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怀念早逝的关碧红――谨以此文纪念文革发动39周年

当我提笔写这段纪念文字时,我料想人们已不大会记得她了。不是因为她平凡，更不是因为她不起眼，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中型造船厂产生过轰动效应:文革前，她从华中工学院本科毕业后分配到船厂,文革开始不久就成了全厂闻名的在精神病院挂过号的精神病患者。 1975年,她年约三十四岁，在厂单身宿舍自己的双层床床架上自缢,足尖才离地几公分。

她走了，如同轻烟一样飘散了。人们除了在闲聊中作为扯咸扯淡的作料嚼起她以外，她很快被人们遗忘了。但我忘不了她。我与她在同一个生产班组一起工作了三年，她的寝室就在我的寝室隔壁。她离开人世的那天，我正巧没在宿舍里住，没有见上她最后一面。

她是广东籍人，身材中等偏矮，但很结实，脸盘带有些广东人的特征，颧骨略高，眼睛微凹，头发干干黄黄的，从脑门到头顶心的短发用一根橡皮筋扎起，那是那个年代从小学女生到大学女生普遍梳理的发式。虽然是个女性，她的衣着不带性别色彩：一年四季，两条工装裤轮番穿――工装裤是机械加工工人的劳防用品；她夏天上着纯白或浅兰的短袖衬衣，春秋两季是蓝或灰的卡其布外套，冬天外罩蓝卡其翻领短棉大衣。脚上终年蹬双草绿色的解放鞋，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咚咚”有声。

1968年冬我刚进厂头几天里，我曾喊过她“关师傅”。那时我还是个不满十六岁的小丫头，除了不对“牛鬼蛇神”、不对批判对象和同年进厂的人喊“师傅”，任谁我都叫得甜甜的。但很快，我就对她直呼其名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尊她为“师傅”。我迅速知道了有关她的一切传闻逸事：知道了她是四清时分配来厂的大学生、知道她“出身不好”、知道她有着 “海外关系”――那个时代人们象避瘟神一样避之不及的“社会关系”，还知道她患有“精神病”，并知道她病也病得与人家不一样――精神病分文疯武疯，她都不属于，她属于精神病的另类――无论是不是在发病期间， “左”，是她日常行为的主调。

1966年，如火如荼的文革刚开始，她的香港亲戚给她寄了一把缩折伞。那时大陆压根儿还没见过这新鲜玩艺，她拿了伞如坐芒刺上，转瞬就送到旧货店去，旧货店店员因没见识过估不了价，她扔下句：“我不要了”，就逃也似地走了。

1967年，因为她已经有了与常人明显有异的表现，厂里曾派人带她上精神病院检查，这当然是瞒着她的，骗她说是到普通医院做常规检查。走近医院，门口赫然挂着的“上海市精神病医院”的大牌子把陪同她的人吓坏了，就想方设法去引开她的视线，她却指着高高挂在医院大门门楣上的横幅，颇为赞许地说：“不错！这个地方不错，你看，上面写得多好！”陪同的人抬头一看，横幅上写的是“誓把精神病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而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个每天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典型。

过来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每次“最新最高指示” 发表都是大事情，除了敲锣打鼓“欢庆”，无论多晚都要组织起来学习。每次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她总是抢先在小组会上发表感想，每次发言都离不开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要自觉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之类的表态，事实上，她除了与妹妹还有联系，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确一刀两段断绝了来往，包括与她的父亲（她母亲早已去世）。

关碧红对带她的女师傅是很尊重的，虽然这个师傅只比她大两岁。平时，师傅对她也挺关心。但一到吃饭时间，她师傅总是要躲开她。“只要与我一起吃饭，那么，我买1角5分的菜，她就买1角的，我买1角的，她就买五分的，我买5分的，她干脆就喝免费的汤！还说是‘我的生活水准不能超过工人师傅’。你说，与她一起吃饭我有多别扭！”她师傅对我这么说。

关碧红是个共青团员。论到一个普通团员、一个普通青年对文革的关心、参与，那她是当之无愧的积极分子。我们这个厂是“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在“一月风暴”（注1）中的重要“革命据点”，厂里揪出的“阶级敌人”也特别多。我们轮机车间是全厂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车间，根据“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逻辑，我们车间的“阶级敌人”、“批判对象”自然也最多。500多人的车间有三、四十个小组，每个小组至少也摊得到一个“靶子”。我们小组才十几个人，就供着三个“活靶子”，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坏分子、一个是阶级异己分子。

因为“靶子”多，所以三天两头开批判会是寻常事。关碧红参加批判会是很认真的，不仅准备了批判稿，还带上纸和笔，以备记录其他人的精彩发言和被批判者对抗批判的“反扑言论”。如果是小组开批判会，她就主动搬椅搬凳，搞些写标语等环境布置工作，有时也做做会议记录。开批判会是在与阶级敌人“刺刀见红”，与会者必须对敌人满怀阶级仇恨。我们这些刚进厂的青年人从小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早就倒背如流，要让我们对那些几天前、几个月前根本不认识的敌人“满怀仇恨”是不困难的，就象对美帝苏修满怀仇恨一样不困难。关碧红与我们一样，对此没有困难。但应该承认，她比我们恨得还要真。虽然轮到她 “批判”时，谁都会感觉到那些批判对象对她的不屑一顾，然而，她是认真对待敌人的。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挨批判中“狡辩”，她从座位上一下站起来高声反驳，声音激动得发颤，握着《毛主席语录》的手都在微微发抖。但她再愤怒也就限于口诛笔伐，与牛鬼蛇神从不肢体接触，并还劝阻他人 “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谁也不会听她劝的。

她干活很拼命。文革开始后下放在我们车床小组当一名车工，技术不高但热情很高。她总喜欢把车头转速打到最高，进刀速度也扳到最快，这样一来，铁屑要么呈扁扁的条状窜泻而出，要么象爆豆似的崩裂开来，走过她的车床旁谁都得躲让着。她自己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一会儿手让带状铁屑划了个长长的口子，一会儿脸上脖子上让爆溅的铁屑烫起黄豆大的水泡，但她一点也不心疼自己。上班时间是七点一刻，她六点就开起了机床，中午有半个小时吃饭带午休时间，她从不午休，总是三口两口把饭扒拉完了赶紧干活。由于给自己订下伙食费决不能超过师傅的规矩，所以也就没有了啃排骨挑鱼刺的费劲事。她这样拼命，在常人看来都是“不正常”、“有毛病”的表现，我心里纳闷：确诊了有精神病，怎么还让她干车床活？不怕出人命？

记得有个四、五十岁的老师傅曾经费力地拣着她听得进的词语开导过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为革命工作一辈子呢。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党的，人民的。列宁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革命是长长远远的事情，你要为革命而劳逸结合，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地革命。”她被感动了，就停止了操作，诚恳地回答：“我的身上有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我只有在劳动中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我不做白吃白喝劳动人民血汗的寄生虫。我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毛主席说过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自觉改造自己，就不能怕苦，就要自找苦吃。再说，比起长征，我这根本不算吃苦。”说完，一推操纵杆，车头又快速旋转了，她一把拖过C620车床的尾架，用大扳手拧紧了尾架和导轨的连接螺栓，然后双手用力转动尾架轮子，把近40毫米粗的麻花钻直直地支进工件里。焦蓝色筷子粗的铁屑沿着麻花槽扭曲着挤出来，冷却剂喷泻在钻头和铁屑上，发出“兹啦啦”的爆响。

劝她的工人师傅还能说什么？她说得都对，非常对，非常非常的对。她说的，甚至那个老师傅说的，都是每天的报纸每天的广播反反复复在说的，能不对么？

而如果说她这么做是做作，那么，那年头除了“牛鬼蛇神”是被迫6时进厂6时出厂长达5年之久，换个人谁能连续几年这样地干活？（注2） 她毕竟和我们一样，不是铁打的，也是骨肉做的。

在我的印象中，她也有与正常人一样活泼的时候。对此，我记忆更为深刻。

一天，我与她一起从厂区的篮球场边走过。一个篮球正砸向我们。我下意识地躲开，她却伸手揽过球，边拍打边紧跑起来，球随人走，三下五除二就把球送进了篮筐。她对此举颇有些自得，转身“呵呵”地轻笑一声，那笑容很是灿烂！

在厂区游泳池里，我也见过这样的笑容。她穿着深色的泳装，赤裸着圆浑结实的臂、圆浑结实的腿，带有一种野性的美，但不是那种肆无忌惮的野性。她啪嗒着光脚板，轻轻松松走进水里。水中的她比鱼还鲜活――仰泳、自由泳、蛙泳交替着，在60米的标准泳池里来回穿梭。她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一种无忧无虑很纯真的笑容，一种平时根本看不到的笑容。

她也喜欢哼哼歌曲。音色优美虽然谈不上，但唱歌不跑调。她哼唱歌曲时，那黄黄的脸会泛起润泽的光，使她挺普通的长相也平添了些许动人之处――毕竟，她还很年轻！

我还见到过她跳舞！

那时，全国男女老少都在学跳“忠字舞”， “忠字舞”需要突出“忠”字，“忠”字当头，跳不好没关系，但不能不跳，跳不跳是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大是大非问题，“牛鬼蛇神”还没资格跳呢！当然即使跳不好，也没人敢嘲笑，如果谁敢嘲笑，跳完舞就是声讨“某某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该万死” 了。

我们是把车间里供500人开会的会场清理出来跳“忠字舞”的。领袖像下贴有一张大大的剪纸红“忠”字，那个“心”字的上面一点剪成了心的形状。那个时代娱乐活动很少，能在上班时间不劳动而名正言顺跳舞，我是当成玩一样跳得很起劲的，我认为，好多年轻人也都是抱着与我一样的想法在跳、在玩。但关碧红不一样，她是仰望着领袖的像在跳，仰望着红“忠”字在跳。虽然她跳舞不象游泳、打球那样自如，舞姿显得笨拙，动作也合不上音乐节拍，但她跳得很虔诚！当配“忠字舞”的歌曲声响起（其实先有这个歌曲，而后才有“忠字舞”），关碧红边舞边轻声跟唱：“……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象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您是光辉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她脸带笑容，象受到领袖接见的红卫兵那样笑得幸福。

她真正发病时的状况，我亲眼见过两回。她发病都是有“大背景”的，都是与国家大事有关，与政治形势有关。

七十年代前期，中国的政治舞台风云突变，电台反复播放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五首抗日歌曲，我们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摸着形势。那天，我刚走上宿舍楼梯，就听见头顶上方响起慷慨激昂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她，是关碧红！只见她双眼布满血丝，挥动右拳高呼着口号，身板挺得直直地从楼梯上走下来，那情景，简直是电影中抗日志士赴刑场的镜头再现。我倒退两步，怔怔地看着她，可她根本就不看我，目不斜视朝宿舍门外走去，朝马路走去，进行她一个人的示威游行。

还有一次，是“副统帅”在温都尔汗栽了。消息被证实是千真万确之后，就见到她挥着一把竹丝大笤帚，用力地扫着车间门口的水泥地面。她的脸部肌肉在微微痉挛，瞪圆了双眼，眼中竟然闪着凶光！她边扫边狠命地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声音嘶哑了，还在喊着……

关于她的病因，人们有好多传说，然而，我不相信任何一种传说。对于一个曾失去申辩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人们可以把任何一种污蔑、诬陷和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编成一个煞有介事的故事，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从不去追究她得病的根源。我只是觉得：她太轻信了，她太当真了。可惜，三叉戟坠地声没能使她震醒，她反倒更中邪了。

以后，她终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过了些日子，听说她病治好了。有一天，她在宿舍的走廊上与我友好地打招呼，我仔细地打量了她：眼神很温顺，神态很真挚，很诚恳，说话声音也很平和；还是那身蓝布衣裤，脚下换了双浅口黑布鞋，白色卡普龙丝袜。她模样变得很文静，举止变得很安稳。我的心底却莫名地涌上一丝悲哀：关碧红，你如真的清醒了，也许你就活不了多久了！

她被我料中了！关碧红静悄悄地养了一年多的病，这一年多时间里，她安静得让周围已经感觉不到有她的存在。她的病是真的治愈了，而她的命也离被断送不远了……

那天她告诉我，她从未丧失意识，只不过是控制不住自己。也就是说，她清楚自己在病中说什么，干什么。这样的话，她羞于活在人世、懒于活在人世就不难理解了。当年，不能自控的她曾令人哭笑不得，如今，这令人哭笑不得的她又逼得清醒后的她活不下去……

她死的那天，与她同寝室居住的一个大学生恶狠狠地诅咒她：“她死了也要被人骂，做人要做到这样坏，竟会死在大家要住的地方……”

自打她死的那天起，这个房间再也没有人住过。

她死了，她住过的地方也死了。

她死的第二年，文革结束。

文革死了。

她走了以后，她的父亲和妹妹从广州来到上海，为她料理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