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老三届的反思存在严重问题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成年后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恶业，七个字，除最后一个，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注解“国家”与“社会”，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个“注”，中国学者在后面跌跌爬爬，捡拾不已，却也还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给研究生上课，聊起国家税收和黑社会勒索保护费有何差异，竟然发生思维短路，脱口而出：“什么是国家?合法的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还没有合法化的国家。”两个外省来的好孩子大吃一惊，赶紧低头，望本子上捣蒜般地猛记;我自己也吓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车上的童年创伤用“学理语言”说破了。

一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象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象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把青年学生往向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我后来听说，1979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了国际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象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象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棚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象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这一来，我们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铁道游击队那样，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跨着走，而那个铁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样，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棚车，而且是在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势，放心离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小桥流水了，我们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