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8月至9月间，红卫兵掀起了名为“破四旧”运动的狂潮，猛烈地冲击了整个社会，对社会文化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巨大破坏。所谓“破四旧”运动，以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祸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由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首创，在官方传媒的鼓动下，几天之内席卷全国。中共中央对破四旧运动予以支持并努力引导，在表面的一片赞许之声的背后，隐藏着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破四旧”运动的内容，以及领导层之中围绕这一运动展开的矛盾。

一、“破四旧”运动的源起和经过

“四旧”的概念来源于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改组以后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月16日《通知》的精神。社论把破除“四旧”、倡导“四新”作为文化革命的重要政治任务。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另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第一条，强调了破除“四旧”的政治意义：“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8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十六条”，随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解放军报》8月12日社论《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提出：要“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清除，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条”在群众中人人皆知，是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的直接思想来源和依据，但是这两个文件里所说的破除“四旧”的概念，泛指与移风易俗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和革命，并不等同于后来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

1966年8月12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作简短讲话，提到了“破‘四旧’、立‘四新’”，但未做详细阐述。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1〕”林彪的这两次讲话是重申中共中央“十六条”的精神，作为内部讲话，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公开，其对群众的影响与“十六条”不可同日而语。

清华附中红卫兵7月4日写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27日写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都提到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或者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反，但是都是与《人民日报》社论的概念一样，是泛指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革命。只是到北京二中红卫兵的文告和行动，“破四旧”才成了具有特定内容的运动。

破四旧运动是北京的红卫兵根据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而发起的。1966年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他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月18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2〕。8月18日这一天，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了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这次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到：“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

〔3〕“林彪这次讲话中的”破四旧“，仍然是泛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

毛泽东的接见给了红卫兵极大的鼓励。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的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北京的许多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强行实施他们破旧立新的要求。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破四旧的活动由此推向全国。

上述事实说明，通常所说林彪8月18日讲话煽动起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并不确切。红卫兵的倡议在先，林彪的讲话在后。红卫兵不可能事先知道林彪讲话的内容，林彪也不可能了解红卫兵正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酝酿新的活动。红卫兵的第一个破四旧文告《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称：“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阵地，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这里的思想和文字显然来自上文引述的“十六条”第一条。

林彪在中央领导人当中比较多地讲破“四旧”、立“四新”，但是客观地说，红卫兵发起破四旧活动，主要是受“十六条”和当时宣传的影响，后来在毛泽东接见、林彪讲话和传媒的鼓舞下形成大规模运动。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恐怕也对官方宣传媒介起了直接的影响，使他们对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特别看重，予以积极报道，把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推广为一场全国的运动。

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短短两三天之内就发展到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驱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发表社论，由领导人出面劝说红卫兵，或者通过一部分红卫兵发布文告宣传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为。林彪和周恩来在8月31日群众大会上都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4〕”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破四旧运动中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到9月下旬，“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然而短短一个多月的运动对人民生命财产、文物古迹等造成的浩劫是永远难以挽回的〔5〕。

二、破除与提倡：从移风易俗到文化扫荡

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散发了数不胜数的传单、倡议、通令、通牒，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要求，其中一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还有很多没有形成文字而直接付诸行动。以下依据现有的文字资料，将他们关于社会文化领域破旧立新的主张归纳为以下几类。

1.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红卫兵的第一个破四旧文告，北京二中红卫兵的《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主要针对不符合革命化标准的流行时尚。红卫兵谴责“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等港式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种港式衣裙，“火箭鞋”（即尖头皮鞋），“下流低级的照片”，以及“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红卫兵限令：“一星期内销毁你们的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掉你们的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6〕”8月26日《人民日报》稍加修改，刊登了这份《向旧世界宣战》。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黄色书籍”无非是指言情小说或故事，而“低级下流的照片”，至多是照相馆橱窗里稍稍展示女子妩媚神态的人物照。在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清洗之后的1966年的北京，公共场合哪里会有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被禁止的东西只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要求。红卫兵要求“古书店必须马上停止营业，小人书店要立即消（销）毁一切黄色小人书，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许这些东西再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7〕”这个要求的实行，很快升级为焚烧“四旧”书籍的活动。这些看来幼稚荒唐的要求，经官方的赞扬，就有了不可抗拒的权威性，各地红卫兵纷纷追随潮流，竞相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26中）红卫兵（卫旗）”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100条破旧立新的要求，其中很多属于这类对生活方式的禁令，如：“禁止戴手蚀（似应为首饰――引用者注）、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照相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决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8〕。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而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挨户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旧”，要商店停止销售或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则很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恐慌。官方媒体起初报道红卫兵对发式服装的要求，后来只笼统地称赞红卫兵破除旧习俗，而回避具体内容，大概是考虑到红卫兵的要求越来越离谱，难于被群众接受。

红卫兵文化习俗方面破旧立新的某几项要求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但是红卫兵使用了完全错误的强制推行的手段，如《红卫兵破旧立新一百例》的最后一条，“提倡简化字，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以及禁止赌博、“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不许打骂孩子”、不许虐待非亲生子、“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等〔9〕。

2.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经不准中国人通行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的倡议下，“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改为“北京市百货大楼”，“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职工在红卫兵的要求下，把店名改为“北京烤鸭店”〔10〕。官方媒体予以赞赏性的报道以后，其他城市的红卫兵也纷纷仿效。上海红卫兵表示要在南京路“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橱窗上，张贴了许多由红卫兵和这个商店的职工写的大字报，建议改名为‘永红’、‘永斗’、‘红卫’等。”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被改为“人民商场〔11〕。广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职工，把康有为题写的”陶陶居“三个招牌字铲掉，换上自己书写的新招牌”东风楼“〔12〕。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一些红卫兵还要求人们更改姓名，”凡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主动去派出所改名。〔13〕“几天之内，大批的商店、街道换了名称字号，以致人们不知所指，不得不在新名字后加注原名称。红卫兵更改地名、商店招牌的倡议多是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主张，对社会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破坏，官方传媒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赞许性的报道，各地的领导和群众也多顺从青少年的要求。

3.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求：“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公园里要多设立主席语录，汽车售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