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

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期间，众所周知，鉴于清华大学1968年7月27日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上午8时半，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了时称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新北大公社领导人）、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航红旗战斗队领导人）、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领导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东方红公社领导人）和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领导人）。

参加召见的还有时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实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文革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另外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政委黄作珍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迄今还不知道的原因，当时作为该“司令部”成员的李作鹏、张春桥没有参加这次召见。参加这次召见谈话的共计20人。

韩爱晶的回忆文本

当年参加了这次召见的韩爱晶，近些年来，从事了力争比较完整地回忆和记述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的工作。据韩爱晶所言，他收集了当时经过流传的关于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的不同文本，多次请当时参加谈话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等人（谭厚兰已经病逝）事后追述、补充。特别珍贵的是，韩爱晶在当时所记录下来的谈话速记稿，据我所知，是目前已知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比较完整的文本。韩爱晶在自己所保管的这份速记稿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文本，写出了他自己的回忆文本。这个文本实际上已经以某种形式公开发表了，例如，据韩爱晶所言，已经出版发行的聂元梓回忆录[1] 中转述的毛泽东“7・28”谈话就是根据韩爱晶所提供的这个文本。[2] 韩爱晶的这个署名文本题目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全文约三万字。这个文本写成后，在韩爱晶的部分同学、朋友以及少部分文革研究者中流传，现已在美国华人主办的网站“新世纪”（http://www.ncn.org）上全文发表。遗憾的是，这个文本也存在当时的记录者记录不清和事后的回忆者回忆不明的几个空白之处。

我对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文本重新解读就是根据韩爱晶撰写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下面引用的毛泽东谈话，皆引自该“谈话记”，――注）。我个人认为，除了至今还没有公布的当时毛泽东召见这五位领袖的谈话录音以及录音文字资料之外，韩爱晶的这个回忆文本是目前为止关于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谈话的比较可靠的文本。它比当时由北京许多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广为传抄、印行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见红代会代表》一文（该文注有“此稿经王大宾同另四位再去听录音而记成”，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证实）等，更为丰富和详细。在记录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几个公开发表的文本中，韩爱晶的这个文本作为文献的价值性、准确性和翔实性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其理由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在当时出现和流传的文本，主要是力图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制止和结束武斗的指示精神，对毛泽东在这次召见的全部谈话，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有所选择地公布或传达；而韩爱晶的回忆文本不存在这种局限；二是在韩爱晶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都有一个过于简单的特点，即对于毛泽东的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谈话，只是用几千字（最多的约一万字）来记述，不能展现出这次召见活动的全貌；三是当时流传的几个有关文本还经过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或造反派组织的加工甚至“取舍”，过分折射出当时这些组织各自对于这次召见谈话进行不同领会或不同解读的功利目的和实用手段。而韩爱晶的文本基于当时的速记稿和当事人的补充，在事后三十年的追述，凸显出它的相对客观、平和、细致。

毛泽东召见的由来

毛泽东此次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的直接起因是1968年7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严重流血事件。这一流血事件源自于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即作为激进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总部”（以下简称“团派”）和作为相对温和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以下简称“四派”），主要基于关于文革的分歧和各自利益的分化，展开了持久的论战，并最终于1968年4月23日爆发了全校规模的大武斗。这场直至7月27日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才结束的、史称“百日大武斗” 的事件，共造成清华师生员工11人死亡，4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无法估计。[3]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由来自北京61个工厂工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人员领导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遭到了团派的武力抵抗。而与此同时，四派采取了先是观望后是认可的态度。自中午时分至子夜，共计有5名工人被打死，731名工人、解放军官兵受伤。那一天，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和清华大学的所有人员都不知道这一工宣队进驻是由毛泽东本人直接决定的。即使蒯大富在那一天的下午赶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与吴德等人争吵，他都不知道工人这次进驻清华的内情，直至次日清晨见到毛泽东不久，才如梦初醒。

从韩爱晶在7月27日午后才得知清华聚集了众多工人的消息而赶往清华的经历来看，他们这些红卫兵领袖（如韩爱晶、李冬民[4]等）和前来清华的工人都不知道调集数万工人来清华的内情。清华的团派喇叭还在广播，指责工人们受到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及其黑后台的操纵。韩爱晶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打电话，不得而知，给北京市领导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众多的事例表明，毛泽东决定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一事，在实施之前，仅限于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所知。毛泽东的这个决定的保密性以及实施的突然性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颇有意味的。

7月2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严重的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5] 毛泽东对于清华“七・二七事件”当下的反应，充分表明毛泽东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派出工宣队所带来的事态的严峻性。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

凌晨时分，韩爱晶接到电话，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活动。在这之前，韩爱晶等并不知道是毛泽东的召见。在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来到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之际，韩爱晶已经感觉气氛与以往多少有所不同。他们四人在等待时，议论起清华白天发生的事情，只是王大宾提起了清华学生开枪打死了工人，看来，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三人当时并不知道清华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他们在由谢富治领进会场时，才知道是毛泽东要召见他们。谢富治对韩爱晶、聂元梓等四人说，“今天是毛主席召见你们，还有中央首长参加。”谢富治又重复说：“是召见我们，不是接见啊。”[6] 这次活动，正如谢富治所强调的，不是毛泽东接见，更不是会见，而是“召见”。“召见”一词的使用，即使在三十年后韩爱晶依然使用这个词，表明了毛泽东实际上迫不得已地举行这次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表明了红卫兵五位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所处的尴尬或窘境。这次毛泽东与红卫兵五位领袖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谈话，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也是在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红卫兵领袖的正式谈话。

从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清华发生流血事件的电话后赶往人民大会堂，到韩爱晶等人出现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召见这几位红卫兵领袖之前，已经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亦即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大多数成员有过商谈。韩爱晶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个商谈的内容至今没有透露。而这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地与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架势，非同一般，也从未有过。

蒯大富因为忙于清华流血事件后疏散团派人员以及到北京电报大楼紧急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等等事务，没有及时赶来。毛泽东在谈话刚开始时，还有点不满地问道：“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谢富治、韩爱晶分别作了解释。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暂时避难”，蒯大富是在7月28日清晨六时左右，才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以及聂元梓的电话转告赶往召见会场的。在蒯大富进来时，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他们把蒯大富随身所带的刀子等加以收缴。[7] 根据蒯大富与我的多次谈话记录，蒯大富一再强调，他没有携带任何刀子、手枪之类的武器。[8] 今天看来，蒯大富的说法是可信的。

毛泽东在谈话一开始，就把向清华大学派驻制止武斗的队伍即工宣队的决定当成他个人的不容对抗的命令。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据事后作为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指挥部成员之一的迟群的回忆，在7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住所里就派出制止武斗的队伍进驻清华问题，亲自做了决定，并在清华的地图前还对队伍的进驻路线作了具体的部署。

清华大学在“七・二七事件”之际，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直接关注和直接左右的文革单位，工宣队的领导人先是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张荣温，后是自1970年之后，迟群、谢静宜，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人。不仅如此，迟群、谢静宜还被委以重任，负责兼管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市共青团以及北京市文教等工作。他们两人直接行使着来自毛泽东权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总管”职责。文革之际，毛泽东很少向某个单位或部门直接派出有关队伍或特殊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以“七・二七事件”为标志，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的关注和钳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更加深切，这一点也为1975年清华刘冰等四人给毛泽东写信而遭到毛泽东严加痛斥的事实所证明。无论怎样，清华大学在文革时期都不愧是毛泽东的“点”，即毛泽东的“基地”之一以及文革的“样板”之一。

召见完后，谢富治在湖南厅门口对出来的五位领袖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一句话你们都不检讨。”[9] 谢富治的意思是五位领袖尤其是蒯大富应该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对“七・二七事件”表示出某种自我批评的态度，但是处在困惑甚至迷惑中的五位领袖怎么能够表示清楚这种态度呢？谢富治在这次召见之后，立即让这五位领袖讨论并且由韩爱晶执笔起草关于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一个用于公布的文件，旨在立即有效地结束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高等院校的群众武斗。这个名为《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的文件，稍后得到周恩来等的认可，经上报毛泽东、林彪后，迅速地以布告、更多地是以传单的形式转发全国，而没有像以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加以正式公布、传达。另外，还可能有一份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书面整理稿，这个整理稿没有公布。[10]

肇始于清华大学武斗事件而来的这次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既是毛泽东在文革经历了两年多后最终决定“重整”文革的群众问题（即主要是群众组织和群众武斗）的契机，也是毛泽东首次通过面对面地同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方式，来总结和改变大学的文革运动的转机。今天，解读这个召见谈话记录文本，可以确定，它体现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其实践的重要取向。

解读毛泽东召见的谈话

相比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几个著名的、通过不同方式传达到全国的讲话（例如，1967年夏季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讲话、1970年底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975年底的“打招呼”讲话等等），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的这次召见谈话，在当时，公布出来的信息量似乎不是很多，但是它对文革局势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对文革群众运动以及群众组织的影响，却非常重要，超过了我们提及的上述几个谈话。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还有许多事态并不明朗的特点，例如，是否把工宣队作为大学文革的领导力量，是否把大学的整个师生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初期给文革立下犬马之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学生列入文革的对象即“再教育”、“再改造” 的对象，在7月28日当天的召见谈话中并不明显、具体和确定。显然，经过这次召见谈话，毛泽东最终决定从整体上转换大学文革的局面，把他所派出的工宣队提升为一支文革的崭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