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进展

“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如何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的问题，就带着强烈的政治性和急切的现实性的要求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开始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以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正是在吸取了这场劫难的沉痛教训的基础上所给予的历史补偿。在对“左”的灾难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的入史过程。这一过程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一、研究情况概述

这2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而逐渐展开的，大体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拨乱反正阶段（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阶段，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以揭批“四人帮”，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为主题展开的。通过系统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各种错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混乱的理论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种重大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澄清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一些鲜为人知的“文革”台前幕后的情况得以披露出来，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有了触目惊心的感性认识，实际上起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但整体来讲，这一时期的文章还不能说是研究性的，但为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阶段（1981年6月至1985年底），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到1985年底整党结束。《决议》集中全党智慧，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否定”的政治定性。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全国各地在整党运动中，对“文革”的遗留问题，以及“三种人”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围绕着学习宣传《决议》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全国学界出现了在理论上探讨“文化大革命”性质、起因、危害的研究热潮。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相继出版了十几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专集，并且出现了大量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纪实文学”。虽然，大多数文章基本还是停留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否定和对《决议》观点的阐释方面，但少数学者开始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对“文革”分析的学术含量增大，并对“文革”中的一些史实进行了廓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是这一时期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由于文学作品受到的限制较少，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传记文学、纪实文学作品迭出，有些是哗众取宠之作，而从史学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的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还比较单薄。尽管学者们曾有《三国演义》压倒了《三国志》的感叹，但不能否认，此时的文学确实起到了启动史学研究的功能，对“文革史”研究的开展确有开拓之功。

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学术化研究阶段（1986年至1990年）。80年代后期，“文革史”的研究开始从政治化转入学术化，从一般性的总结历史经验扩大到了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层次反思，出现了“文革”研究空前的活跃趋势。其表现为：1.加强了对问题研究的分析力度。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后，在学术上形成了探讨“文革”的历史规律性的研究热点。2.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开始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共运等多方面的角度探讨“文革”发生并延续十年之久的原因。3.整理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内部研究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防大学政工党史教研室整理的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另外，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汇集了当时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有关文章，有很高的史料价值。4.除党史、历史学者外，许多政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据统计，仅1986年这一年，报刊上就发表了“文革”学术研究论文40余篇。在研究性专著方面，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王年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这一阶段，“文革史”研究的开展，有着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的现实动因。

第四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阶段（从90年代至今）。90年代至今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虽在形式上没有80年代后期的火爆，但工作比较扎实，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发展，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特点是：1.权威部门公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准确的资料。《周恩来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基础资料书籍的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研究部门出版的《周恩来传》、《刘少奇传》等领导人传记，以及一些部门出版的专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扩大了“文革史”的史源。2.“文革史”研究的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从政治史的研究，逐渐扩展到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领域。《当代中国》系列丛书，以及各部门和研究者相继出版的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思想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对“文革”时期都辟有专章。特别在部门史、省别史、省党史方面有关“文革史”的研究进展较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有关“文革”的部分，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3.引入了许多社会学、文化学、口述史学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开始从宏观描述进入到了个案研究，论述方式开始从政治论断进入了学科语言，使“文革史”的研究更加精确化。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事件的叙述中，多有学者参与，使其记述的准确性和论述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关事件的微观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4.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论文，学术观点呈现多元化趋势。在专著方面具有代表性是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这是经中央党史权威部门正式审定，正式报批出版的第一部“文革史”专著。在“文革史”的探讨中，比较令人瞩目的是新出现了一些明确不同意“彻底否定文革”的新观点。这些文章试图对一些已经在政治上被否定的东西重新进行诠释，并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有关“新左”倾向的争论。在互联网上，关于“文革”的各种观点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这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二、“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论断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说法是对“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彻底否定，是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反帝反修说”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文革”结束后的“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上层权力斗争说”、“反革命宫廷政变说”等等诸说的回应。《决议》的论断，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回应和补充。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指出“内乱”的定义已难以满足“'文化大革命’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准确定性，应该“在《历史决议》指导下，进一步深入探讨。”（注：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这种探讨，在国内基本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补充和发展《决议》，也即坚持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予以彻底的否定。这是主流倾向。另外一种倾向是一定程度的肯定“文化大革命”。其情况比较复杂。一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这是有感于当前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的怀旧心理的反映。另一种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应予否定，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应作具体分析，不能全部否定。有的人认为当今中国“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对《历史决议》提出质疑。

在海外，90年代以后对“文化大革命”定性的研究则由“权力斗争说”发展到“社会冲突论”、“两个文化大革命说”。此说认为，上层的“文革”是权力斗争，下层的“文革”是群众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斗争。国内学者普遍不认同“两个文革说”的观点，认为这是“上层权力斗争说”的变种，是不顾史实的主观想象（注：刘志男：《“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会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金春明撰文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特殊政治运动，从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独立性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抗争与反抗所谓“暴政”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注：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与全面认识“文革”十年的历史。《历史决议》的观点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都必须彻底予以否定，但是要彻底否定的只是“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本身，并不是凡是那十年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要加以否定，更不能把那十年说成是一团漆黑。因为决定这十年历史发展的因素，除了占支配地位的全局性“左”倾严重错误以外，还有正确和错误的矛盾、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以及其他种种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和力量。要科学地看待“文化大革命”，首先应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主体仍然是党和人民群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用不长的时间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注：胡绳：《必须科学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一些研究者指出：从发展趋势上看，“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主体仍然是党和人民群众。这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遇到的初步抵制，运动中党和人民的觉醒和自觉斗争。党和人民为结束这场内乱所作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动乱的破坏，是结束这场灾难的基础力量。研究者指出：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程、趋势以及它最终失败的必然性，更全面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注：薛钰：《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述要》，《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三、“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20多年来，理论界在“文化大革命”成因方面提出的观点很多。金春明将其概括为“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10种说法。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的观点（“'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认为：“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正确的趋向的结果。这两种趋向存在于整个党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近来有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恶果，从“左”倾错误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但是，“左”倾错误的发展在1966年、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注：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主观原因。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总根源在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有论者说，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正是这些错误的存在和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注：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还有学者认为：重用过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也是毛泽东犯错误的一项内容（注：于南：《“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