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六――地下工作岁月

张以成最早开始地下工作的时间已不可考,比较大的可能是在1942年下半年。这一年是抗战非常艰难的僵持期，日军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岛国的战争机器已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而国民党方面也极为吃力。

河南属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是必守之地。豫北、豫南、豫东均已沦陷，国民党军三面受敌，坚苦支撑。而此时平汉铁路、陇海铁路基本已瘫痪，几十万抗日军队，主要依靠当地国统区征兵征粮，更增加了河南百姓的负担。而战争的拉锯中，国民党军和日军往往都会在撤退时烧庄稼，避免资敌，最后都是农民受苦。驻守的汤恩伯部虽在台儿庄大战中立过大功，却军纪极差，时常侵扰百姓。加上1942年旱灾和蝗灾又肆虐中原，以至于当时的民谣都说“河南四荒，水旱蝗汤”[1]。到了1942年秋季，虽已显出饥荒景象，但蒋介石正为正面战场焦头烂额，他的主要考虑是如何保障军队的供给，无暇顾及民众，甚至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征调军粮对百姓而言就成为横征暴敛了。

当时没有互联网，通讯不发达，只有大量河南灾民，四处流散，到了1943年，河南境内已是饿殍遍野，后来的估计有300万人饿死。在美国《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看，这是他“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他曾经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把他视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而在河南国统区却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贪腐无能。让白修德无可容忍的是，1943年3月底，当他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蒋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有证据表明，蒋介石对于河南的灾荒早已知情。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就遭到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2]

白修德曾在采访河南一位国军军官十，指责他们横征暴敛。而这位军官却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大概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蒋介石的心思。在这位正直的美国记者心目中，蒋介石已经从圣坛坠落，“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惋惜，最后我鄙视他。”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争取援助。就在此时，白修德在《时代》上发表了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宋美龄甚至要求《时代》周刊的出版人开除白修德。

就这样，一个正直的美国记者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分道扬镳，转而痛恨，他看到“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官员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白修德之后在1946年和另一位记者贾安娜(ANNALEE JACOBY)出版《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这本书也在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出版，其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而对共产党怀有好感甚至赞赏。[3]

之所以在这个里用比较大的篇幅介绍这位美国记者的见闻和心路历程，并不是因为他和张以成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是因为我相信，那时民间的疾苦和由此产生的一触即燃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在河南地区尤为浓厚,这种时代情绪氛围，张以成作为就生活在此时此地，有着爱国心的年轻知识分子，一定也是感同身受的。就在白修德痛斥国民党的1943年，张以成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于此同时的延安，则是一颗红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刻。1942年开始，整风运动拉开序幕，清算“左倾”和“右倾”。现在来看要整的人主要是三种人：一类是以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喝洋墨水的国际派，树立毛泽东的政治权威；一类是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为代表的地方诸侯、手握重兵前线大将，目的也是使得毛泽东在军事上树立权威地位；再一类是以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对延安歌舞升平的风气、对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供给等级制不满，写了很多文章，虽然出于对共产党的爱护和理想主义，但威胁了纯洁的延安圣地形象，所以也要被打击，树立毛泽东文化上的权威。整风运动最积极的主力是康生和刘少奇。

这样，蒋介石之后，又一个领袖的权威被树立了起来，而且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前述几类势力对象被打击之后，除了少数人如王实味和王明，其他都彻底的服从了毛泽东的权威，形成了空前的党内团结的局面。 [4]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礼节上表示服从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但至少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有了天下三分有其一的气概。

在笔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感到惊讶：张以成最初因为爱国而加入八路军情报部，但无论在张以成的自述中，还是他早期战友的回忆里，都没有发现他针对日军的谍报活动。即使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张以成和他战友的主要工作都是刺探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并向国民党军组织作渗透。十八路军在1943年开封情报站建立之初的指示方针就是“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依靠下层、分化上层”。对在沦陷区搞谍报的国民党人上级的指示是，不允许接触，相反可以接近亲日派，争取他们为党工作。而“敌占区的地主、资产阶级人物，由于共产党的威望和统战政策的正确，许多倾向我们，也正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5]

当时张以成有一个对的外身份是中国记者协会理事[6]。家里有三个孩子，平时外出穿着非常体面[7]。但所谓记者身份虽然是打探消息最好的掩护，却应该并无什么实际收入。张以成这时外出交际应酬的开销，都依靠王佩英家产的支持。

有两个细节可以印证，八路军的情报站并无常规经费支持，非常清贫。张立奎记得1947年张以成负责郑州情报站，非常困难。派他去豫西地区找一位王政委，给郑州情报站解决一些生活困难。这位王政委给了两口袋麦子，运回来换成钱，才有饭吃。还有田贵勤的回忆，应该也是在1947年的郑州，原本全靠王佩英炒瓜子、做小买卖维持生计。后来佩英怀着老三，正要临产，而家里已经无米下锅了。曾洁光从一个小商贩处借了5元钱，托另一个地下党员给张以成送去，以解燃眉之急。

另一段辅助材料是在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曹志真的文章《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中提到，开封情报站建站时，“吴芝圃决定给开封工委30斤特货，换成法币解决地下活动经费问题”。[8]

从中可以发现几个问题：一是和以前一样，只要一离开开封，张以成就立刻出现经济危机。而为了帮助他，连作为情报站负责人的曾洁光都要向别人借钱。可想而知，情报站平时并没有自己稳定的经费来源，也就是说，支持张以成几年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王佩英在老家开封的房产收入。

张以成常常在外工作,王佩英带着孩子，让丈夫免除后顾之忧，除了支持掩护自己的丈夫[9]，有时还需要帮助传递情报。在地下党碰头的时候，她还承担放哨的任务[10]。在这个过程中，王佩英和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佩英对于共产党最初的印象，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们建立起来的。

陈克强记得一个细节，可以了解王佩英那时的政治立场。他是1945年认识王佩英的，他的父亲陈振洲后来也成为八路军的外围情报员，是张以成的下线。而陈振洲是先认识王佩英，再由王佩英介绍给张以成的。1948年，陈克强中学毕业，病了躺在床上，正为前途发愁。王佩英刚生下老三，还把孩子抱在怀里，来到他床头跟他讲八路军的故事，告诉他“八路军是真心为了穷苦人的队伍”，介绍他去解放区八路军办的“中原大学”。还给这所她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做招生宣传，说去了那里“不要钱，管吃，管住”，并且给陈克强准备了介绍信，[11]还是写给应该和张立奎提到的同一位“王政委”。查阅那段历史，在豫西地区活动的确有一位王其梅政委[12]。

后来王佩英在入党申请的自我介绍中也说“那时我的精神和我的思想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有信仰。”

此时张以成的正式身份已是郑州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建立了由郭宏文为组长的工人党小组、和以周舟为组长的技术人员党小组，发展了一批候补党员[13]。在情报工作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张以成和他领导的战友们给共产党军队送去了郑州的城防图[14]；瓦解国民党军方士气，通过外围组织策划、发动罢工和学生运动[15]；保护包括电信局设备、铁路甚至美孚大楼，使重要的生产、通讯和交通物资被转移到共产党手中。[16]

就在这一年王佩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7]

在此时的王佩英心中，共产党就代表着解放和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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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刘震云的《温故1942》

[2] 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新华出版社

[4] 见高华的作品《红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

[5] 据当时的开封工委书记 郭有义的文章“ 回忆集总开封情报站和晋冀鲁豫开封工委”

[6] 查阅在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通联科长孟起的 回忆中“解放战争时期的冀鲁豫开封工委”，提到当时开封的《中国时报》社，已经被共产党基本渗透和掌握，发展了几个地下党员，社长郭海长就是地下党员。有很大的可能张以成是通过这个途径获得的记者协会理事身份。另据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曹志真的文章“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曾给《中国时报》，“几十两黄金”作为经费。

[7] 这是据张以成河北安国县老乡张立奎的回忆。

[8] 吴芝圃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中共豫皖苏区委书记等职，他49年之后曾任河南省省长，第一书记。共产党内部早在延安时期，到后来的缅共都把鸦片称为“特货”。

[9] 1958年7月张以成以张翼的笔名介绍敌后工作策反国军保五团的经历，发表自《红旗飘飘》。其中提到46年之前张以成曾一度在解放区工作，46年被派回，同过策反一个当旅长的表兄，为共产党服务，并在暴露身份的危险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其中也提到了妻子“佩英”，沉着机智地与敌特周旋。

[10] 郭秀华 是郭鸿文的女儿，写了“忆张以成叔叔和他爱人王佩英婶婶”

[11] 中原大学设立在中原军区的司令部宝丰县，1948年8月1日成立，其实是八路军培养知识青年的干训班，也就是说王佩英推荐他是去做第一届学员。陈克强回忆“说是大学，也并没有什么文化课，就是教育大家国民党有多么坏，让大家谈认识，晚上还看白毛女。”陈克强毕业后参军。

31 后在曾洁光的回忆中也查到了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一位“王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新四军第4师33团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4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豫西军区桐柏军分区政治委员，49年后授少将军衔。在1967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32 张以成 “深入敌人心脏 迎接郑州解放”

[14] 见郑州市档案馆 林淑玉 阎杰 李新生 城防图背后的故事――解放郑州的情报战 http://www.hada.gov.cn/html/gongzuodongtai/jingyanjiaoliu/20091105/1665.html

[15]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周进 2009年07月08日 北京晨报 忆"郑州解放" 毛泽东亲手拟定电稿发布消息

[16] 林可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决战开封――解放战争档案(百城百战解放战争系列)

[17] 应该就是张以成发展的，因为比如包括黄毅民在内，当时郑州发展青年团员，都是经过张以成。这个青年团就是共青团的前身，它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育青年，把广大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这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