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我的哥哥遇罗克

编者按：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处决，迄今已是41年，其《出身论》在今日，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哥哥的性格

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

哥哥从小爱开玩笑，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时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哥哥编了一个笑话讲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我总是得3分，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4分……”连妈妈也给逗乐了。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讽刺时弊，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妙趣横生的。

1959年，哥哥高中毕业。他虽然高考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还是因为出身落了榜。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

父亲被教养后，为了节省房租，我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下三间北房，两明一暗的格局。哥哥很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一间，哪怕是东头儿的小煤屋呢。他说，只要安个门就行了。母亲不同意，担心这个狭长的小夹道连个窗户也没有，又潮湿，住在里面会生病。

向来心直口快的姐姐说：“不就是缺个窗户吗！”话音没落，拿把斧子就走了进去，三下五除二，把夹道尽头的北墙刨出一个洞。多年黑糊糊的小煤屋里，头一次透了亮，土鳖和潮虫见了亮光吓得满处乱爬。墙那边是个服装厂，只听见那边有人喊上了：“你们家大人快来看吧，再刨房顶就塌下来啦！”

几天以后，房管所来人安上门和后窗，把墙抹了白。姥姥带我们用纸糊上顶棚，又请了个当木匠的亲戚做了一张简易的桌子和一个书架。从此哥哥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里读书到后半夜。

1964年初，哥哥回到城里，又重新收拾、布置自己的小煤屋。哥哥借用鲁迅为其阜成门宫门口旧居寝室命名的“雅号”，称他的小屋为“老虎尾巴”。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哥哥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哥哥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屋里生活。

我一想到哥哥，就马上会想到它，因为哥哥的许多惊世之作，都是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从这里诞生的。和我们永别的那一天，桌上还放着他刚写完的《工资论》。

“文革”开始一片混乱

1966年初，报刊上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批判。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在“清官”、“贪官”、“罢官”、“夺权”上作起文章来了。按照他的逻辑，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等于麻痹人民，维持和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反面人物。而贪官激发阶级矛盾，促使人民造反，农民起义又一直公认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贪官比清官更具有进步作用。于是，罗克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寄去，都被退了回来。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他又给《文汇报》寄去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虽然发表了，但改了标题，删成3000字，并寄来五元稿费。罗克当即把稿费退了回去，给《文汇报》编辑部写了封抗议信。那些天他显得有些兴奋，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哥哥有一篇珍贵的日记留了下来，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及和父亲下棋的棋友们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到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顾忌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是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裂’，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这时，报纸和电台广播中，奇谈怪论和颠倒黑白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混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其名为“文化革命”。罗克的日记中，对它是这样评价的：

“5月13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6月12 日晚上看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证明。”

“1月27日 读完《论语译注》。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胜于庄、墨、韩非诸家，其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学说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

对于运动初期学生造了老师的反，罗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师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长地说：“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现在回想起这段话，还是发人深省的。

《中学文革报》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我，他们看了我贴在四中的《出身论》深受感动，来和我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说干就干，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三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尽管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如此精辟、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一个外地读者告诉我们，他在火车上看见只有这么一份报，大家都争着看，全车厢的人几乎都看了。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它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两元钱去买原本二分一份的《中学文革报》。

卖报的场面更是动人。热情的读者把我们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自动替我们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我们不得不规定每人必须买五份。有时我们把报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二百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有的读者激动地把纪念章送给我们。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问候作者的不计其数。

哥哥看到自己的作品拥有这么多读者，自然十分高兴。父母看到儿子们和他们的几个伙伴儿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心中也暗暗得意。他们不能说什么，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一样。倒不是怕外人知道“阶级敌人都赞成了”，以此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那是小意思。为难的是：继续反对吧，违心――罗克说出来的，不正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吗？鼓励吧，多年的经验知道，这是在和洪水猛兽周旋，哪个父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他们深知，自己还不就是因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没有像罗克张这么大的嘴、说这么多的话呀！

人的理智，很难战胜感情。母亲好几次在饭桌上不无得意地叙述她在工厂听来的议论：“写《出身论》的人，胆儿可真大”；“要是在五七年，写《出身论》的准得成‘右派’”。

本来，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厂都忙于印“毛选”，联系印刷很难，我们只好打算再出一期报纸就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面的物质支持，使我们不得不办下去。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办了七期，直到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才被迫停刊。

在这七期报纸中，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除了每一期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外，还有他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的妙趣横生的作品。

1967年1、2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也是搞打砸抢、杀人抄家的急先锋。

罗克，就是在“联动”正猖獗的时候，写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系统地剖析了“联动”的起因和特权阶层的丑恶灵魂。

哥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说：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怎样一种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一些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养成了怎样一种目中无人的习气，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生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他始终是这样用善良的心，希望挽救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文革”初期，罗克母校65中的一些学生，知道有的教师对罗克很不好，让他提供这些教师的“罪状”。他不愿落井下石，断然拒绝了。

有一次下雨，学校批斗“黑帮”，让他们在雨中淋着。回家后哥哥问我们：“你们没想去给他们打打伞吗？”我们奇怪地问：“难道你不恨他们？”他说：“想起有些人身为教师却具备势利眼的恶习，确实可恨，但他们毕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恨之欲其死”是罗克最反对的。他希望的是公平。在对人的问题上，哥哥很欣赏鲁迅的名言：“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哥哥向许多人推荐《孙中山选集》。我们看到孙中山醒目的题字“博爱”，有些陌生，一时还不能理解，他说：“看看现在发明的惨无人道的刑法，看看对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草菅人命，难道不是正需要补上这一课吗？”

事业未竟

然而，正当他为正义的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

(*摘自《我家》 遇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