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突如其来的绝密会议

1968年2月21日，我上班不久，就听到一个绝密的消息，那就是市革命委员会一大批人，昨天神不知鬼不觉地都去北京参加什么会议了。我那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许多群众代表都去北京开会，我为什么一无所知呢？当时秘书组有两位军队干部，他们也不知道情况。当时市革委会副主任江枫的杨秘书也来秘书组打听此事，秘书组同样告诉他不知道。他发牢骚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呀，通知领导人去开会而不告诉秘书！江枫原来是公安局长，是“革命干部”参加领导班子的代表。这才时过两个多月，人们和杨秘书做梦也不会想到江枫要出事了！

后来得知，这次去北京开会是由支左联络站组织人分头通知的。市革委秘书组管会务的王水田直接到市革委委员家挨户通知，只通知本人21日上午9时到干部俱乐部开会，也不说什么内容，只告知多带点衣服。（王本人也一无所知）听说他们到了俱乐部静静等候，快吃午饭时给每人发一袋面包充饥，下午统一乘解放军的大篷车进京，先去第二炮兵司令部那里住下，晚上去京西宾馆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革命群众代表以及驻津部队、文艺系统代表约千余人。

人们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群众代表在前一段闹革命时一度成了“主人”，而参加这次活动直到开会前居然一无所知，又成了只会喊口号的工具。

其实，不仅是一般群众代表，就是时任中共天津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解学恭对此会事先也是一无所知。据跟随解学恭的秘书回忆，他随同解赴京开会时，因为当时他的家在北京，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是京西宾馆各个房间的电话一律卡断，服务台的电话又不准使用。解学恭等人先到的京西宾馆，可是人家不让进，还要在外面等候，估计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电话问题。

这件事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神秘秘？原来是后来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曼恬，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天津市出现了“黑会”和“黑戏”。她所说的“黑会”是指1967年全国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艺界的造反派联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王曼恬说这个会议是阴谋夺文艺界的权，后面有黑手，就是天津的方纪和孙振。她所说的“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戏是以当时闻名全国的“陈里宁事件”编排的。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后来被公安部作为反革命要案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精神病医院治疗。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了解到苏联克格勃对待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很快发现了陈里宁，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1967年初“陈里宁事件”被披露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普遍地将“陈里宁事件”诉诸舞台，形成了“文革”中的一次重大的群众性自发文艺运动。其中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是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六场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该版本在六十几天内共演出了47场（包括在北京12场），观众达五万余人。不料，陈里宁又被发现还有攻击毛泽东的言行，很快打成了反革命。

王曼恬是毛泽东表兄王星臣的女儿。她的信触动了江青敏感的神经。“文革”中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她岂能容忍别人染指文艺界，而且还敢妄称夺权。陈伯达出狱后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中央首长接见

1968年2月21日晚9时半至11时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部队负责人接见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会上讲话。

这次会见异乎寻常地由江青主持。江青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二黑”问题。江青一出场就说：“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问好！”会上热烈鼓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不绝于耳。江青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讲道理。”其实，在场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所谓“二黑”？可是群起响应。群众不仅是会喊口号的工具，而且是盲从的、一呼百诺的、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工具。

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叶群做翻译。陈伯达首先迎合江青讲了所谓“黑会”、“黑戏”问题。他特别点了一些人的名。他说：“在我们国家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不是文艺界的人士。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系。陈伯达在1964年来天津专程去小站地区的西右营看周扬，之后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与王亢之、方纪、江枫本来都熟识，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这些人的问题，陈伯达见风使舵，极力开脱自己。他说：“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工作，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陈伯达进而又说“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

姚文元接着讲话，重点批判了方纪及其作品《来访者》和孙振及其小说《战斗的青春》，并且批判了王昌定《创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青接着讲话，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其中有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她还点了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这里又牵连一大批人。因为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她还说：“由于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在谈到公检法时，江青还说什么“过去还有一个什么许建国”。许建国是解放天津进城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后任副市长，再后调上海市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后来转入外交部出国任驻外大使。江青接着又颠倒黑白地说：“这个公检法如果不把盖子揭开，害苦了人了，他们不是专了资产阶级政，他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盯梢，他们都装窃听器。这允许吗？（众答：不允许。呼口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呼口号）”据我所知，中央领导人来津都是公安局局长亲自出来负责保卫工作，怎么又成了“盯梢”呢？再有，何时何地何人装过什么窃听器呢？江青还说：“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更是信口雌黄，天津哪里有人整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呢？江青像个疯狂的人，而群众也跟着疯狂地喊口号。

康生接着讲话。他在批判“黑会”“黑戏”中又点了尹淑坤、李启厚的名字，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者叫尹淑坤的，有没有在座？（众答：已揪出）（江青：好！）（呼口号）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在不在呀？（众答：没有）也揭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有人说：揪他有阻力。江青插话：不怕阻力！不怕！）……”

最后是周恩来讲话。他首先说：“让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祝同志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他在讲话中除表示完全同意以上讲话批判“黑会”“黑戏”外，还特别表示重视江青的讲话。他说：“去年9月5日江青同志刚讲了三条：我们拥护支持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帅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力量革命委员会。讲话之后，就在同一时期，天津有一小撮刘邓陶的死党和陆定一、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11月9日和12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天津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搞他的黑会，这不清清楚楚是垂死挣扎吗？”他还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检法……”正是在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

市革命委员会的改组

这次“二二一”接见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随即进行了一次改组。当时，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组成人员中，被结合进来的原天津市的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江枫、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等人。江枫、王亢之、范永中都是在小站地区参加过“四清”的，因为陈伯达当年“红”了，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们参加小站“四清”也成了“光荣经历”，被早早结合进市革命委员会。陈伯达对江枫、王亢之、方纪等人本来是支持的，但是江青态度一变，陈随即迎合，这几个人便成为牺牲品。江枫在散会后立即被隔离审查。王亢之在从北京返回的当天住在招待所中，服安眠药自杀。范永中是原市外贸局局长，革委会成立时担任办事组组长，不久就因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

当时原天津地方干部参加领导核心的就是江枫。江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从1960年开始任市公安局局长。天津解放时，江枫属于来自于晋察冀社会部和冀中公安局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主要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市委书记万晓塘带着来自于冀鲁豫公安局的一些人，主要负责经济保卫工作。据说两批来自于不同山头的人马，过去就有矛盾，可是人们都得按组织原则行事，相安无事。“文革”开始后，鼓动人们造反，故矛盾激化了。支持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公安局“造反总部”，反对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政法公社”。前者反市委，后者保市委。万晓塘心脏病猝死后，江枫最早提出怀疑是自杀的。1967年2月14日，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天津警备区接管天津市公安局，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即宣布公安局的“天津政法公社”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之后成立“干代会”时，公安“造反总部”又成了“干代会”的主要成员，成为江枫进入市革委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当时江枫参加了市革筹小组。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一次接见天津市代表时，周总理曾给江枫写过纸条，要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并在会上表扬过江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京召见过江枫，动员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从江枫在“文革”中的命运就不难看出，当年他是靠中央、中央文革支持起家的，而后又被江青打倒的。江枫是老公安局局长，精通业务，但个性强，对以万晓塘为首的市委有不满情绪，在一定气候下起来造反。记得在“四清”时，赵武成认为公安局右倾，找江枫谈话进行批评，江枫在市委大厅碰见我时，皱着眉头说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革筹小组又因为个性太强，与驻军负责人发生过顶撞，把他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