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恺：文革：四十后的破晓

尤其因为你也是一个被放逐之人，所以我们破例来和你商量。

你愿意不愿意做我们的首领？

穷途落难，未始不可借此栖身，你就像我们一样生活在旷野里吧！1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 ）

第四幕第一场，朱生豪译

一、引子

再过一百年，历史学家将如何铭记和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我的论点是，毛泽东理想的本质是反现代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反现代化）。文革将首先作为二十世纪最突出的「反现代化」现象之一而被人们所铭记。

我对文革的分析可以归纳为这样一点：毛将整个国家「延安化」了。延安模式本身是由某些万不得已的具体时空条件产生出来的，但是，毛却将这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取的办法变成了一笔财富，他在1949年掌权后继续推行延安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将它们变成了最可宝贵的东西。毛担心中国社会出现复辟，重新走上「封、资」道路，於是，他就圣旨裁示，这些宝贵经验对中国是必要的。毛的延安理想的本质是反现代化2.

二、权力斗争还是理想的冲突？

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文革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毛牺牲了现代经济的发展，以求实现他那独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但这一追求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一解释强调毛的最终动机是在中国实现他那「美好社会」的蓝图。另外一种相反的解释是「权力斗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经常是一些政治学家──强调运动的那些纯粹政治的层面，认为运动的起因是毛与政治领导层之间单纯的权力斗争。由於大跃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毛的实权被中共领导层削弱了，於是，毛就力图重掌实权，贯彻自己的政策，控制党和国家。

有时候，人们将两种解释结合起来：这里面既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又有理想的因素。毛感到他为中国未来设计的理想蓝图面临着危险，尤其担心某些阶层──特别是城市精英阶层──会「卷土重来」。他认为苏联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因而担心中国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他还怀疑中共领导层的革命信念（正是中共领导层使他失去了掌控党和政府的日常事务的权力）。最后，毛也担心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谈到过自己的死，说是「去见马克思」。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他是马克思的嫡系，这个角色扮演得好不好，事业的成败如何，他得向马克思有个交代。於是，为了重掌权力（也为了重新发动革命，实现自己的理想蓝图），毛找到了一批支持者──主要是他的妻子江青和一帮把持了文化教育部门的野心勃勃的「激进」知识份子、掌握军队的林彪，以及几个负责安全部门的官员如汪东兴和康生。周恩来也是毛的支持者，但他所起的作用不大一样。无疑，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参与，政府就会陷入瘫痪。我想，再过一百年，人们在研究文革时也许不会那么看重权力斗争的一面，而会把文革中体现出来的毛主义的理想蓝图看成是最主要的。

三、红卫兵和毛泽东的精神理想

在政治以及其他方面，毛的所有支持者显然都在图谋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支持者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一帮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最富有理想精神，正处於青春期骚动，因而就成为最具叛逆性格的一群。文革中最触目、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批年轻小将的造反行动。与毛的其他支持者不同，至少在运动初期，他们是完全不带个人目的的。

自从60年代初期以来，毛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了，不过，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从未受到过挑战。无论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中，还是在马列主义传统中，最高政治权威都同时是最高理论权威和精神权威。中国的皇帝不只是行政首脑，在某种意义上也十分类似於凯撒／教皇。同样，在马列主义传统中，最高政治权威必须同时是最高理论权威，例如列宁就是这样（因此，尽管斯大林对抽象思想并无真正的兴趣，其抽象思维能力也很贫弱，但他还是找人捉刀，以他的名义写了几本高度理论性的着作）。从毛的地位来看，他简直就是中国的最高精神权威。因此，红卫兵觉得自己在完成一项精神使命（他们正处在十几岁的青春期，有一种推翻父辈权威的冲动，这一精神使命自然就与这种逆反心理正好合拍）。考虑到这一点，红卫兵为何对毛及其理想如痴如狂，万分忠诚，就不难理解了。

在我看来，红卫兵是一帮经最高精神权威「认可」发泄其「本能的」叛逆冲动的青少年（我相信，这也是文革能够吸引当时西方的青少年及年轻的成年知识份子的原因）。按其本性来看，这些充满理想主义和反叛精神的青少年的行动必然是否定性的和毁灭性的，与发生在一切地方的青少年反叛一样，最终不会带来任何创造性的有益成果。

四、毛主义的本质

毛的理想是甚么？为甚么这种理想的核心是反现代化？确实，毛从来没有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他在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期间（从40年代到1976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划中推导出他的理想。1949年后最具有「毛主义」特色的时期和规划就是大跃进和文革，两者在某些基本方面都让人想起延安时期。对毛来说，延安时期是「黄金岁月」，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将这个时期当作各种价值的试金石。

我们应当记住共产党和毛泽东在1937年的处境。当时，他们被迫撤退到一个赤贫的地区，陷入日本人的围困中。根据地的通讯和交通条件十分糟糕，那里没有现代化武器，可以说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东西。他们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因而其所取的政策和组织形式与马列主义几乎没有甚么关系。他们士气高涨，激情洋溢，尤其与中国那些非共产党的政治群体相比，更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不仅熬过了这个困难时期，而且还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和毛泽东马上就面临又一个劲敌，这就是国民政府。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至少从表面上看，它在武器和兵力上都有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共产党再度奇迹般地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在毛泽东眼里，这些价值不仅本身就是好的，而且还在明显不利的情况下为共产党赢得了胜利。於是，毛就认为，这些价值不仅对建立一个「美好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富强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这些价值同时具有实践和规范两方面的意义。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各种方法、态度、策略依照这一系列价值形成了一个融贯的整体，并获得了成功。也就是说，在中共熬过了日本人侵略的那个困难时期并取得了内战胜利后，毛泽东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的那套办法当成了治国方略。对他来说，这一经验似乎具有了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义。因此，一旦大权在握，他就让整个民族接受了这一笔宝贵财富。下面列举的一系列特徵都形成於延安时期，当时共产党在与日本人打仗，形势异常严峻。我们将看到，这些特徵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为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的网络。每个特徵都与其他特徵有联系，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关於美好社会的全盘理想。由於毛在用文字表述这些价值时用了马列主义的语，因此，国外学者经常将整个方案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自力更生

毛主义的第一个、也许是最显着的特徵就是自力更生。这原本是毛在延安时期迫不得已取的办法，但却成为大跃进和文革的显着特徵。在这整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强调「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强调土技术。当然，毛和中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自力更生，因为遥远的空间距离使他们无法接触到现代技术──无论是经济技术还是军事技术。自力更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取的办法，现在却变成了一笔宝贵财富。很显然，由於在战争期间完全接触不到现代技术，就有必要取一些土办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最实际的策略。

在50年代后期，这些用语，连同「两条腿走路」之类的说法，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到了文革时期，更成了家常便饭。

（二）民粹主义

第二个特徵显然与第一个特徵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毛的民粹主义3.如同毛的一般世界观中的许多东西一样，这种民粹主义也带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印记。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被唤起的民众是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甚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天命在现实世界中要靠人民大众的实际体现。群众被调动起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谁拥有天命。自从延安时期以来，毛用来对抗敌人优越的非人力资源的唯一凭藉就是人力资源。

（三）唯意志论

毛的民粹主义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哲学上的唯意志论，另一个是所谓的农村主义。按照唯意志论，人的意志先於或高於人的理智或理性。毛的唯意志论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它表现为这样一种信念：不管存在着甚么样的客观障碍，单靠意志和决心就能够做成一切事情。靠着这个信念，再加上群众万能的信念，热情、坚定、被唤起的群众便成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毛在延安时期撰写的许多着作都表现出这一特徵，尤以〈愚公移山〉（文革时期的「老三篇」之一）最为明显。移山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愚公却要依靠自己的决心和意志做成这件事情。在这个传统寓言中，这种态度最终感动了天神，他们就帮愚公把两座大山背走了。毛把天神的神性的万能与同样「具有神性」、同样万能的四万万中国民众进行了直接类比。於是，在毛的世界观中，士气高涨、道德高尚、决心坚定的民众就成为无所不能的终极力量。

由於这种唯意志论的态度，也由於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毛不断地强调教育、道德劝化、思想影响、意识形态灌输和文化，认为这些东西是最最重要的。毫无疑问，中共之所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它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这支军队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思想改造而被政治化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不断的道德熏陶的结果。延安经验证明，对军事胜利而言，这一点比武器、军事技术、装备等等更加重要。要取得胜利，内在的道德素质（精神、热情、意志）比任何其他条件都更加重要。

（四）农村主义

毛的农村主义是其民粹主义的自然结果。当然，在陕北，毛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强调农村社会及其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在整个中国，农村人口绝大多数，因此，任何民粹主义思想自然都会重视农村。1949年以前，中共和毛仅仅与农村社会打交道，后来，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农村社会及其道德优势又再度受到重视。城市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五七干校大多设在农村地区。对毛来说，农村社会是真正的知识和道德的终极所在，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城市社会才是知识和道德的终极所在。

（五）平等主义

大多数人都将一个特徵与文革等同起来，这就是极端的平等主义，一种绝对的经济平等（而非社会或政治平等）理想。这也是文革对西方左派青年产生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陕北地处穷乡僻壤，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能提供多少剩余物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不可能出现大的差异。这个地区没有必要的经济资源来支撑经济不平等。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於是，这种均一性也成为毛所设想的美好社会的一个特徵，后来更成为文革的一个显着特徵，其目标是要彻底铲除生活方式的一切差异──从衣着到娱乐，再到语言，都要做到整齐划一。每个人都看同样几样板戏，每个人都读同样几本书，每个人在衣着和用语上都效法「群众」。毛的理想是让全中国的老百姓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上达到绝对的平等（当然始终要把他自己排除在外）。我的许多中国朋友（尤其是当过知青的朋友）告诉我，在文革期间，每个人都要效法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大老粗。

（六）红专对立

提到文革期间强制推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均质化，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文革的另一个人所共知的特徵，就是对知识份子和专家的敌视。红与专的两分法有助於说明这一点。自然，当时的理想是又红又专，但实际上，红要比专更为重要。这个两分法涉及到许多因素，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前面列举的一系列特徵一样）。红专问题首次出现在延安时期，当时的表述方式是德与才。这个问题（至少按照我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反映出儒家的传统信条：才过於德为小人。后来，德与才改为红与专，但其内涵并没有变化，就是说，政治觉悟（德）比专业才能（才）更为重要。这意味着，一旦具备了正确的思想觉悟，就能够在「外部世界」立於不败之地。实际上，早在文革前的社教运动中，中国的媒体就有连篇累牍的宣传报导，证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效用，一旦在各种实际活动中（例如外科手术和制造业）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够取得很大的成效。

（七）作为灵魂状态的阶级

思想觉悟的首要性引出了下一个特徵──从某种意义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