大概别人看我比较老实，1952年被选送铁道部专运处当保卫员。专运处是专门为最高首长服务的，主要是毛主席专列，还有刘主席、朱总司令，他们出行都是由我们负责，有苏联专家来培训我们，要我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不怕牺牲。
我们工作有一条纪律叫做“知道的不能说，不知道的不能问”，所以我在文革中几乎没有参与，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就是给下放了几次，有一次还是陪滕代远部长。
到了文革结束以后的1977年，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铁道部也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把我抽调来参加落实政策工作。我想组织上选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专运处，基本上没有参与文革，没有牵涉到派性问题。我们当时一个小组3个人，除了我，一个代明德，一个李志克，负责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落实政策工作，我是最年轻的，当时大概40岁左右，人家叫我小张。当时耀邦同志推动的力度非常大，我记得听他说“不仅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同志要给落实政策，还有延安时期、长征时期等一系列冤假错案也要给落实政策”。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么多冤假错案啊。
我们在专业设计院很快就了解到了王佩英的情况。
王佩英，生于191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帮助从事地下党工作的丈夫张以成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郑州解放后先后在郑州邮局和郑州铁路局秘书室工作，1950年成为中共党员，1955年随张以成调入北京，在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任保育员，60年代后认为大饥荒等重大失误应由毛泽东负责，张贴“毛泽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之类的标语，因而遭受残酷迫害，1970年初被判处死刑，同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后遭杀害。（关于王佩英的事迹，详见本刊2010年第5期《寻找王佩英》一文――编者）
最先是一个叫林克明（文革前曾任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航察处处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1968年曾是王佩英“牛棚”难友）的大姐跟我反映，说王佩英可真是冤案啊，他们家孩子多，太可怜啦，组织一定要管啊。初步了解了情况，我们就前后召开了两次群众座谈会。我们工作组有纪律，一是不能记人家名字，二是不能发表意见，要让群众畅所欲言。当时对王佩英的观点有鲜明的两派，不能统一。一派意见是说，王佩英好冤啊，佩英是个好同志啊，还有人讲王大姐被关押，被批斗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一个叫王××的造反派，几次下狠手打王佩英，还有一个叫林××的女同志，拿烟头烫王大姐，法西斯作风啊。另一派就说，王佩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不算现行反革命啊？别人就说，人家王大姐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部分文革政策，也不是全部否定毛主席啊。造反派一边就说，她都公开喊“打倒毛主席”了。我记得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一个人，撂下一句话：“她不算反革命，还有谁是反革命。”就摔门出去了。
群众意见不能统一，我们工作组就很犯难了，我们组长说，你看这事情咋办呢？她都喊“打倒毛主席”了，这事怎么定性呢？
我当时听了群众的反映，就对王大姐有特别的同情。她有两条言论，说到我心坎上了，一条是说她坚持讲“我是河南人，我老家就是饿死人啦”，这是她后来一个罪。是反对三面红旗，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抹黑。我家也在河南，1960年，我爸从老家来投奔我，关着门跟我说，我是来逃荒的，老家连树皮都给扒光了，到处都是死人，民国闹饥荒也没这么厉害啊。我们家有13亩地，都叫充公了，现在毛主席是最大的地主了吧。我爸问我，毛主席是不是光顾自己坐金銮殿，不管老百姓死活啦。我赶快堵他嘴，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说，给人听见就坏了。
还有一条，是王大姐跟别人说“彭德怀为民请命，是大好人”。她还说“毛泽东是卸磨杀驴啊！”这个话，我一听就明白了。我们河南人最爱说这个话，说谁不仗
义，就说，他卸磨杀驴啊。其实文革中我也有这个想法。罗瑞卿当年是我的顶头上司，对毛主席那是忠心耿耿啊，结果给打得腿都断了，装在箩筐里抬出来批斗，谁
看了不寒心啊。滕代远，那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革命，就是沾了彭德怀的边也靠边站了。彭大将军给毛主席立了多大的功啊。所以“卸磨杀驴”这个话就在我心里打
转，就是不敢说出来。王大姐给说出来了。
有这个说不清的感情在，所以我想怎么都得给佩英大姐平反昭雪。我就说，组织上给我们这个任务，来落实政策，群众又有反映，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至少也要把情况搞清楚。要不我来跑这个事情。大家一核计，好吧，正好小张，你有自行车，你就跑这个事情吧。
我跑了两趟安定医院，找到了那个主治医生，他跟我说王佩英是有神经官能症，不是精神病，当年专业设计院把她送来的时候，刘海燕院长特别说我们是为了保护她啊。后来我本来意见是说，可以继续治疗，可上面一定要把她交出来，那是逼着我签字的啊。
我还找了公安局，接待我的同志态度很客气。他大概以为我是代表单位来找公安局麻烦的，一见我就说“我们逮捕王佩英，可是因为有群众举报，我们的手续都符合政策啊”。还说“我们可没有虐待王佩英啊”。当然，那是他的说法。我说我们单位都炸锅了，现在就是来找你们落实政策的。我一共去了两次，最后公安局的态
度是说，这个事，他们办不了，要我去找法院。
我又去找法院，法院一个男的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也找了两次，后一次，他给我一个文件，说经过研究，免予追究刑事责任。我不干了，我说你们应该平反昭雪才行啊，人都叫你们枪毙了，什么叫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啊。他训斥我不懂法，吵起来，最后让我出去。
不过至少有了这个说法，我们回去就可以落实政策了。当时刘建章部长，一听说王佩英这个事情，就说这个同志我认得，她在郑州局跟我干过，做机要保管员。当时的文件稿都是我起草的，当时我们讨论过，因为王佩英的处理留了个尾巴，没有被评为烈士，所以不能叫抚恤金。当时我们一共凑了三笔钱，一笔是铁道部有个老干部苦难补助基金，最高标准3000元，我们就按最高标准领出3000元；我又找刘海燕院长请示，铁道部拿了3000元，研究院是不是也出一些，刘院长说没问题，我们也出3000元；再加上佩英大姐被关押期间被扣的工资，算起来大概1000元左右。这样加在一起，我们一共凑了大概7000元，给了佩英大姐的子女。
最后给佩英大姐的平反追悼会，也主要是我操办的，我记得有几个标准：一是刘建章部长出席；二是在八宝山办；三是铁路系统各单位要派代表参加，总人数要超过300人；四是《人民铁道》报要发消息。通讯稿是我写的，我文学水平也不太高，但很动了感情，用了很多词语，比如违法之徒的迫害、惨无人道的折磨等等，最后都给删掉了，只给发出来大概100字的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