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

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或文革小组）是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成立的特殊机构。从1966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到中共九大后逐步消亡，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权力。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成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代表。本文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沿革、运作方式及其存废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为解决与中央一线领导的矛盾采取非常措施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设想。

1.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分歧的产物。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后，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央一线领导与毛泽东存在不同看法，由此不断加剧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及与他们的分歧。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八届十中全会，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一些中央部门及其领导人受到批判。1964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两个独立王国”。在起草《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开始表面化。到1966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中央其他常委中，周恩来、陈云因为对经济形势的不同看法受到批评，陈云不再参与中央重大决策，朱德年事已高，唯有林彪不遗余力地鼓吹个人崇拜。在中央书记处里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或反党集团的成员；国家计委成了“独立王国”，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等成为“阎王殿”。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①就像他1970年会见斯诺时所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②为了改变与中央一线领导意见分歧中的不利局面，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毛泽东决定设立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一个组织。

2.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非程序性控制中央权力的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大部分人尤其是上层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很难通过开会讨论或沟通协调等正常程序加以解决。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夺取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③。于是，毛泽东采取激烈的非正常程序，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威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这个“独立王国”。

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规定，各级文革小组应由群众选举产生。但设立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事关党的领导体制变动的大事情，毛泽东事先没有征求其他领导人意见，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而成员的确认，不是他个人决定，就是作为组长的陈伯达从这些人与毛泽东的关系、思想认识是否一致等方面来考虑的，或是江青直接插手的结果。这既反映了当时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也表现出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信任。

3.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要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说：“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④从60年代初起，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界的不满逐渐发展。1963年至1965年间，根据他的批示，在文艺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并逐渐扩大到学术界。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试图控制这种紧张的局面，但1965年 11月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掀起更大范围的批判浪潮。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审慎态度，北京各大报刊在十多天后才加以转载。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由此错误地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为了对文化批判进行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4年7月便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等人组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针对日益升级的文化批判，1966年2月，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会后整理的“二月提纲”，试图把文化领域的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是，“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许多提法，与毛泽东的想法不符。根据提纲精神，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并指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⑤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⑥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解决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问题。他原本希望通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然而五人小组不仅没有贯彻他的思想，却成为他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本来想对学术批判加以引导，但由于与毛泽东的设想有所背离，反而加剧了毛泽东对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提出修改意见后，报送在杭州的毛泽东。这就是“五一六通知”初稿。4月 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通知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时，毛泽东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⑦，名义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实际上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通知稿进行修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而在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央通知稿中再次强调“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思想。

4.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是“左”倾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在五六十年代反对党内所谓右倾倾向斗争中，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不断发展。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论战，使已经产生的“左”倾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增加了反修防修的紧迫感。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当时党内许多人并不理解。毛泽东需要借助一种力量，证明这场“革命”的必要性。而这种力量必须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能够听从毛泽东的指挥，再也不能搞成“独立王国”；其次，熟悉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能够舞文弄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开局面；再次，能够认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跟上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最后，要具有很大的能量，敢于同党内老干部“作斗争”，而其他中央领导要么支持，要么无力反对。在与苏共公开论战中，陈伯达、康生及其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凭借其对党内政策的阐释和撰写批判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其中一些年轻的“理论家”，如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崭露头角。而由于“左”倾批判文章受到压制，他们对中央一线领导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是“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⑧加上他们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时间较长，善于察言观色。由于以上原因，在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时，这些人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被赋予“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向所谓“旧”文化部门开战。

二

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决定停止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外，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不久，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其他人都无权过问它的工作。在运动初期，党中央的职能机关几乎全被撤销，毛泽东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驾驭全局。它的设置，初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准备，严重打乱了中央正常的领导秩序。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又影响了文革小组的命运。与此发展进程相联系，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为中央文革小组初创阶段，它充当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参谋秘书机构。

说初创，是因为：第一，小组成立伊始，没有人特别重视。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因此，它没有办公机构，反映情况靠《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第二，小组成立之初，对怎样开展运动没有提出措施。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指导运动发展，各中央机构还在发挥一定程度作用。但到6月下旬，江青从上海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支持“造反派”，直接去看大字报，不要让原来的机构控制运动。这样，陈伯达、康生等才比较重视小组的工作。

作为参谋秘书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一方面向毛泽东反映文化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方面负责重要文件、报刊社论的起草，并支持造反派斗争大批老干部。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它与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它的挑动下，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连续几天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康生、陈伯达都提出不派或撤出工作组，但被中央一线领导否决。陈伯达报告了在上海的江青，江青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由于对小组的现状不满意，就开始抓小组建设。她首先抓了机构建设，成立办公室。她还找人和总政商量，调100名团以上政工干部筹办《快报》。这就是文革记者站的前身。这些人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记者的名义，到各地了解情况，向毛泽东和常委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其次，江青还抓了制度建设，建立小组全体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这时刘少奇主持的怀仁堂会议只是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逐渐由中央文革小组解决。

此时的中央文革小组还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执行机构，组织很不健全，地位也不稳定，它在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做法时常遭到中央一线领导乃至社会各界的抵制。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展，又难以令毛泽东满意。问题的关键是中央一线领导还在发挥作用，毛泽东决心对“文化大革命”再作发动，并赋予中央文革更大的权力。

第二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底，党的各级组织（野战军中的除外）相继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

7月18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后，指出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在他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法问题，而且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提出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名义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参加起草。

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展的转折点，这表现在：第一，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分别参加各组活动，还得到毛泽东、林彪的高度赞扬。毛泽东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而他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