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刘树华之死和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刘树华之死

刘树华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他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时年２６岁。身后留下怀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毛在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国，也使得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学校掌握大权，对学校里面和外面的所谓“阶级敌人”展开了残酷的暴力性“斗争”。红卫兵还把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１００万红卫兵手持毛的语录本，喊着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广场。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他们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握手谈话。这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耀。

在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的所谓“红八月”中，校园暴力迫害急剧升级。在清华附中，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大规模暴力迫害肆无忌惮地发展进行。从打耳光、砸拳头发展到有专用的打人工具，从小规模的打人发展到在公众场合毒打被“斗争”的对象，从零星的暴力行为演变成普遍发生的殴打和折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全校性的“斗争会”。会场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卜大华。“斗争会”是晚上７点钟的时候开始的，叫喊加上殴打，一直进行到深夜１２点钟左右才结束。中学生的年龄，该是贪睡的时候，但是此刻却可以夜以继日地“破四旧”、抄家、打人，甚至通宵不停。笔者调查纪录的多例杀害，都发生在半夜。仇恨、权力和残暴行动，可以带来生理上的兴奋刺激作用，“红八月”中的红卫兵们，这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举行“斗争会”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华附中最大的集会场所，位于教学楼五层西侧。大教室有东西两个门。“斗争会”开始前，一般的教职员工，列队从东门进去，然后面朝西坐下。“黑帮”则排队从西门进会场，站成一排，等候“斗争”。所谓“黑帮”，是那时候已经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一些人，有该校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办公室副主任张秀珍，以及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老师。“黑帮”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

刘树华１９６２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８月２６日以前，他还没有被打进“黑帮”之内。刘树华从东门进了会场，想往一般教职员工的那边坐下，却被红卫兵喝斥住，并指着一群“黑帮”，大声命令他：“站那边儿去。”

刘树华只好站到了“黑帮”那一边。站在这一边还是那一边，这时候生死攸关。站到了那一边，就成了“阶级敌人”一类，而且，那天晚上，红卫兵可以任意打骂。而一个人被划为哪一边，是由清华附中红卫兵来决定的。至今还有些学者很欣赏毛泽东的关于“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那么，只需了解一下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例如设想自己就是那天晚上的刘树华，由一群红卫兵中学生决定被列入“敌我矛盾”之列，由此而面临任意处罚、殴打侮辱，就会从自己身上淌出的鲜血中懂得毛的这个理论的可怕。

在那天晚上“斗争会”的过程中，所有的“黑帮”都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黑帮份子”。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

被“斗争”的人先站着，后来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都被红卫兵喝斥并因此遭重打。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时代的“斗争会”。除了拳脚交加和鞭子抽打，还有声嘶力竭的“揭发”和“控诉”，被“揭发”和“控诉”的，或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或是并无过错的事情，却都说成是“反革命罪行”，期间还穿插着高呼口号，诸如“坚决打倒黑帮”、“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当时喊得最多最频繁的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句。

那天晚上被“斗争”的人中，首当其冲的是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他们是清华附中的所谓“黑帮头子”。红卫兵命令他们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写上白字：“黑帮大头”，“黑帮二头”。１９６６年夏天他们就一直戴着这样的标记走来走去，时时遭到打骂和侮辱。他们被毒打过很多次。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便血，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长久不能愈合。以后他落下了肾病和胃病。

清华附中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也被严重打伤。“斗争会”后，红卫兵把她丢在自行车棚子里。她倒在地上不能动弹，陷入昏迷。她的丈夫刘松盛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到学校里来把她背回了家。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几乎瞎掉，剩零点零几的视力，仅能感觉到一点光亮。她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所谓“阴阳头”。因多次挨打受折磨，她的身体受了重创，后来两次怀孕都小产，到第三次才保住婴儿。

那天挨斗的“黑帮”中间，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刘树华和邢家鲤。邢家鲤是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分管清华附中，和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顺排被红卫兵称作“黑帮总头”，他平日不在清华附中上班，这天被抓来，红卫兵打他打得特别凶狠。

刘树华则是那天晚上挨斗的“黑帮”新成员，他不是学校的领导人，也不是业务上突出的教师，原不可能成为所谓“黑帮”或者“反动学术权威”；他年纪尚轻，也不可能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有所谓“历史问题”，但红卫兵说他是“流氓”。

刘树华那时刚结婚三个月，在这个婚姻之前，他追求过另外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不情愿，曾经到清华附中领导人那里抱怨刘树华纠缠她，学校领导人为此跟刘树华谈过话。这件事情过去后，刘树华另外找了对象并结婚。

６月上旬文革伊始，学校停课，“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领导运动，并支持红卫兵学生反对学校领导和教师，号召“大揭发”。学校里贴出了大批的“大字报”，“揭发”了各种各样当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个人言行，刘树华谈恋爱那件事也被“揭发”出来。但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群众，不至于被批斗。

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命令他们撤出学校，也就是说，毛泽东号召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升级。“工作组”８月撤走，红卫兵在清华附中执掌了大权，立刻对“黑帮”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的“斗争”，也就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殴打和侮辱。此外，打击的范围也扩大了。刘树华就难以逃脱了。

清华附中的教室楼造有三个大门，当时只用了两个门作入口，西侧的门是封了的。红卫兵在那里贴了一张刘树华的漫画像，有饭桌那么大，上面写了“大流氓”三个大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头，是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为１８岁或者１９岁，而且都是男生，在这个年龄，可能对一个男老师的婚恋故事倍感兴趣，这种下意识也在“红八月”的“革命”名义底下膨胀，使他们的行为愈发残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８月２６日晚上，红卫兵殴打折磨刘树华比别的老师更加狠毒。这天晚上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造成了刘树华的自杀。

“斗争会”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然后红卫兵头头宣布，明天，８月２７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律下到班里去搞运动。

清华附中的全体老师都听懂了的潜台词是：明天，一律挨斗挨打。

在此之前，教员与学生是分开“搞运动”的，因此除了被“揪出”的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一般教员还不必面对面地经受学生的“揭发”“批斗”。红卫兵要以班为单位，每班学生分管几名教员来揭发批判，必然使参与“斗争”教员的学生更多，被斗争“的教员也更多。实际上８月２６日白天，在一些班里已经“斗争”了班主任，高三（２）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强迫跪在教室前面，听取全班学生的“批判”，一个家长也来“控诉”她，一边还用小棍子敲她的头，其实，这个家长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童常珍的栽培，此刻为了“划清界限”，表现特别激烈。该班红卫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童常珍白天在班里被斗，以及整个北京普遍发生的暴力和恐怖，告诉教员们将要遭到更严重的虐待与侮辱。

“斗争会”后，刘树华回到了他所住的叫做“明斋”的集体宿舍。当时刘树华的妻子住在山西省，而对他那样一个普通教师来说，要把妻子调到北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两地分居。另外，刘树华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间，他和别的男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他回到房间以后，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同屋张亦鸣老师那时候在房间里，但是没有发觉刘树华的异样。

刘树华离开房间以后，是否去过别的地方，无人知道。他最后是到了清华大学西南门烧锅炉的高烟囱顶上，跳了下来。他是往烟囱的里面跳下去的。烟囱的里侧空间窄小，刘树华的身体是直立落下去的。烟囱很高，身体落地时的撞击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尸体的人说，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进他的身体，尸体因此缩短了。尸体上满是血和黑色的烟灰粉末。

第二天早上工人给锅炉通灰的时候，发现了刘树华的尸体。

刘树华死了，２６岁。因为是自杀，红卫兵斥之为“畏罪自杀”。他的自杀，是被红卫兵毒打和侮辱之后的自杀，也是看到整个文革大形势下暴力迫害将延续的绝望所致，明天等待着他的，还是这种拷打和折磨。他走投无路。这不是一般的自杀，这是被强迫的自杀，与被杀害在悲惨程度上没有区别。在刘树华死亡那天的前后日子，北京城里每天有几十到几百的普通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刘树华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老家中还有一个瞎眼的老爹。年轻的刘树华，是刚刚开始教学生涯的教师，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儿子，是新婚的丈夫，也是即将成为父亲的人。

直接害死刘树华的那些人，是学生，也是什么人的儿子或女儿，可是他们变成了红卫兵，袖子上戴着红袖章，腰里系着军用皮带，怀揣毛语录本，于是他们好像就有了一种权力去害死他们的老师刘树华。

得到刘树华的死讯后，他的妻子和父亲曾经来过清华附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怀孕的年轻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里迢迢从山西赶来，知道他们的丈夫和儿子是那样死在烟囱里的，将会有多么悲伤和难过，而且，在文革当中，他们当然得不到任何帮助。

二、暴力迫害与红卫兵组织同步发展

刘树华死亡的时候，红卫兵暴力已经不只发生校园里，而且发生在整个北京城。刘树华被毒打而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北京第１５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１２１号居民李文波家抄家。他们声称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抓走，后来被判处死刑。红卫兵立即把这个消息传开，并且以此作为杀戮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８月２６日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教学楼前开大会，红卫兵负责人在会上激昂地说：“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报复，我们坚决不能手软。”“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会后，当天白天发生了上述毒打学生和班主任的事件，当天晚上发生了毒打刘树华等老师的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刘树华的死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刘树华被打的那天，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８月２７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此后日死亡人数日日增加，只在８月３１日那天陡然跌落，因为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１００万红卫兵。那一天红卫兵都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接见去了，抄家打人暂停。然后，在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之后，死亡人数在９月１日又猛然回升。在９月１日那天，被打死人的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风气，是和红卫兵的发展同时产生的。这是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却至今未被关于文革的发表物所承认。

“红卫兵”最初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小组的名字。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开始，他们用这个名字在学校发表“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贴出的。在清华附中邻近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关于“红卫兵”最早出现在何时，至今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