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涛：作家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1972年，一个16岁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写了情书，给一个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女孩。

情书的字里行间里，没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这个饱受精神煎熬 的少年对眼前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情书让同样单纯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惧，最后 ，她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关了起来。

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 ，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点，上海。曾经的青涩少年此时正坐在一间小型放片室里，黑暗的周围是一张张平静的脸：大学教授、电影工作者、记者、大学生。56人的房间座无虚席。

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个已经52岁、叫徐星的作家，是一个温和的愤 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勤杂工的徐星，其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这一次，作家徐星被关注的是拍了一部纪录片―― 《我的文革编年史》。

在中国内地，"文革"依旧是历史的禁区。大众传媒、大中小学教材 ，鲜见其踪影。上世纪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至今未获官方回应。由于题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编年史》注定是一部不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纪录片。

在这部8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徐星的初恋故事只是一个切入点 。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贯穿了全片，把观者带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岁月。徐星既是一个自述者，讲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又是一个寻访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访"文革"事件，以唤醒被掩盖的公众记忆。两条线索在影像里并行而交叉，照见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浮沉。

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1966年，我刚刚十岁，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 ，生活一夜间全变了……"

随之而来的，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除四害时一车一车的麻雀… …一个异样的年代扑面而来。

"随着暴力的升级，父母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儿 ，可是我看到的这些，即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把我从他们的下 放地送回到北京，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

"从12岁时开始，我有了一个让大多数孩子羡慕的机会 ，每年两次单独上路去看望远在甘肃的母亲，很快我就迷上了这种路上的生活，学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与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仅没能好好上学，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

1966年的中国，正发生着刚满10岁的徐星无法理解的事情 ：批斗、大字报……那时，他的父亲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后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医生，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

每年两次去甘肃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火车里挤得和罐头一样，跟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孤独，使得他从12岁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少年时的经历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强烈。长大以后 ，他慢慢懂得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20年后，这番经历最终化为他记录历史的作家梦，又10多年后，化为拍纪录片的动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 …为了童年的记忆，我找到了一个个默默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开始拍片的。这一年，"文革"结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写成了剧本。

最初，他试图复原一些红卫兵的记忆，"我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 的那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2006年春天，他带着法国摄影师去了哈尔滨、重庆、南京 、韶山等地。但他很快发现，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 ，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徐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这种遗憾的感觉 ，在他采访卞仲耘事件时最为强烈。

被遗忘的公共记忆

"校园的一角，一锅炉工推着的平板车上，马桶盖下露出了一双脚 ，身上流出的粪便沥沥拉拉流在车下，我认出了是校长……"

片中，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讲述着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 后的场景。

画外音则介绍，"这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有非常好的老师 和教学传统，学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国家领导人也把子女送到这里。4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当年是我打的人，我错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面对徐星，悲愤交加："(学生打死老师 )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 师，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开了"文革"中"红八月"杀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 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祸不单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三天内失去了世上最 亲近的三个人：爱人卞仲耘、他们夫妇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原《大公报》名记者、中宣部国际司干部刘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 宣部跳楼自杀的。

纪录片里，作家、诗人刘自立回忆父亲自杀当天的情景：

"父亲中午临上班前，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我，这个举动不同往常 。我在家里并不管钱……。"16岁的刘自立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楼的邻居敲开家门，对他说"你爸爸死了"……

刘自立再次出现在纪录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会上 。当年的校友、作家徐晓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批斗结束后，刘自立在校门口被押上囚车。

纪录片没有介绍刘自立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2008年2月27日，面对记者，刘自立说了许多：当年，父亲的 "叛党自杀"，并没有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他的立场并未完全转变，与父亲"划清界限"和对父亲的刻骨怀念，双双并存。但很快，他因质疑"血统论"，攻击领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监狱的10个月，他学《毛选》，背诵《矛盾论》、《实践论》 ，对于批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会，却深深触动了他。触动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种亲情的负累。

批斗结束那天，他默默地望着姐妹追随囚车的身影，不敢喊出声来 ，怕连累了她们。车越开越远，她们消失在远处，他收回视线。这段记忆，始终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楚，这种感情震撼是怜恤还是后悔，是自责还是愤恨。

多年后，刘自立在评价徐星的这部纪录片时，充分肯定它侧重普通人 受难的叙事角度。刘说："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难者。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无辜死亡。这是用民疯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刘自立看来，纪录片没有触及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 ―何以那个社会突然之间陷入疯狂和暴力？

这个过去40年的历史，在此后的社会中并无反思和发掘 ：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凤毛麟角。

在这部纪录片，没有讲到刘自立和徐晓以后的命运。大概在1969 年或1970年，出狱后的刘自立，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对于民疯和纳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确立了他今后观察问题的角度。

徐晓也在经历着很多事情：地下阅读、被诬入狱……慢慢开始了反思 。"文革"结束后，她和刘自立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今天》相遇，曾经的"阶级敌人"成为朋友。

两个故事两阵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们到李子林投奔亲戚 。上午11点左右，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席庆川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处于武斗的环境里，加上人年轻，反应比较快，赶紧喊卧倒。这时，第二枪响了，就听见母亲'啊'的一声倒下去了，痛苦地捂着胸部，我扑到母亲身上，看到鲜血从她衬衫渗出来，我马上撕下自己的衬衫去堵伤口，血不断往外涌，母亲绝望地望着我，我大声地狂叫妈妈妈妈。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着我。这时，对方又朝我们开枪。我站起来，狂舞白衬衫朝对方大声喊：我们是老百姓。但是对方又用机枪扫射过来，我扑倒在田埂下，子弹打在周围'噗噗'作响，枪声一停，我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1968年，重庆"8?15"与"反到底"两大造反派发生大规模 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在避难的路上被造反派开枪打死。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门口。那里的野树残碑间，葬着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墙上写着：谁家孩子长眠于此。

席家兄弟讲述惨剧场景之后，纪录片里的镜头转向墓地门口 ，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

席家兄弟后来的命运，纪录片没有讲述。实际上，即使40年后 ，席庆生的心灵创伤仍未平复，他把母亲的遇难称为"国恨家仇"，电话里他情绪依旧激动："为什么无辜者被枪杀，为什么一个靠卖血养活5个子女的伟大母亲被当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复一年，席庆生和弟弟来到公园扫墓，反思。同时 ，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烧着。

他向记者说：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得知杀母仇人苏某某，是个孤儿 ，当过兵，与母亲同属"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释就医。席庆生迅速制定了复仇计划。当时，他26岁。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庆生刚刚有了女儿。那天中午 ，他化装后穿着白色警便服，从重庆宽银幕电影院偷来一辆吉普车，计划在中午11点40分到12点，趁医生护士出去打饭的时间，把仇人带出去勒死，连人带车甩进300多公里外的乌江。但万万没有想到，11点50分，席庆生赶到医院时，那个房间已经空了。从此以后，席庆生再没有打听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席庆生还是不能原谅苏某某，他始终忘不了母亲遇难时 那种绝望、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庆生在电话里反思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 ，我们能多受点正常教育，也不会这样子。事实是，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英雄教育、战争教育，战争在当时就像一场游戏，对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种情绪一旦有机会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缓缓地流动。观众的又一阵苦笑，来自一个老人回首监狱生涯的 感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站在这里。"但很快，笑声被另一种残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的见闻："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 ，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旋转，每枪毙一人，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有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喊'别杀我！别杀我！'"

1969年，这个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为创作了传唱全国的 《知青之歌》，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逮捕，历经上百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9年劳改之后，才活下来。

拍片前几个月，任毅和两个难友到当年的监狱旧地重游 ，三个人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前3米，像从前一样，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报告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