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

发生于1967年的江苏 「一‧二六夺权」是「文革」初期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通过解剖「一‧二六夺权」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明了外省的「文革」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造反派和地方当局的矛盾是如何不断激化的，以及「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具体做法存在哪些致命的缺陷。

一、省委工作队进驻南京大学

「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江苏省委随即召开了由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四届八次全会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彭冲、欧阳惠林、郑康、大卫然和高斯组成的江苏省「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报告》，表示要「迅速跟上中央、主席的指示，跟上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领导工作的首位。1

然而江渭清等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并不了解，于是便根据自己对《五．一六通知》的字面理解，确定了以下方针：打倒一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物」，掌握好报纸，重大问题按中央的统一口径，各省市文化革命小组要加强与省委和华东文化革命小组的联系通气。2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大学爆发了「六‧二事件」。3当时正在华东局参加会议的江渭清依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在刘邓中央迅速针对北京大学的情况做出了「八条指示」，刘少奇还明确指出「那里出事，那里派人去」，「各校党组织不但要参加运动，而且要负起领导责任。」4根据这个指示，江渭清打电话给省委，「要求各大学党委负责同志要挺身而出，掌握运动领导权，以防止坏人钻空子，把运动搞乱。」5与此同时，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了联络组，以便随时掌握运动的动向。

到了6月中旬，刘邓中央进一步指示：「文革」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政策还是要注意，对问题较少的干部要帮助，无非是检讨，尽量不至掉进三类，内外有别要注意。6中央还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号），决定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根据这个最新指示，江苏省委在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以部队干部为主力的840多人的工作队，分别进驻各省属高等院校和省级重点文化单位。7 6月15日，由省委常委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省委工作队开进南大，取代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久以后，省委又改派书记处书记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并于6月底和7月初两次向南京大学增派工作队员，使南大工作队的规模扩大到130人。8

6月25日，刘邓中央又对工作队如何开展工作做出如下具体指示：（一）一定要很好地教育提高左派，革命左派不仅要敢于同牛鬼蛇神作斗争，同时又是最能够团结大多数。（二）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破坏性很大，对此方针是坚决揭露分化、瓦解、把头子孤立起来，在适当的时候要反击的。……（三）组织民兵纠察队，负责校内的事和违反政策的事，维持斗争会的秩序。……（五）阶级阵营分清后，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在工作组领导下恢复必要的行政职权。……（七）注意敌人的活动。9据此，省委工作队在南京大学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公开批斗了被中央点名的「三反分子」匡亚明和几个被省委点名的「反动学术权威」，另一方面在斗争中注意掌握政策，否决了少数师生要给匡亚明戴高帽子游街的要求，10同时还强调指出「南大党委是好的」，希望广大师生不要把南大党为同北大党委混淆了。此外，工作队还注意发挥学校内部现有党团组织的作用，广泛联系那些家庭出身好、个人表现好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份子，以他们为骨干，造就一支拥护工作队的群众力量。这些措施对于稳住南大的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造反派组织的出现及其合法化

就在局势逐步趋于稳定的时候，7月底、8月初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公开批评了派工作队的做法。而且在7月21和22日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南京的「新华日报事件」和南京大学的「三次大辩论」。他说：「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甚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甚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11在另一次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最后，毛泽东还声色俱厉地指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2这个消息传来，江苏省委和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立即陷入被动之中，而那些对工作队不满的人则欢欣鼓舞，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对工作队、驱赶工作队的浪潮。

其实在此之前，对江苏省委和工作队感到不满的社会情绪已经处在酝酿之中，尽管其原始动机和政治含义不尽相同。

毛泽东讲话中提到的「新华日报事件」发生于6月13日。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少数偏激份子对当天《新华日报》上一篇批判匡亚明的文章感到不满，因为那篇由省委文革小组审定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匡亚明在六‧二事件中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少数偏激份子认为这个论断掩盖了匡亚明长期以来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包庇黑帮」的嫌疑，便煽动一些学生和社会闲散人员包围了《新华日报》，要求《新华日报》和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承认错误。省委对于这种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行为采取了坚决镇压措施，先是出动400多名员警去保卫《新华日报》社，继而组织了100多名便衣混杂于人群之中，将那些领头闹事的人揪到报社进行审查，并向其所在单位通报了有关情况。6月14日晚，省委召集南京高校党委书记会议，彭冲在会上说：南大有人怀疑省委，怀疑《新华日报》。省委是正确的，《新华日报》也是正确的。谁怀疑省委、怀疑《新华日报》，要开除党籍。在省委的高压政策之下，所谓「新华日报事件」在三天后黯然收场，少数参与闹事的人回到各自单位后受到相应处理。13

在南京大学校园内，少数师生与省委工作队之间也不断产生摩擦。最早起来反对工作队的是外文系法文专业四年级（简称「法四」）和数学系五年级（简称「数五」）的学生。他们对工作队感到不满，是因为在「六‧二事件」中，溧阳分校的文科学生率先起来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抢了南大「文革」的头功。14因而当时留在校本部的理科学生和外文系高年级学生为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便在自己的大字报中将斗争矛头对准南大「旧党委」的其它成员。然而省委工作队下车伊始，就公开宣布「南大党委没有问题」。在理科和外文系的部分学生看来，工作队的这个说法等于变相否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于是便纷纷贴出大字报质问：

南大旧党委是一个整体，难道就匡亚明一个人是「黑帮」，党委其它人都是好的吗？你工作队才来几天，怎么知道党委的情况呢？党委有没有问题应该先揭发嘛！好不好要把材料拿出来让群众检验嘛！比如每一次党委开会的记录都应该公布出来，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谁怎样表态的，谁干甚么了，都把它弄清楚，这样师生们就可以通过鉴别和比较来给党委及其成员定性。现在甚么材料都没有交给群众，具体情况大家都不清楚，你就说党委没有问题，难免被有些同学质疑为捂盖子。15

面对这种情况，工作队便分头深入各院系做师生们的工作，说那些给工作队贴大字报的人是「右派」份子，他们的目的在于反对党的领导，干扰运动的大方向，广大革命师生应该在工作队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工作队的宣传鼓动之下，多数师生对那些反对工作队的人群起而攻之，其中起骨干作用的是溧阳分校的文科师生和其它系科的党团员、群众积极份子。溧阳分校的师生之所以听从省委工作队的指挥，是因为他们在溧阳分校受到匡亚明打压期间，省委出面「解放」了他们，所以大家对省委抱有一种感激之情。16其次，当时绝大多数师生并不知道中央高层存在着「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总认为工作队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关于工作队操纵多数学生打击异己势力的情况，一位当年溧阳分校的学生做出了如下回忆：

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一开始是很团结的，就是听从工作队的安排。……每次找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写大字报，他们都要向我们口授大字报的提纲，我们按照提纲将大字报写出来，再交给工作队审查修改，然后才抄写贴出去。目的就是整「法四」、「数五」的同学。工作队还指使我们把那些批评学校党委和工作队的大字报的标题和作者都记录下来。这就是炒人家的黑名单啦。后来在赵复华（分管溧阳分校工作的省委工作队成员）的策划下，以我们溧阳分校学生为主，在校内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走到「数五」、「法四」宿舍的时候还高呼口号，大意就是「拥护工作队的领导」、「揪出牛鬼蛇神」之类。17

然而不久以后，溧阳分校的师生就开始发生分裂。那位当年的溧阳分校学生继续回忆说： ……后来这样次数多了，我们就对工作队产生了怀疑心理，觉得我们被利用了。另外我觉得「法四」和「数五」的同学也和我们在溧阳分校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在本部，说不定我也会参加他们的队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觉得我们跟着工作队整人家，要把人家打成「阶级敌人」，实在于心有愧。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消极了，工作队叫我搞甚么，我就找一个借口躲避……18

还有一种看法在南大师生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位因研究「左联」问题犯忌，在《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受到过匡亚明冷落的青年教师回忆说：

当时我是倾向于反工作队的，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甚么「反党」的念头，……在「溧阳事件」中，不管是学生们「倒匡」还是匡亚明「反击」，我都没有介入，所以根本谈不上有甚么错误，为甚么你工作队来了以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些人呢？匡亚明把我从校报编辑部调出来，说明他对我是不信任的；你工作队来了以后还是对我不信任，那你工作队和匡亚明有甚么分别呢？

所以仅凭这一点，我当时就很同意毛泽东关于「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说法。19

就在工作队的威信日趋低落的重要关头，北京传来了毛泽东批评工作队的消息。此时一个重量级的「造反英雄」──文凤来──出现了。文凤来是一位复员军人，当时是南大政治系的年轻助教，同时担任留学生部越南留学生班的政治辅导员。他来南大工作之前曾在省委办公厅交际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对省里高层的情况知道得多一点，于是就写大字报揭省委工作队的「黑幕」，其中还特别详细地描述了彭冲的个人生活如何腐化，指出他根本不配领导南大的「文革」运动。这个大字报犹如重磅炸弹，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凤来也因此成为了造反派的一面旗帜。

省委工作队为了将文凤来打成「右派」、「反革命」，把他的档案材料拿出来交给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学生，让他们从里面找到揭发批判他的论据。20文凤来一看风头不对，便偷偷溜出南大，跑到北京「告御状」去了。当时康生正在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物色「革命群众」反对工作队的典型，最后选中了北京的蒯大富和南京的文凤来。到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文凤来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很大篇幅报导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其中一篇报导还特别提到「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的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同志」。21此举以戏剧性的方式凸现了造反派及其行为的合法性，立刻在南京大学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那些和文凤来一起反对工作队的人变得更加张狂，而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师生则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省委工作队尽管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却没有完全乱了方寸。其实早在7月底，前往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江渭清就在全会预备会上获悉了中央关于撤工作队的意向，于是他几次打电话回江苏，与彭冲等人商讨应对之策。22根据江渭清的指示，彭冲于8月2日在南大召集高等院校工作队长会议做出部署，一方面准备撤出工作队，另一方面准备在各校成立所谓群众性的「文革筹备委员会」。其如意算盘是在工作队撤离以后，省委通过联络组与各校「文革筹备委员会」保持接触，以变相的方式继续控制各个高校的群众运动。23后来经过几次开会磋商，省委最终决定于8月27日从各高校撤出工作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