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一部校正“集体失忆”的力作――读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

对“文化大革命”诸多历史真相的“集体失忆”，是年代已久的状况了。对这一状况，有人担忧，有人愤慨，有人失望，有人熟视无睹，而像周伦佐先生这样持续地执着于校正这种“集体失忆”，不但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友人、熟人或不熟的人的回忆不厌其烦地认真加以校正，而且发愤写作完成这样一部大著的，实在少见。

周伦佐可算是那场“大革命”的过来人，为了那场“大革命”，他坐过两次监牢，武斗中险些死于非命，亲眼看到心爱的女友――全城最美丽的女孩中弹倒在自己身边……中国大陆像他这样投入过造反运动的人何止千万，然而，当年叱咤风云豪情万丈的“红色造反者”们，如今却大部分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愿再去回忆那些对他们的一生来说至关重要的岁月。而且，愿意回忆那些岁月的少数人中，能进行冷静反思的又极少。一般来说，文化素质较高的，始终坚持了继续学习和不懈思索的，比较能够反省、反思，而其他人则大多难以跳出历史的阴影，往往止步于“蒙冤受屈”，“上当受骗”或“青春无悔”的心理层面，有的甚至在面对社会不公、个人权益受损的现实时，还会稀里糊涂地妄想“再来一次文革”。周伦佐这部书，则不但对那十年特别是其中造反运动的三年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谓站在民间立场上研究文革并对造反派问题作出全方位深刻研究的第一部力作。

此书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对造反派的研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所积累的感性素材，从理论上剖析了“造反红卫兵与保守红卫兵的分野”、“三年造反与十年‘文革’的区别”、造反派的构成与演变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力图“从性质上分清造反与保守的区别”，“从时间上分清三年造反与十年‘文革’的区别”，“从动机上分清毛泽东与造反民众的区别”。作者的这些论述，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含混不清的概念和似是而非的结论，使曾经被随意涂抹和故意掩盖的历史变得清晰起来。

在分析论述中，作者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比如，对造反派产生的原因，作者提出了一个社会“圈层”的观点，作者认为：

从最宽泛的角度考察，“文革”中各种主动性人群的激烈行为，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利用毛泽东开展党内“路线斗争”提供的机会，对中心秩序的打破和对自身权利的争取。只不过“中心―边缘”式结构的社会圈层又是多种多样的：有以大民族为中心而以小民族为边缘的族类圈层，有以男性为中心而以女性为边缘的性别圈层，有以成年人为中心而以准成年人为边缘的年龄圈层，有以统治阶层为中心而以下层群众为边缘的等级圈层，在统治阶层中又有以掌握权力者为中心而以丧失或者向往权力者为边缘的权力圈层，在下层群众中又有以红色出身者为中心而以黑色出身者为边缘的成份圈层……。这些社会圈层，大者存现于全国范围，小者存现于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如果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主要爆发于年龄圈层、性别圈层、族类圈层，那么中国同时期的民间造反运动便主要爆发自年龄圈层、成份圈层、等级圈层、权力圈层――并表现为青年学生造反、非“红五类”子女造反、下层民众造反、机关干部造反。“文革”中这几个圈层边缘人群的借机造反，还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学生身上就不只体现着一种边缘特性，而且学生中“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的边缘特性及其造反指向，也有完全不同之处。这都需要深入分析和严格区别。

这个“圈层”观点，在书中用得比较多，比起毛泽东的那套人为制造“阶级”对立的“阶级分析”方法来，显得更切合社会实际和一般人的感性经验。不过，在论述文革这样史无前例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时，以“圈层”来分析造反派的成因是否十分准确，还可商榷。至少，这里忽略了文革前十七年党化教育给广大民众心理和思维方式造成的重大影响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难以说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并非受过打击迫害或并非处于某种“圈层”边缘的人们，仅仅出于“理想主义”的激情或“听党的话”的习惯而投身于造反运动。当年闻名全国的３２１１１英雄钻井队，响当当的产业工人，又正处于令人目眩的荣誉的顶峰，并未受到任何打击迫害，只因为看到全国的文革形势，为了“紧跟毛主席”，就毅然参加造反，可算典型的一例。

此外，书中关于“红色”、“黑色”与“杂色”人群的划分，也使人感到有变相的“阶级划分”之嫌。当然，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本书中可以商榷的地方，细节上的错漏处，都时有所见。在论及文革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时，书中认为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成为毛的抗衡力量，而且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周对毛使出的“敲山震虎”手段，“借林之手揭毛之短”。这类论述虽有新意，但尚嫌缺乏实证的依据。本书的最后两章，作者试图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上来分析造反派，有的段落就显得偏离主题较远，似乎是另一部书的内容了。不过，从整体上看，作者的许多论述不落窠臼，独具一格，而且是很有见地，发人深省的。

周伦佐不是专门的历史研究学者，他主要从事的是哲学、心理学、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的“体制外”研究。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他的书中才会出现许多充满思辨色彩和哲理深度的精彩论述。

比如，在论及早期红卫兵的“造反”时，书中写道：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造反”？

分明是将特权阶层对无权阶层的隐蔽性剥夺公开化。

分明是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文明式迫害野蛮化。

保守红卫兵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和“资产阶级教育黑线”时兴起的，造反红卫兵却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兴起的。虽然批判的对象都是“资”字号，但前者实为社会生活中残存的现代人文资源，后者实为社会等级中一贯整人压人的官僚阶层。

等级地位规定的具体行为动机，二者的差别非常分明：保守红卫兵是为了清除“阶级”异己和“血统”异己，造反红卫兵是为了改变等级地位和政治处境。

同是争取个人权利，保守红卫兵想争的纯粹是特权等级的垄断权，造反红卫兵想争的只不过是无权等级的平等权。

在论及毛泽东时，书中写道：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来说，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绝非进步而是倒退，绝非先进而是落后，绝非革命而是反动

在论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时，书中写道：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主要不是政见分歧而是权力失衡。自1935年遵义会议起开始共事，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刘对毛始终小心遵命，不敢越雷池半步。1959－1966任国家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刘为缓解三年大饥荒造成的经济颓势所采取的务实政策，即使与毛的极端倾向有些抵牾，但初衷还是为了维护毛及其政权，根本说不上水火不容式的政见分歧。要害在于刘的务实政策偏偏与毛最为敏感的权力问题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复杂化。毛本来就是个权术大家，在他眼里，权力问题不仅是革命的根本，而且是政治的要害。小心翼翼的刘偏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禁忌，尽管有可能不是蓄意。

书中还随处可见作者经过深思的独到见解，比如：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解构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很多第三代诗人把毛泽东和“文革”当作自己的精神太阳和历史家园。于是有人认为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国先锋诗人与毛泽东思想相通。这当然是巨大的误会。看起来，“文革”中毛泽东的作法，与德里达消除中心和瓦解等级的解构思想颇为相似，但对于毛泽东，这只是个性行为的特征而非思想观念的实质。真正对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国先锋诗人产生影响的，只是“文革”中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至于说到思想观念，他们与毛泽东简直是南辕北辙：一方是张扬现代个体主义，另一方则是绞杀现代个体主义。而且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最终所要导向的，恰好是建立以自己为绝对权威中心和等级更加森严的极权制度。这难道是他们所向往的吗？

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励造反的本意，是为了阻止名为“修正主义上台”实为体制内民主改革的发生。在当时，最可能与这种改革产生利益契合的人群，正是对现实心怀不满并渴望改变现状随后成为造反派的黑色子女和杂色人员。可是仅仅因为暂时的利益契合，最可能支持这种民主改革的造反派人群却追随了反对这种民主改革的毛泽东。这确实是个根本的误会。

两种相反的走势表明，法国大革命和“文革”几乎是南辕北辙。前者是体制外自发的人民革命，为了给逐渐趋于疲惫的人们不断注入新的精神活力，必须不断淘汰难以胜任的领导者而让位给更为激进的领导者，直到再无更激进的领袖出现为止。后者只是体制内受控的群众运动，中央文革、造反派领导层甚至造反组织，一旦干扰了毛泽东开展运动的部署、违背其稳定大局的考虑、妨碍其恢复正常秩序的意图，就会被无情淘汰，保留下来的只能是那些能够满足控制需要的人。

中国1976年以后指向体制内民主改革的政治转变，实际上是由高层穿着“守旧派”外衣的人完成的，自命“革新派”的人，却被历史逼到了民主的对立面。毛体制高层内部两种政治力量最终的角色定位，并非来自他们的自觉选择，而是历史趋势和政局演变及其合力不自觉驱使的结果。

还有对“有名无实的造反派掌权”的分析，对“极权体制下的三个政治整饬运动”（延安整风、反右、文革）的比较，对“二月镇反”内幕的探讨等等，都有不少值得认真研读的内容。

此书是专门研究和论述造反派问题的，不过，作者的思考并不局限于造反派这一方面，本书的第三篇（七、八、九章），专门对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反历史社会理想”，以及毛泽东与造反派的“利益契合”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深入的专题研究，而且有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独到见解。关心毛泽东问题，关心当代中国问题的读者，都有必要读一读这些内容。

本书中不时出现的一些作者对个人经历及作者所在的四川省西昌地区文革情况的回忆，很有不同于其他大城市文革的特点，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若作者能进一步写成专门的回忆，应该是另有独特价值的。

盼望早日读到作者的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