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山：历史和现实的交战：重新回到“文革”？

一、问题的缘起：背叛记忆和背叛历史

二、举例和说明：批判现实，所以更批判文革

三、手段和目的：群众运动，反官僚主义和大民主

四、羊头和狗肉：反资本主义复辟和复辟封建主义

五、概念和数字：伟大工业革命和经济萧条

六、理想和现实：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挑战人性

七、总结及其他：还是要固守一些底线

八、后 记：引几句名人名言

一、问题的缘起：背叛记忆和背叛历史

（一）

人是一种善于健忘的动物，所以需要把记忆凝固下来，提醒自己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和喜剧，伟大和渺小，善与恶，美与丑，于是化记忆为历史，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能在过去五千年内有所前进。然而，人毕竟健忘，且不同人的记忆又彼此矛盾，所以古往今来的历史总有正史和野史的分别。同一时期的记忆竟能大相径庭，于是，先是有人在记忆中背叛了历史，接着就是更多人在这样的历史中背叛了记忆。再接着是集体的失忆和集体的背叛。最后是，历史悲剧重演，对人类的集体背叛施以惩罚。对这样轮番上演的悲剧，东西方有两个人物说的最简洁。西方的黑格尔，说法具有西方抽象思辨特色：“迄今为止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们尚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东方的杜牧，说法具有东方的形象经验特色：“秦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

比如，文革，并不遥远，但却陌生。虽已结束，仍未离开。好像远走，似又重来。

（二）

摩罗那篇流传甚广的《回忆一下吧，阿里巴巴！》中提到：三十多年前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实施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即进行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又实施了另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即把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若无其事地遗忘掉。这第二个计划眼见也成功了。和许多青年谈起文革，听者发天方夜谭之叹，说者有白头宫女话玄宗之感。比如，翻开修订后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大辞典》竟查不到文革中无人不知、无人不读、无人不听、无人不学、无人不批的“大字报”一词。可见，遗忘历史，背叛记忆，并不难。

但，某些国人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功，眼下他们正在积极实施第三个更宏大的计划――将这场大悲剧乔装打扮为一场伟大进步运动。起先还有点羞羞答答，渐渐，开始理直气壮，肆无忌惮起来。要人证，他们异口同声，要物证，他们众口铄金。也许，这只是开始，它们还用第四个更宏大的计划，即还是回到文革时代好。鲁迅教导过――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某些中国人，

（三）

已经出台的言论无外乎这么几种：或者弹只有文革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老调，或者奏文革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民主实验的新曲，或者颂文革促成中国完成伟大工业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妙论，又或者称这是一次创造伟大理想的浪漫主义试验。

更多论者则采取直接类比法，比较常见的有：现在官场是何等腐败，文革时期官员极其清廉；现在社会秩序极为动荡盗贼横行，文革时则社会秩序井然夜不闭户；现在人们心灵空虚，拜金主义盛行，文革时期大家思想充实，革命激情高昂；现在贫富悬殊，文革时期共同发展；现在娼妓性病艾滋泛滥，文革时社会纯洁丑恶现象一扫而空；现在人人下岗处处失业，文革时期就业充分各安其位；现在有孙志刚李尚平小人物惨死，文革时期则只批判地主老财资本家；现在工农群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文革时老百姓当家作主扬眉吐气。

总之，说来说去，一句话，文革大革命就是好，就是要为文革翻案，甚至最好回到文革时代，或者隔上七八年，再来一次，二次，或者三到五次。

（四）

本来以为这些言论不值一驳，然而，谬种日益流传，谎言重复千遍，还真就要成了真理。不得不拿起扫帚清扫灰尘，正如“伟大导师”所言：扫帚不动，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要讨论问题，就得先学会讨论问题的方法。如果双方没有一个都认可的价值起点，讨论根本就没有开展的余地，比如，有些人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先验的价值起点：社会主义等于进步、高尚、正确，资本主义等于罪恶、丑陋、卑鄙，封建主义等于落后、腐朽、反动。对这些非此即彼，立场坚定，自己难为自己，拿愚蠢当勇敢的脑袋而言，和他讨论等于和自己过不去。

再比如，讨论双方没有一个双方都基本遵循的讨论规范，讨论就会变作争吵，变成人身攻击，变成辱骂，变成交换无知。几十年来，国人只学会了批判，不知道如何讨论，某些人眼中的讨论，其实还是批判，不外乎“伟大导师”发明的那几种而已，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曰无限上纲，人身攻击；曰偷换概念，偷梁换柱；曰数量堆砌，以势恐吓；曰结论先行，以论带史；曰揪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因为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所以剥夺你的发言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五）

在教育在线扔砖时，碰见一位高人沈老师，深得伟大导师精神之真谛，为坚决捍卫文革积极分子。某日，说到59-61年三年大饥荒时，这位沈老师可谓展现了高超的辩论技巧，例如：“要眼见为实，谁看见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我是过来人，我怎么没看见，他也没看见，大家都没看见，所以这件事未曾发生过。什么？！ 你说你的亲戚朋友同学的姥爷看见了？耳听为虚不知道？”――好一个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什么，这数字是丁抒调查得来的，还有文章为证？不知道这小子拿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稿费？那数字还能不是捏造的！”――因为不同意对方论点，所以对方论据也全属捏造。

“再说，你这言论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好大的帽子！好熟悉的棍子！

此沈老师还有一绝技，就是转贴，将其它论坛上和自己脾气相投，观点相似，风格雷同的帖子大量砸来――估计老沈硬盘上这类存货多的很。反正教育在线也没有发新帖必须间隔五分钟的限制，所以他老沈能在短期内以数量取胜，就如同市井泼妇们人骂街，取胜的决定因素往往不是谁在理，而是谁的嗓门大。关键是骂的气势够猛，分贝够大，骂的内容如何到无关紧要。

沈老师是否已更换了id，转战天涯来了呢？

二、举例和说明：批判现实，所以更批判文革

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愤青，一些自认为爱国的热血青年们，褒扬文革，主张回到文革时代，主要是基于对当下社会弊病的不满和批判。

（一）

毋庸讳言，现在严重社会失衡和不公已经到了又一个严峻的历史转折点上――比如经济腐败的肆无忌惮、恬不知耻的教育产业化、公共医疗的崩溃、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公开剥夺、性病爱滋的广泛传播等等，这些现象确实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一个担忧――如此恶性发展下去，改革开放滑向官僚资本主义的深渊，中华民族可能面临的灾难和浩劫也许不会在文革之下！所以自然也难怪有人发出“还不如文革时候”的不平语。

是的，问题很严峻，网上网下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左派们和右派们、愤青们和汉奸们尽管开出的药方各不相同，但对当前严重的社会溃疡可能发展为致命的癌变这一点上，起码都有相当的共识。

是的，现在的丑恶现象似乎不在文革之下，某些方面和细节甚至更有甚之，但，回到文革能解决问题么？恐怕不能，只会是聋子治成哑巴，他杀变作自杀。批判现在绝对不能成为回到文革的理由！同理，反对文革也不能成为掩盖今天改革中丑陋现象的幌子！狠批文革正视历史，应该，批判当下正视现实，也应该。而且，不挖掘过去，将很难正确对待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去文革仓库里只能获取教训，不可能找到药方。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现在许多严峻问题深究起来，不但不是由于反文革带来的，相反，恰恰是没有深入反文革带来的，恰恰是现实体制对文革体制的内在继承带来的，要解决这些顽疾，不但不能回到文革，而且还要继续批判文革。不错，文革在法理上是结束了，但文革没有从体制上，思想上，文化上，道德上得到了系统的批判、清理和反思，结果，和文革伴生的某些体制和思想打着“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招牌，改头换面，继续剥夺弱势群体的各种利益，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思考。这些腐败腐朽腐烂现象和文革之间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

（二）

试举例说明一二，腐败现象蔓延。现在各级官僚腐败现象范围之广，腐败官员人数之众级别之高，腐败金额数字之大，腐败情节之触目惊心确实堪称空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玩弄108名妇女的张二江，比如“想到广西还有六百万人没有脱贫就寝食难安”的成克杰，比如给安徽阜阳带来十几亿外债的王怀中，比如福建厦门远华和沈阳慕马案中的整套整套班子的腐烂。所以联合国将我国列为廉洁程度排行榜倒数第五位，在腐败排行榜上高踞前五名，也颇在情理之中。文革期间是否是官僚廉洁，个个都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恐怕非也。就腐败而言，文革期间同样广泛存在，只是和现在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现在多表现为牟取经济利益，那时多体现为政治安全。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者缺乏对文革常识的起码了解，江青动用外汇购爱高级相机，看外国电影，邱会作地板用玻璃钢制作，下边金鱼“游来游去”，都是冰山一角而已，包括中央委员在各地均有别墅，夏则庐山北戴河，冬则厦门海南岛（值得一提的是高级干部中唯有彭德怀从不到这些别墅享乐。），这种凭借特权享有的“合法”待遇若只是领袖们个人“革命工作的需要”到也罢了，可看看领袖后代的回忆录，哪个领袖不是拖家带口，携妻带子？难道他们的子女也都有高级干部身份？王洪文在1973年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后，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十分郁闷，指使他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法国大餐外，还有的一个重要指控就是：“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腐败说到底是对公共权力的私用，不管是用来贪污，还是用来打击“阶级敌人”，无论文革还是现在，腐败形式有相同也有不同，但其实质均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导致权力异化的根源是对权力无法进行监督和制约，文革期间是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靠树立几个清官，靠杀几个贪官，靠文革中群众运动，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把产生权力的机制还给人民，用制度来减少腐败才是正道。比如扩大舆论监督权，比如司法独立，等等。

（三）

举例说明之二，三农问题。不少论者称：现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实现现代化，制约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瓶颈问题。其实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恶果，是为了实现城市工业化对农业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实现高积累的恶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贱民制度的恶果。其源头始于五十年代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有人称，现在农民十分怀念文革期间的幸福时光――其实是对农民真实想法的阉割，农民是对现在十分不满，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同意回到文革时代，文革时期，理论上看，农民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毛泽东也屡屡称“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但实际是因为城市无法满足大量人口就业，而把城市包袱甩给本已一穷二白的农村而已，让农民牺牲牺牲再牺牲。农民被户籍制度限制在农村，被人民公社制度剥夺自由劳动的权利，造成农业长期的停滞。可以说，三农问题形成于五十年代，巩固于六十七十年代，缓解于八十年代，激化于九十年代。三农问题乍一看，似乎是人口和资源问题，深入看是体制问题，说到底是良心问题。建国以来，贯彻的经济建设思路就是以工养农――据说三十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民被剥夺得财富在一万亿人民币左右，而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所有城市和工业的总值才一万一千亿人民币。问题的实质是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赋予不平等交易的地位（当下这种不平等交易扩充到更广的社会阶层。），他们过去为城市第一轮工业化高积累作奉献，现在又以农民工的形式为城市的第二轮发展作奉献，但却被剥夺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享受公共福利的资格。然而，从历史发展来看，文革时期的农民完全失去了自主生产权利，八十年代他们通过自发斗争和创造否定了人民公社制度，获得了一定的经营权，同时也获得了发展集体非农产业的权利，乡镇企业获得发展。九十年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加快，一亿多农民流动到城市，部分获得了流动权和迁徙权。这些发展，对于农民来说自然是重大的进步，也正是对文革人民公社体制否定的结果。当前，三农问题日益严重，问题的症结在于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随着农业市场日益对外开放，一家一户的小农业生产面临国际粮食生产的挤压而陷于困境，农村基层政权的无限制膨胀使农民负担日益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