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公彦：“文化大革命”在日本（1966～1972） ――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

内容提要：从“文革”发端的1965年到日中恢复邦交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日本。本文以当时日本综合性杂志的有关中国报道为素材，从日本论坛的“中国论”的变迁过程来探讨“文革”对日本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也回顾了“文革”之火在日本，从学生运动到工人阶级，从“全共斗”到新左翼各派，从学园纷争到个别斗争的阵地战的变迁过程。本文认为，研究“文革”对日本的冲击与影响，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时期研究中国的成果总结来认识，还要将其置于战后日本精神史的高度进行深入认识。

从山庄的电视上看到尼克松访问中国后，突然意识到使用暴力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行为。

――坂口弘

一、引言：“文革”对日本的意义

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由于信息还未遭到完全封锁，所以在日本，人们也可以获得相关的消息。但是由于形势复杂，充满了许多难以预知的谜题，因此在同时代日本人的眼中，“文革”可以说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大事件。这一时期，文学工作者、艺术家们被当作反右派斗争的批判对象受到打压，而能够获得公演机会或出版许可的，则仅仅限定于那些具有革命性质的样板戏或文学作品。对于新的创作而言，这段时期则完全充满空白。对于积极促进中日恢复邦交的各界友人和评论家而言，中日双方之间直接往来的机会急剧减少，中国方面的对日工作组也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失去了工作舞台，一度造成只有周恩来一人负责外交事务的“停业”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一度成为日本评论界主要论题的“日中复交论”，也陷入了无事可论的失控状态。

即便如此，对于日本评论界而言，“文化大革命”也标志着另外一次“中国论”盛行时期的到来，引发了日本评论界的一场大讨论。评论家们基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评论界的气象为之一新。日本的评论界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以怎样的脉络展开的？具体由哪些人、对于哪些问题，以及如何报道的？为什么“文革”会对日本的评论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日本的评论界对于“文革”的哪些内容反应特别敏感？日本的“‘文革’论”是如何分类的？其内容与杂志的性质、评论家的个人经历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文革”对于日本的战后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波及到日本之后，为什么在中国的论点与在日本的论点之间会有偏差出现？发生在中国的“文革”运动与受到“文革”影响后发生在日本的反体制运动之间为什么会有时差出现？以上的种种都是本论文试图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文革”结束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于1976年10月被依法逮捕和审判，主谋者被判刑。在1981年6月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被定性为“长期极左的重大错误”而受到完全否定。日本的评论界也接受了中国方面对“文革”的这一定性。之前对“文革”持支持、赞美态度的日本评论家也因为犯了错误，或遭到批判，或不得不保持沉默。因此，我们研究“文革”，就更非出于后世的评价或后发的智慧，而应该以同时代的资料、同时代的言论为依据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因此，本论文的定位，并非是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日本战后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当时综合性杂志上刊登的评论文章的分析，具体论证“文革”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

二、“文革”的要因论

1966年美军发动的轰炸北越的军事行动激化了越南战争，而中国业已成功地试爆了核武器，因此这一年一般被称作“中美对决之年”。在这样的情势下，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日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牵扯进来，被迫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同时，知识分子要求尽快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作为主要敌人，于1964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了意在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两个中间地带论”，但是所依赖的“第一地带”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却并不支持中国的呼吁，反而有逆中国而动的举动。

日本的“文革”大戏就是在如何回避“中美对决”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课题背景下拉开序幕的。最初，在1965年9月的《潮》上刊登了题为《如何回避美中战争》的特辑文章。武者小路公秀的《应对美中对决之策》(《潮》1965年11月)，《封锁中国的“国家观念”》(《朝日通讯》1966年3月13日)，若泉敬的《中国的核武器与日本的安全保障》(《中央公论》1966年2月)，铃木显介、泉鸿之、中岛宏、齐田一路、林雄一郎的《中国参战的条件》(《中央公论》1966年3月)，入江昭的《美中对决和变化的可能性》(《中央公论》1966年4月)，杉江弘的《美国的中国观和对中政策――复苏和新的展开》(《世界》1966年5月)，林三郎的《海洋国家日本的亚洲政策》(《自由》1966年10月)等文章，都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围绕越南战争和核武器的变化探讨美国对中政策(加强封锁或寻求和解)，论述美中日三国关系的未来走势，为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提出建议。

与上述文章的论调不同，加藤周一在《关于现代中国的简单疑问》(《展望》1966年2月)一文中指出“虽然并没有史实依据能够证明中国政府是主张扩张主义和好战的，但是美国却以此为前提提出封锁中国等各项政策”，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提出疑问。另外，还有今日出海、大森实所写的《对谈――中国和北越的决心》(《潮》1965年12月)，曾到中国考察的今日出海和到北越进行实地采访过的大森实，认为轰炸北越其实是美国封锁中国战略的一环，批评美国对亚洲缺乏必要的了解，呼吁美国反省和从越南战争中自制。

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的观点出发，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确定对中政策的方向性，一直是右派性质的杂志经常采用的立场。特别是在“文革”初期的《自由》、《中央公论》上，该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1966年3月的《自由》上刊登了题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特辑文章；1月的《中央公论》上刊登了题为《对现代中国的彻底解析》的特辑文章；此外，1966年8月在左派性质的《现代之眼》上也刊登了题为《中国的威胁何在》的特辑文章。

现在，在日本通行的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论述中，一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直线展开的过程中，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伴随着路线对立而发生的权力斗争中发生的，即从内因论的观点来解释“文革”。①但是，综观同时代的论坛性杂志的论调，我们可以发现“文革”发生的主要原因，与内部因素相比，更在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即外因论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国际情势对于中国而言是何等的严峻。“文革”内因论，可以说是围绕着“文革”本身的意义，按照中国的公式化语言进行的再解释，是在稍微经过历史沉淀之后重新构造起来的历史化的产物。

三、学术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初只是学术文艺界开展的针对吴晗、田汉等人的批判运动，或者说是一场源于教育改革的文化革命，是从局部地区开始的。但不久之后，“文革”就发展为以红卫兵为主要力量的带有破坏性的暴力运动，从而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段历史。

日本人最初对“文革”的敏感反应，莫过于获悉郭沫若先生在1966年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将我的政治、历史、文学的著作全部烧掉”的自我批判的消息了。郭沫若先生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有很多知己好友，是日本文化代表团访中时见到的最高地位的人物，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统帅人物。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竹内实先生在《郭沫若的自我批判与文化革命》(《朝日通讯》1966年5月22日)一文中表示“虽然难以揣测郭沫若此举的真意，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文化革命的大潮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同时对于与传统思想进行严格切割的红线到底延伸至何处以及由此造成的阻碍创造性的危害而颇感不安”。同样，另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村松瑛在《整风运动与中国文化》(《中央公论》1966年7月号)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文学从起源到与马克思主义相遇，始终离不开政治”，他认为中国文学从属于政治，又认为从“红楼梦问题”、“胡适思想批判”、“胡风批判”、“丁玲批判”等事件中可以看出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接着，他又提出警告：“中苏对立给文艺带来了僵硬的教条主义，从批判《海瑞罢官》到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表现出了与以往的整风运动完全不同的气氛来，会给传统文化和文学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中国的整风运动还波及到党的首脑层。中岛岭雄在《毛泽东体制的动摇――从彭真失势说起》(《朝日报道》1966年6月19日)一文中明确指出，“党内可能存在着权力斗争，在党的最高层领导人(政治局级)之间，在外交、军事、经济政策上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认为“权力完全集中于极权的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明显家长化、官僚化的现在，围绕着政策的争论很容易发展为潜在的权力斗争”。

竹内实在《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的分析》(《中央公论》1966年8月号)一文中指出，“过于强调‘政治至上’，反而带来了僵硬的精神至上主义，会导致民众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感的增强，而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则完全被忽视”。竹内实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现状的担忧。

在中国发生的对自由、民主的打压，始于文艺界内开展的限制、肃清作家自由创作权的运动。在文学敏感性极强的日本文学家、文学研究家当中，亦有人如同金丝雀对有毒气体具有敏感性感知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了“文革”的异常性与危险性。

四、走上街头的红卫兵

在日本，“文化革命”被改称为“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8月18日中国的红卫兵大喊着“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走上街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革”的百万人集会开始的。日本的评论界亦因“‘文革’论”的兴起而变得充满活力。同中国一样，“文革”在日本也被认为是一场“触动人类灵魂的大革命”(中国《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社论语)。

红卫兵出现之后，在1966年11月日本发行的刊物中共有3种综合性杂志都刊登了特辑文章。除了耗费近250页特殊纸张(该书总共344页)的《世界》杂志上刊登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日中问题》之外，还有《中央公论》上刊登的《如何理解急剧变动的中国》、《现代之眼》上刊登的《沸腾的七亿人》等文章。在当年12月的《潮》上也刊登了题为《红卫兵之暴风雨――整风运动与革命青少年》的特辑文章。

在日本刊物《世界》上较有影响力的论题，主要包括人民解放军与党的关系(吉田实)、中国的对外认识(太田胜洪)、经济体制改革(小岛丽逸)、学术文艺论争(竹田正彦)、科学技术改革(山田庆儿)、社会变动(J・缪达尔)、红卫兵运动与权力路线斗争的关系(松野谷夫)、对于打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列化的中苏对立被“文革”扩大化问题的考虑(斋藤孝)、反西洋帝国主义(入江昭)等。这些论题基本上包括了今天我们对“文革”进行再考察时所涉及到的有关“文革”发生原因的诸多问题。通过阅读刊登在该特辑卷首的由安藤彦太郎、古在由重、野原四郎、野村浩一等参与讨论的《何谓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会发现其讨论虽然未必精炼，但是各人的主张之间存在着距离，似乎对于新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所持有的共通感和生疏感的分歧之处，各位评论家早已看透。小岛丽逸的“自立经济论”(《“自立性民族经济”的建设》)，着眼于以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和工业的国有化为支柱的自力更生型的经济体系，从实证的角度对一反西洋式的土法式经济体系进行了高度评价。1967年9月的《世界》上刊登了山田庆儿的《公社国家的成立――造反有理(1)》，山田庆儿曾到中国访问，实地考察了农村、工厂和革命委员会的公社，指出“中国正一步步变成一个巨大的公社组织。明显地，中国迈出了‘消灭国家组织’的第一步。新的‘国家’是非国家的国家，应该称作公社国家”。基于新的共同体原理确立了国家典范，他又提出了“公社国家论”，同时也首次提出了“中国的公社型革命论”、“自力更生型建设论”等论点。

日本的《中央公论》在卷首部分刊登了在香港举行的日本评论人同西方记者关于“毛泽东的指导性与中国的未来”的座谈会内容。参加者主要有《远东经济评论》的总编德勒克・德比思、马克・盖因、东京银行香港分行行长石井康夫和卫藤沈吉(时留学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