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吴宓痛斥“文化大革命”

著名学者吴宓，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与其他众多学者一样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所谓“现行”，就是他公开或私下明确而尖锐地发表的反对“文化大革命”、斥责毛泽东的若干言论。在《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４月第一版）中，这类言论随处可见，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吴宓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光辉。

◇憎恶“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序幕。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有关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性”言论，最早见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３日。此前，作为四川省政协委员的吴宓到成都参加了四川省政协会议，１２月１０日回到在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但此日之后至２０日前的部分日记在“文革”中被抄走后失去。因此现有记载中已经是在“续讨论”吴晗遭到批判的剧本《海瑞罢官》了。此前的日记中是否另有相关文字，现已无法得知。

吴宓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３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续讨论吴晗１９６１所作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在讨论时，宓闻诸君之发言，愤怒不服，几欲发作，然能始终隐忍含默，未露形迹，幸耳。”（第七册３１３―３１４页）

从这则日记可知，从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吴宓就是“愤怒不服”的态度。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３日晚间，吴宓应邀至普施泽教授家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吴宓非民盟盟员，系来宾）：他在日记中记载：“座谈《〈海瑞罢官〉应如何理解？》，宓等四人先各抒己见。宓谓：宓一意恭恪服从，但恒苦不知党政每一运动中之真实意旨所在，然自１９６４春以来，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勖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云云。……”（第七册３３８页）

姚文元已经把吴晗《海瑞罢官》中写的“退田”、“平冤狱”都说成是影射、攻击现实了，吴宓却毫不顾忌地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５日日记中写下他影射、攻击现实的感慨：“晚，久读《石头记》抄家前后若干回，与解放土改等比较，伤心落泪不止。”（第七册３４３页）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古典文学教研组会议上，讨论到“批判继承”时，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他的发言要点：“宓谓，此中有极大困难，宓不敢言。”接着以小字注：“盖谓，今日并不许人用其理智，作真批判。”（第七册３７０页）

真是一针见血。吴宓在这里所说的“真批判”，指的是真正的学术批判，而不是毛泽东、姚文元那种所谓的“革命大批判”。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１０―１２古典文学教研组讨论《谢瑶环》（田汉１９６１依据陕西碗碗腔《女巡按》再改编的京剧本，凡十三场），宓最后始作简短之发言，表示宓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但暴露宓极喜悦《谢瑶环》剧中之爱情故事，不嫌其荡（关君斥为淫荡），只觉其美；且此剧文字之工，词藻之美，亦远在《海瑞罢官》以上也。”（第七册３７７页）

“云松文”指《人民日报》２月１日发表的云松《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吴宓一方面表示“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另一方面却又公开赞赏已经被批判为“大毒草”的《谢瑶环》的内容（爱情故事）和艺术（文字、词藻）的“美”。其天真、无畏之态跃然纸上。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１０―１２至文科图书馆读邓之诚编撰《清诗纪事》八卷二册，惜止于康熙中年。然亦可见当时政治受祸之酷，与文字科罪之严。其过程则先松后紧，与近今同。”（第七册３９９页）

这个“与近今同”的评价，把“文化大革命”比之于清代“政治受祸之酷”、“文字科罪之严”的文字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少文化人还在诚恐诚惶为之欢呼之时，能有这样的洞见，是极具胆识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４日：“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规之愚忠耳。”（第七册４１４页）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２日：“８―６古典及现代文学教研组批判邓拓座谈会，宓首发言，其中赞美中国之王道，又谓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皆不合今之说法。”（第七册４３２页）

已经到了举国上下都在大批吴晗，大批“三家村”的时候，吴宓还敢作这样的发言，岂有不当“反革命”之理？

◇不堪“革命”盼速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宓不堪忍受这样的“革命”对精神上的折磨，多次在日记中写下“实愿速死”、“盼早日死去”、“惟祈速死”的文字。

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吴宓补记了他当天下午在古典与现代文学教研组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讨论中的发言要点：“宓发言，谓不能亦不敢与焦比较（∵非同路人）。宓今有‘生与死’之矛盾，即是‘生不如死’――盖宓之阶级生身、教育、工作、成绩etc．（指旧时代），皆使宓成为党与人民之‘罪人’，而反蒙党与学校优待，同志们之礼遇，殊深感愧。今宓实已完全不能工作（所有宓之学问、能力、特长、创造etc．，在今不惟无用，而且有害），反不如赖老之早日长眠地下……”

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所说到的“赖老”，是西师中文系教授赖肃（以庄），在此前的２月１７日病逝，终年７６岁。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５日：“下午……续讨论近日师生《海瑞罢官》学习之佳作九篇其五、其六，记录粘存。中间几乎不能自持，十分气愤。此长期学习为大苦，实愿速死为佳……”（第七册３９４页）

１９６６年３月３０日：“下午……中文系教职员教学改革学习会，记录粘存。按，近年厉行阶级斗争，督促思想改造，既举中国数千年之德教习俗、学术文化，摧残澌灭净尽，已使吾侪伤痛已极，而在各种讲演报告学习、讨论会中，更视宓等老教授为阶级仇敌，反动、落后、顽固分子，冷嘲热骂，使耳聆、目击、身受者，更不能堪。宓今日下午学习会中，又起此感，惟盼早日死去，如赖老之长眠地下，真成无知，是诚幸福也已！”（第七册４０３―４０４页）

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除夕），当晚，孤独的吴宓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１９６６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同上书第八册３８页）

◇痛恨“破四旧”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提倡、鼓动下，“破四旧”之风从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开始兴起于京城，随即刮遍全国。８月２３日，吴宓记载了下午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代表要求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等另改革命名字，院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院长徐方庭讲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况等，他悲伤地写道：“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红卫兵之活动，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孔多，不但千年中国文化，而全国社会秩序亦骚乱不堪矣。”（第七册５２９―５３０页）

８月３１日，西师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２６部，吴宓日记１９１０至１９６６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第七册５３２页）

吴宓在１９６７年除夕的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被官办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第八册３８页）

１９６７年５月９日，吴宓在教师“牛鬼蛇神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爱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痛心地写道：“１９６６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３１２１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１０―１１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１９６７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同上书第八册１２４页）

怀着这种“伤心愤恨”的心情，吴宓趁造反派组织忙于打内战，管理松懈之机，多次将自己被抄收的书物择要“偷”回（详见笔者所撰《吴宓“偷书”》，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７年第六期）。以实际行动对所谓的“破四旧”进行了坚决的反抗。

◇鄙夷“教民作伪”的政治表态

１９６６年４月６日上午，西师中文系召开学习解放军“三八作风”的讨论会，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宓发言一次，自己检查，虽言之甚诚，犹不合格。盖按照‘阶级观点’，则凡我辈地主及资产阶级出身之人，决不能有任何善言善行，且必不能改造。而数千年之中国，古与今之西洋，除马恩列斯及工人、农民外，亦无一好人，无一好事，无一长之可取，无一德之足记。……故学习会中之发言者，率皆依据公式、定规，而巧佞其辞，自贬自责，言不由衷。即座中听其言者，亦共知其非诚，然必如此乃可生存栖息于今之学校、社会。呜呼，是教民相率趋于作伪而已。其不合情理，强人以所难，更不待说也。”（第七册４０８页）

吴宓入木三分的批评，揭露了这类“教民作伪”的政治学习的虚伪丑陋及祸害，即使今天读来，也会感到有振聋发聩之力。

在最初的批判高潮中，西师中文系教师杨欣发遭到批判，系主任布置教师人人都得写大字报，吴宓写的大字报先是只表态“划清界限”而无内容，后是只写了一件小事而无高度，都不合格，他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４日日记中写道：“盖今者必强以一切事归于阶级，功罪皆然。故众必欲宓承认‘宓之斗争杨欣安不力，纯由宓出身地主阶级（而非因宓今已七十三岁，年老力衰），’……若云‘实由宓曾读孔孟之书，夙行仁恕之道’，则必为诸君所更不容许者矣，故宓心滋痛伤。”（第七册４５６页）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他讥讽当时一般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作伪”表态：“晚……中文系师生员工‘拥护刘少奇主席庄严声明及支持胡志明主席战斗文告大会’……诸人演说，虽旨在援越抗美，而皆力言‘必须尽情揭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且若以文化大革命办成即可保证抗美援越之胜利者，诚宓所不能解也。”（第七册４９４―４９５页）

吴宓拒绝参与这样的“作伪”表态，遭到了市委工作组批评。７月２９日：“工作组乙同志作总结：诸君应以多写大字报，将中文系揭发深透，完成文化大革命，实行表示热爱党与毛主席――有一部分同志，所写大字报甚少（按，宓首为其一），今后望多写云云。”（第七册５００页）次日（７月３０日），他在日记中即记载了他的消极对抗：“１０―１２命写大字报。宓自整编文件及报纸。”“夕５∶３０―６∶３０众写大字报，宓假寐，坐息。”（５０１页）

◇哭“黑帮”

８月１日，中共重庆市委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两个月来，西南师范学院已经揭发出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深入揭批。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同上书第七册５０２页）

方敬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式干部，在西师分管教学业务，对吴宓十分尊重。因而吴宓对他的被打成“黑帮”深感不平。８月２日，吴宓在工会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被斥责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第七册５０４页）

吴宓两次使用了“蔡邕哭董卓”的典故来表明自己对“黑帮”方敬被打倒的痛心。蔡邕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在董卓专权时，被迫为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董卓虽专横，但却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甚见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诛后，蔡邕在主持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