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必大：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

爸爸的生命之旅最终还是在2000年的门坎之前止住了脚步。他曾如此留恋的这个世界对此似乎并未在意，寒暑易节，熙来攘往，转眼又是一年。回想当初的哀痛和遗憾，我不禁疑惑：活进2000年，难道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当每个个体生命走到尽头，回归自然的怀抱时，才显出同样的渺小与无奈，故而佛家才有众生平等之说。但在无神论者看来个体生命只有在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中才有意义，才有人们赋予它的各种价值，也才有为现实这种价值而产生的冲突和因因相循的不平等。爸爸坚忍地走过了坎坷的一生，“咬定青山不放松”，几乎是出于本能地维系着这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是那样贫瘠，现实世界是那样粗砺，简直就像对生命意志的考验。当数以百计的人们冒着严寒来向这位羸弱不堪、放浪形骸的老人作最后的告别时，悬于他们心中并不是他的任何名声或功绩，而是他本不该遭受的沉重的苦难。

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一生中好日子和苦日子大致上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前半生苦日子过得多，后半生剩下的就多是好日子，反之亦然。可爸爸的一生中苦日子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不成比例，多到已经让他不知道该对好日子抱什么样的期望了。每念及此，总使我唏嘘不已。可爸爸从没有那么多伤感，他总是以为：好日子也罢，苦日子也罢，反正是要过的。只要自己心里知足,就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捱过去。

被打成右派以前，王蒙曾有过这样的诗境：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们要用彩色的缨络编织你们……。当所有的日子都过去以后，人们会发现，日子是我们自己一天天过的，可怎么编织它们却不全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说法，人的本质乃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现在常常被政府、企业和知识界的精英们在杯觥交错之际引来作为建立关系网的理论依据。除了这种极端唯物的用法，这话实在也是“辩证”得让人只能对着它宿命地发呆，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社会关系是怎么样“总和”起来的。

（一）

袁家的祖籍在贵州修文，是个渊源久远的官宦世家。400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举、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四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做官，竟绵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举，先在贵州某地，后到河南确山当知县，以后又升任观察使，负责督办黄河水利工程。到我爷爷袁祚翼这一辈，科举考试在1908年被废除了。虽说生不逢时，但官总还得有人作。袁家世代官宦，联姻不乏公卿豪门( 我的两位姑奶奶一个嫁到清朝“盛京将军”赵尔巽家 ，一个嫁到军阀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门道。加上爷爷精通文墨，又一笔写不出两个“袁”，在小站练新军的时代就进了袁世凯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个营口道台的官职，也算是不辱没祖先了。谁料辛亥革命，风云色变，武昌首义，清廷倾覆。爷爷在道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挟裹公帑私囊，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随着北洋军阀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爷爷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他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时还在北京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开了面粉厂和油坊，全然不见前朝遗少的颓唐，俨然一个长袖善舞、颇思进取的“官商”(应该说是亦官亦商，不同于直接利用官的职权来经商的“洋务派”、孔宋家族和“官倒”这一类官僚资产阶级)。后来外公陈布雷委托当时的北平副市长张伯瑾调查爸爸的来历，以决定是否应允女儿的婚事，爷爷的这些头衔和家世及朱自清、吴含、张奚若诸教授的溢美之词，竟把外公迷惑了，把爸爸这个专和国民政府捣乱的“害群之马”当成了“端正青年”并托付了女儿的终身。这是后话。爷爷先后娶了四房五位太太(正房是妹妹死后又娶姐姐，是为一房)，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只有一半多一点)。我的亲奶奶王氏是苏州人，出身低微，曾给人作过丫环。那时大奶奶热衷于吃斋念佛，二奶奶天昏地黑地搓麻将，四奶奶周金子曾是天津出名的交际花，为摆脱军阀张宗昌的纠缠，宁肯嫁给儒雅风趣的爷爷作小。可是这位四奶奶又太“新潮”，不安于室。于是，中规中矩，温良谦让，勤谨体贴的我奶奶倒显得有几分得宠。

爸爸是奶奶的第一个男孩，在全体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二。在他周岁的照片上爷爷以他那手严谨秀逸的小楷题了首小诗：“浑浑元气，双目瞳瞳，握拳摩掌，盼顾自雄，人皆愿子聪明，我独愿子，如痴如聋”。稚子憨态，跃然纸上，舔犊之情，溢于言表。那时爷爷正折腾在兴头上，一家老小搬到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所很大的宅院里，呼仆使婢，钟鸣鼎食，不仅有马车，还有汽车，处处都显示出官宦人家的排场。但那毕竟是一个非常动荡、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军阀混战，列强环伺，民不聊生，百废待举。北洋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争权夺利，乱乱哄哄，爷爷不仅官做不踏实，生意上也显得左支右绌，惨淡经营，后来就如<<红楼梦>>里说的，“底囊渐渐尽了上来”。1929年，爷爷死于脑溢血，那年爸爸12岁。出殡的排场炫示着死者身前身后的风光，却无法避免袁家走向衰落。 爷爷死后无人可以撑起门户，生意清盘，收入锐减，米粮库的 府邸转让给了回国的洋博士胡适。各房奶奶们迁到北兵马司的四合院，倚仗着爷爷和祖上留下的 日渐减少的财产，过起了平民老百姓的日子。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爸爸及兄弟姐妹靠奶奶们一点一点卖古董字画，总算衣食无忧，并上完大学。

爸爸后来谈到他们兄弟从少爷到革命者的转变时，就事论事地提了两条：家道中落和相对自由化的教育。家道中落使他们已没有祖上的余荫可以继承了，必须准备自食其力 ，必须去关注将来要在其中讨生活的社会。而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弊端根本回避不了。但凡能了解事实、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青年学生，大都会站在大多数受压迫的中国人一边，站在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边。家道中落，也使他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需要捍卫，欢迎社会的改造。爸爸的思想情感很平民化，但同时又有旧时读书人那么一股劲，以民间疾苦天下兴亡为己任，不时来上点书生意气、不平之鸣，一个不当心就成了革命党。“折戟沈沙铁未销”，大家子弟不经过几代人的磨难，很难将仗意直言的锋芒磨尽，认同凡夫俗子也是天经地义。我曾问过爸爸：如果仍从当年的环境开始，让您重过这一生，您还会选择投身革命吗？他通常最不愿意讨论这种抽象的、假设性的问题，但他又不想回避我的问题中那种隐隐惋惜的含义，他说，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没打进来，我们兄弟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人会走这条路。我的姐夫叶公超，表哥杨继增后来都当了国民政府的部长。但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弄得国事日非、民族危亡，不改变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个人前途也无从谈起。而且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容易被改造社会的激进理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实际，也总觉得比斤斤于个人得失、窝窝囊囊、营营苟苟要高尚些。再说就算你实实惠惠，当一辈子缩头乌龟，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会被打右派呢？问题不在当年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就不能照当初的理想去做……。

说到教育，爷爷本身就是个享乐主义者，他奔波生意，周旋应酬，沉迷酒色，自然就不讲究那么多“诚心正意修身齐家”的古训。爷爷早年寓居在天津意租界，家中早早地就有了报纸、电话，颇得风气之先，不由人思想不开通，见闻不广博。爷爷死得早，家里奶奶多，各自为政，相互牵制，所以爸爸他们受教育的环境是比较宽松和自由化的。启蒙时是家中设馆，请先生来教，但内容已不再受四书五经、八股文章的局限，而且增加了数学与自然。以后上中学，眼界更开阔，兄弟姐妹多，相互影响，对社会思潮和时局的了解和探讨也多。在那个大转变、大动荡的年代爷爷是个并不墨守传统的“弄潮儿”，只是他的转型并不成功，“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使袁家脱离了讲忠孝、重规矩、守本份的传统。先是我三伯迷上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开始追求个性解放，甚至与四奶奶的丫环生出了一段恋情并因此受到爷爷责罚，竟至一病不起，撒手尘寰。接着是我的八伯袁永辉开始左倾，他是个壮怀激烈的热血男儿，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从小就自觉地砥砺意志，锻炼身体，随时准备坐言起行，去承担大任。他是弟弟妹妹们的头儿，也是他们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1935年底北京爆发“12•9”抗日救亡运动，八伯是清华大学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紧接着他又随一批学生一起南下，参加了革命武装。抗日战争时，八伯已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是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令人难以相信的是，1941年在康生发动的山东解放区的“抢救运动”中，八伯竟然被当作潜伏敌特枪决了！直到80年代末，在爸爸的奔走申诉之下，八伯的冤案才平反昭雪，并在清华园勒石树碑，以纪其事。

其实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出身于官僚、地主、资本家家庭，并非为生计所迫或为其它利益所驱动的“另类”革命者，为数不少。我妈妈陈琏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客观上说，当时国民党当局宁可丧失东北，退出华北也要坚持“剿共”打内战 ，在农村则拒不实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改以缓和阶级矛盾，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把大批本来附属于统治阶级的青年推向了共产党的怀抱。从主观上说，像我父母这样的革命者，都受过教育，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所以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可叹的是，并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这种崇高，特别是当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从的时候，“另类” 革命者总是最先被怀疑、被清算的。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农民革命的色彩。农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样，凭什么你们比我过得好，凭什么你们比我懂得多，凭什么你们有一种我没有的品质，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东西都应该被革命“革”掉，为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你们就特别应该被不断革命、不断修理、不断折腾。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革命，无法产生具有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包容和学习多样化的世界，只能关起门来，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甚至是胁迫群众去进行内斗，通过内斗，在非常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靠人们被斗出来的“觉悟”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失败的路，但却不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先生能在30年后将中国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就证明了这一点。30年的弯路使真正的革命志士也跟着一起蒙羞！

(二)

在全国220万右派中，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极少数 ( 按今天的标准衡量恐怕也算不上，什么是党、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可以而且必然有不同的理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是被“阳谋”“引蛇出洞”，抱着真诚的善意向领导提了些意见而祸从天降。我的六舅舅陈遂，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建设中学的教师就是这样当的右派。他被送到宁夏去劳改后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结束后，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饥荒的1962年死去。当时劳改队让饥肠辘辘的劳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饥，六舅舅误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只有36岁，连家都没成。

爸爸的这个右派倒不是这么糊里胡涂当上的，可以说是在劫难逃吧。当时他在清华大学负责党务工作，不可能不说鼓励群众“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的话，上上下下的领导都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是党委会布置他去作这样的动员。可他在解放前曾经被捕，又受过处分，又与当时的清华领导蒋南翔为了对另一个与蒋作对的干部的处理结下了一点矛盾，(为此他这个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已在1956年 “落选”，改任党委常委、校长助理 ) 。 结果当毛泽东先生觉得“事情正在起变化”时，他就被清华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堂而皇之地构陷，当作 “党内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人民日报>> ，通栏大标题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共产主义 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如此骸人的罪名，下场可想而知了。

我们小时候妈妈曾给我们作过这样的解释：你爸爸因为放松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个人主义膨胀，结果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这是唯一逻辑上还能说得通的解释。从1939年到 1957年，妈妈和爸爸风雨同舟一起革命了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