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伦：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翻阅《读书》2007年第12期耿占春《一个孩子的阅读史》，想起我小时候的读书生活。耿说他“刚上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就是放了长假”，而我的“假期”更长，“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文革”的一个印象就是，课本突然变薄了。我是“老六届”，“文革”爆发前在校的小学生，1965年上的小学，记得课本厚厚软软的，文字插图感觉很温暖的，而第二学年“文革”爆发，发下来的课本很没劲，硬硬粗粗的，标语口号漫画蛮横刺眼。当时真的很伤心！

耿文中开列的当年所读到的禁书中的第一本《百鸟衣》我也读过，是先听父亲用近似于抒情的吟咏后自己摸索读懂的。今天还依稀记得，《百鸟衣》是一首句子有长有短的诗歌，有两个名字古卡和依娌。美丽的依娌被土司抢掠走，古卡用射一百只鸟的羽毛做成了百鸟衣，借献衣之机杀死土司，救出依娌，然后双双跨上骏马，自然驰骋而去。当年我是在中学某个年级的语文课本中读到《百鸟衣》的，篇名可能就是《古卡和依娌》。读《百鸟衣》的记忆，激活了那段饥不择食且引起胡思乱想的阅读史。

我出生于全民中邪和大饥荒中的一年，属猪。饿肚子饿慌了，做梦都想吃猪肉。看着母亲喂养的一头猪而发奇想：如果今天在它身上挖出一块肉，明天又长回去，那么就天天有肉吃了。一个生长在岭东潮汕偏僻乡村，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农民的家庭的孩子，是不能感受朱学勤经历的“民间思想村落”那样的读书思辨气氛的，也几乎读不到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中说的印着“供批判使用”的那种“灰皮书”的。不过，我还是觉得童年的阅读尽管的的确确是饥不择食却同时也是津津有味的。

在那个抓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年代，物质产品和精神粮食非常匮缺，什么都吃，什么都看，不论是否合适是否有营养。

大约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名叫做《我们夫妇为什么破裂？》的讨论恋爱婚姻家庭的文集，内容讲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初的一对夫妻――一位革命干部和一位教师的婚姻生活的破裂过程。是女主人公的一篇文章，似乎有批判和揭发丈夫的意味，不过不像早些年一些被丈夫抛弃而到妇联哭哭啼啼到丈夫单位嘈嘈闹闹的妇女那样，而是通过文字来保持一个女教师的尊严和正义。书中还有包括对第三者的看法等十几篇报刊的说理、评论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批判革命干部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也有个别文章是为革命干部辩护的。革命干部爱上比妻子年轻漂亮的新部下，革命干部说了一句“女孩子两条辫子一甩就动人心”的话。

开始上初中的时候，反复读了一本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小开本，比今天的小三十二开还小，十分残旧接近破烂的小册子，繁体竖排，书中有线条简练而生动的插图，印刷质量略好于手工油印，封面印有作者长头发的画像，当时弄不清这个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更不知道什么左联五烈士之一了。

小说的故事震撼人心而文字朴实冷峻，写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乡村妇女被丈夫典出即被出租几年到地主家做传宗接种的工具的悲惨遭遇。书中有几个片段我一直记得。一个是父亲亲手把刚出生的女儿烫死的十分恐怖的情节。女人的丈夫一看妻子生的是女儿，便提了一桶开水到女婴的旁边，用粗暴的双手将呱呱叫着的女儿，投进在开水中。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听不到初生生命的哭声了，只听到开水的溅声和皮肉吸纳开水的嘶嘶声。二是这个女人到地主秀才家生下儿子秋宝，等到秋宝会说话的时候，管这个女人即亲生的母亲叫“婶婶”，而却叫秀才的大妻为“妈妈”。还记得这女人丈夫的一句话。出典期满后，女人被迫离开秀才家回到原先丈夫家里。她拖着万分疲惫的身子准备做饭却找不到米可以下锅时，丈夫冷笑地说：你还真大户人家生活过惯了！米装在那只香烟盒子内。

这些东西能大体记住，现在想来，除原作的生动刺激外，我也曾耳闻目睹相类似情形。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乡下的孩子很少叫自己的母亲为“妈妈”的，多数叫母亲为“阿姨”“阿姆”，叫“妈妈”的孩子的父母一定是干部教师等吃商品粮的。米缸空空而把粮食当做珍珠一样盛在香烟盒、小药罐的更是常见了。杀掉新生的女婴的事没见过，但歧视女孩、歧视没有男孩的家庭的现象是到处可见。不过，对于“为奴隶的”这个定语当时是弄不清其确切涵义，因为那时是高喊“为革命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年代，我把“为奴隶的”的“为”错读成第四声。我喜欢《为奴隶的母亲》甚于后来读到的鲁迅的《阿Q正传》。

我有幸读过几乎是全套的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四叔一九六二年考上中山大学物理系，父亲把他的语文课本留了下来放在抽屉里，而数理化课本据说被祖母当成包糖果的纸张慢慢地消费掉。除《百鸟衣》外，记得还有《百合花》、《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铸剑》、《反头税（税头？）的斗争》等。

《反头税（税头？）的斗争》一文选自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写的是民国时期某年河北蠡县农民过年杀猪反“割头税”的造反行动。县衙、豪绅、地主勾结密谋，横征暴敛，农民兄弟，忍无可忍，上街游行示威，砸烂征税所，冲进县衙，县长眼见势不可挡，只好被迫宣布免去当年的“割头税”。至今我对文中“割头税”的数字依然可以脱口而出，因为我曾将它与公社社员养猪对“公家”的“贡献”做过比较。这种比较是一种本能，因为当时不可能读到如“革命在事实上成功宣告了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之类的东西。

小说中春兰的父亲老驴头说：“街上又出了一宗割头税，杀一头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一头猪的税，值二三小斗粮食。我要是有这二三小斗粮食，再掺上点糠糠菜菜，一家子能过一冬天。”我读小说时，亲身经历的人民公社社员养猪的“贡献”也不小。社员可以养猪，但不能杀猪，私宰牲畜是犯法的。公社党委规定社员杀猪事先报告公社食品站，经同意后将猪运到指定的地点屠宰，按“购六留四”比例作“贡献”。

所谓“购六”，就是“公家”统一收购每头猪的百分之六十的分量，价格约低于“牌价”三角，当时的“牌价”猪肉每斤八角，这种“牌价”是定量供应给吃商品粮的。所谓“留四”就是每头猪的百分之四十由养猪的社员留下自由处理，可以高于“牌价”的“议价”卖给“公家”，也可以拿到市场卖“自由价”，当然也可以自己吃掉。“议价”相当于“批发价”略低于“自由价”，“自由价”猪肉每斤一元六角，是“牌价”的两倍。我曾多次目睹母亲辛辛苦苦喂养大的猪被人用绳子捆绑吊起运走！早些年看到媒体上报道高级领导人物感叹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时，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如果是说革命成功后农民非常听话，那么他们说的算是真心话；与此同时，猜测他们当中也可能有一些是当年领导类似反“割头税”的农民暴动领袖。

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局限，将时间消磨在所谓的“红色经典”中，如沉迷《红日》、《保卫延安》、《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苦菜花》、《迎春花》、《三家巷》等。许多当年阅读过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的中老年人，由于先入为主的记忆，总觉得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是胡编乱造因而非常失望。我大体也是这样，而且觉得越到往后就越差劲。我认可的有两部，王心刚、王晓棠、王润身主演的黑白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浓缩了原著的精华乃至超越了原著；李琳主演的电视剧《迎春花》也很不错，片头的主题歌好像采用了《苏武牧羊》的一段曲调，好听极了。

整整一个暑假，月光如水，我都在晒谷场纳凉兼反复阅读《林海雪原》，开头结尾和所有篇目我至今不看书也可以说出来了。而且比较阅读了两个版本，该小说的初版开本较大，可能就是大三十二开吧，再版开本较小，可能就是小三十二开吧。记得再版中“少剑波雪乡萌情心”一章有少剑波赞美白茹的抒情诗：“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万绿丛中一点红，晨曦仙女散彩霞……”而初版则没有这首诗。

小说中的少剑波小白鸽成为多少少男少女的偶像！少年的我当然也羡慕少剑波的英俊潇洒、足智多谋、文武双全，不过我更喜欢他身上的三件宝贝：手枪、钢笔、金壳表，尤其是钢笔。那时我非常想拥有一支钢笔。我的第一支钢笔价格一块二毛，其中六毛钱是自己割草卖给生产队的鱼苗场挣来的，另外六毛钱是父亲给的。少剑波的钢笔和金表是奖励品，是他出色深入烟台敌后执行紧急任务后上级奖励的（《青春之歌》中北大教授儿子罗大方可以在家中父亲的抽屉随意翻拣出一块手表送给卢嘉川或江华的细节也看得如痴如醉）。

小说“李鲤宫前对手交锋”中一个情节看得我心惊肉跳。丑陋凶恶的女匪首蝴蝶迷从腿上拔出匕首，咬牙切齿地吼叫：“小共产丫头，黄毛丫头，你姑奶奶临死也要抓个垫大腿的。”锋利的匕首直插向白茹的心窝。在这万分危急中只听大喊一声：“蝴蝶迷看刀！”随着喊声，蝴蝶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的劈成两片，五脏六腑臭血满地。“子荣，”小白鸽像个受惊的小孩子，扑到杨子荣的怀里（《苦菜花》中王柬芝杀死妻子与长工私通而生的杏丽，则是当年阅读中最感残忍和痛心的事件）。蝴蝶迷的肝胆皮肉都是臭的，体现了作者是多么爱憎分明啊！但当年是不理解的。类似的不理解还有看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所唱的“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同样是死，为什么结果是那样的不同呢！

当年读《林海雪原》有好多问题至今也没有弄明白。例如，为什么叫“少剑波”，中国有姓“少”的吗？小说开头写到他的姐姐“鞠县长”，姐姐姓鞠弟弟也应该姓鞠，但小说没有一个地方写有“鞠剑波”的。又如，小分队智取威虎山之前白茹十八岁，在威虎厅过大年之后，为什么小说依然写白茹是十八岁呢？难道作者真是希望白茹永远停留在美丽纯洁的十八岁吗？――行文至此的想法，并非当年疑问。

一本大概叫做《我国哲学战线的新论战》的书，白底色红色仿宋字书名，收入了好多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文章，今天回想起来，可以说是我哲学启蒙读物，尽管读得似懂非懂，尽管先入为主清楚一分为二是毛主席的观点是正确的，合二而一是杨献珍的观点是错误的，但阅读的过程中总觉得两者讲的是一个道理，却又不敢讲出来给人听。该书的几行文字成为我考倒小朋友的武器，因而也曾洋洋得意过。这几行字大意是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著《东西均》讲到对立统一问题，如“尽天地古今毕二”、“合二为一”等等，并认为古人把世间万物各种各样的“物件”叫做“东西”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辩证法。几年前，试图寻找这本旧书，去了几家图书馆，结果无功而返，找来对“一分为二”有很深研究的庞朴注解的《东西均》，可惜再也没有当年的阅读快感了。

我与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两度相逢，少年读的是初版，米黄色的封面，可能是印刷于大饥荒时期，纸张质地很灰暗。记得是听了哥哥说了句“读了这本书你就什么都懂了”，然后硬着头皮、断断续续、跳读倒读、似懂非懂地读到哪里算哪里的。记得书名和内文既有繁体字也有简体字，封面或是扉页还印有“供高等学校选择试用”的字样。回想起来，初读艾著的收获是不少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肯定，人人都懂，人人都讲不清，大道理就是那些东西，就是讲法不同用意各异罢了。青年时读的是第三版，那是大约在一九七九年大二的政治课教材，封面或扉页的“供高等学校选择试用”的谦虚字样不见了，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连封面的设计都一样。读的是同样的书，感觉却如霄壤之别。这时读书有了功利性，因而只是划杠杠记要点应付考试，毫无求知的意思。对照今日一些在封面印着“全国优秀”、“获奖”、某某权力机关“指定”而错别字连篇、软硬伤遍体的大学教材，不得不敬佩当年学者的态度谦虚严谨认真。

小时候读过的少儿读物其实很少，上面这些其实大多为成年人的读物。我曾在一本书的引言中说到的少年阅读的至爱《成语故事》第一集才是真正的少儿读物，也是至今我读过的最好看的书。这是一册有难字注音有生动插图的小册子，平装本，翻阅简便，手感轻轻很舒服。它的制造者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是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记忆确实模糊了，但封面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字样还是有印象的，同时封面的一幅画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根据成语“杞人忧天”意思画着一个因担心天会坍塌下来地会崩裂开陷而消瘦发愁的人，画着他那既弯着腰拄着拐棍又很艰难地抬头看天的样子。也许时代前进了而我幼稚依旧吧，儿子小的时候我曾经几乎跑遍广州的大书店，想为儿子挑选一本类似当年阅读过的成语故事，结果让我十分失望，那样纯朴廉价的启蒙读物再也找不到了。这本小册子是我少年精神上的快乐和智慧的主要源泉。后来读《左传》《论语》《孟子》《庄子》等，常常又和那些典故人物图画相遇，感觉很开心很温暖。

我的悟性和智商其实都停留在少年阅读的水平上。少年时的阅读记忆就是一句话，饥不择食而又津津有味。想找回做一个少年阅读者的感觉，眼下似乎是不允许有这样的福气的，可能还要等待若干年，等到“老人如小孩”的时候，等到“返老还童”的时候。做一个阅读的“两头真”，期望那时是随心所欲而又兴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