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晖：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

（1）美国官方的“文革”研究

美国政府进行中国研究并参与对华政策制定的部门主要有：白宫（White House ）、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 ）、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和中央情报局（CIA ）等。这些政府部门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主要为了决定和修订对华政策，因此其研究的特点是共时性的、时事性的，是伴随中国局势的发展所做的跟踪观察与评估，显而易见，这些观察与评估曾经对同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白宫的有关中国“文革”的文件大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Jenkins）写给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Walt Rostow ）经罗斯托阅后又转呈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也有些备忘录是罗斯托本人写给总统的。这些备忘录主要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发展的报道和分析，官员们通过分析提出自己的对华政策建议。“文革”初期，美国官员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是，“文革”的发动对中国是否出兵越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国务院的文件多且庞杂，主题涉及广泛，有许多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给国务院的电报和传真，有对中国局势的报道，对中国领导人的具体到个人的分析，有对中国经济情况的调查分析报告，还有些是关注“文革”的后果影响。

中央情报局在中国“文革”期间以香港为其最主要的窗口，大力搜集情报，对中国国内情况做出评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名为研究机构，实为情报机构的研究所――友联研究所，主要负责系统地收集大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情报。该情报机构自1966年便开始搜集“文革”群众组织报刊，途径主要是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过境旅客等，采取现金收买的方式，每份高达8美元。这些报刊被制成缩微胶卷，聘用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仔细的研究分类，最多时达60多人。不久，这批近万张缩微胶卷作为学术资料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968年起又整批赠送给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并拨款50万美元资助其公开影印出版。从1975年起，出版了20卷《红卫兵资料》，共1064种、10343页，成为70至80年代西方研究“文革”的原始资料，美国各主要大学东亚图书馆一般都有收藏。[1]中国“文革”期间，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领导组织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尽可能地关注。从“文革”爆发起，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就断定中共已经分裂为两派――所谓的“毛派”和“反毛派”，于是他们的观察也围绕这两派的斗争展开，他们时而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和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而又把目光转向刘少奇、林彪等人。自然，他们把林彪划为“毛派”，并认为“毛派”是少数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划为“反毛派”；周恩来则被称作“温和派”。

有关美国官方对中国“文革”观察与评估的内容，本文将作为主要的史料引用并做较为详细的叙述和评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2）美国主要研究机构、思想库的“文革”研究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各种机构：1.美国亚洲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sian Studies ），研究成果以专题文集、著作、学位论文的形式发表；2.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主要出版物有：《通讯》（Newsletter），《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亚利桑纳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Arizona State University，Center for Asian Studies）；4.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主要出版物：《通讯》（Newsletter），《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有关亚洲的博士论文集》（Doctoral Dissertationon Asia ）；5.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 ），该研究所在美国数届政府的决策中起过重大作用；[2]6.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有关文革研究的出版物有：詹姆斯？汤森（James R Townsend）《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研究》（1967年）；克劳斯・梅赫纳特（KlausMehnert）《北京和新左派：国内和国外》（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等；7.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委员会（University of Chicago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8.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Institute ）；9.康奈尔大学中国―日本研究计划（Cornell University China-Japan Program），有关文革的出版物：费雷德里・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中国的省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10.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出版物：《环球》（Orbis）――有关国际事务的季刊；11.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Inc），出版物：《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12.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George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of Sino-Soviet Studies ）；13.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蕴含了该中心多年进行中国“文革”研究的主要成果；14.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5.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States-China Relations）；16.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17.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8.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兰德公司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文革”进行了大量的共时性研究并撰写了一批研究报告。兰德公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革”期间的中国军事和外交方面，另外对“文革”时期中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一）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军事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军事政策、策略，中国军事发展在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军队的作用以及对中国政治军事领导人的分析研究；[3]（二）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部和外交事务，中苏关系，以及受苏联影响的中国领导层的人际关系、北京的党派斗争等；[4]（三）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注重分析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细微差异，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形式及其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关注“文革”中地方政治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5]（四）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研究：重视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6]另外，由托马斯・鲁宾逊（T.W.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7]是兰德公司进行中国“文革”研究的一项具有很大影响的成果。书中收入由鲍姆（Richard Baum）等五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的五篇论文，从“文革”产生中的中国政权、政策和意识形态，“毛泽东主义理论”，“文革”中的周恩来，“文革”中的中国外交事务和“文革”中的中国农村等，从多个视角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3）美国学术界的“文革”研究

从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从事“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根据其年龄、经历（从一般意义上讲，年龄和经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看问题的角度、视野和所得出的结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多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生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包括华裔的美国学者），“文革”爆发之时，他们刚好年富力强，目光敏锐，中国这场世界瞩目的运动立即引起他们强烈的学术兴趣，致使他们马上投入到中国“文革”研究中来。这些学者处于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其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他们学术成果丰硕：在“文革”发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之中，就已有大批美国学者发表和出版有关中国“文革”研究的论文、著作。“文革”结束后，其中一些人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文革”研究。这里主要介绍的正是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学术成果，因为它们更能反映出美国人的中国“文革”观，而从这些学者对“文革”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中也更能折射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美国如何看待“文革”中的中国，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另一类是，生长在中国，后移居美国并选择从事“文革”研究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们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文革”，“文革”后期至80年代期间陆续移民美国。凭借其自身回忆和感受，他们一边关注中国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一边利用美国的学术资源，本着作为中国人所固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怀，进行着“文革”研究。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前面所提到的第一类美国学者和他们的主要学术成果。[8]这些学者专家主要是在这一学术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部分学者。这里的介绍能尚不够全面，但由于资料所限，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一）在政治学领域进行“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

麦克法夸尔（中文名：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前英国国会议员（工党），中国问题权威刊物《中国季刊》编辑人之一。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讲20世纪80年代该校开设的基础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撰写并出版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9]

安炳炯（Byung-joon Ahn），广东籍。60年代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西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代表著作：《中国政治学和文化大革命：政策决策过程的动力学》[10]，书中作者从分析1958至1966年间的中国入手，探讨“文革”的起源的社会背景，并勾勒出1965至1966年“文革”策划乃至发动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还评估了“文革”对中国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安博士的其它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还有：《中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政策和权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1959-1965》、《中国对政治形式的追求：文化大革命中对权威的破坏和重建，1966-1972》、《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革命，1970-1976》等。

鲍姆（Richard Dennis Baum ），1968年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同年兼任兰德公司顾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员，美政治学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会员。197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研究生毕业，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农村的革命和反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6）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8）”。[11]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