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元：我所记得的农村“文革”

明天就是2006年4月的最后一天，“红五月”就要来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创举”都是与“红五月”有关的，“红五月”注定要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从此“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中国大地，历时十年之久。我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文革“洗礼”中度过的。时光如梭，弹指间《五•一六通知》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在那非常时期所经历的一些事仍历历在目。今天，我这个“可被教育好的”的“黑五类子弟”已经被枉称学者了，就想在这《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之际对我通常不愿提及的那些往事做些客观、理性的回忆，这就算是我送给“红五月”的礼物吧。

阶级斗争与农民的善良

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常抓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的语录中就有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按照当时的说法，之所以要抓阶级斗争，是因为“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非对这些“敌人”进行斗争不可。我所见到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就两个方面，一是对“阶级敌人”进行精神打击，开批判会批判他们，让这些敌人交代“罪行”，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肉体打击，包括对他们进行捆绑、关押、游街等。需要跟现在的孩子们说清楚的是，这些打击方式在当时是无产阶级的“天赋”权利，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

我就出生在那种被称为“阶级敌人”的家庭里，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目睹了无数次针对我父亲的“斗争”，虽然父亲并没有“乱说乱动”，但“贫下中农”还是不能饶恕他的“历史罪行”。最初的记忆，就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只有四五岁的样子；父亲被捆绑着、戴着纸糊的帽子，一群人押着父亲、呼喊着口号从我家门口走过；母亲关上门，我和母亲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母亲以泪洗面，我则十分害怕。此后，象这样的“斗争”每年都要进行许多次，因为当时的政策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每次父亲将要被“斗争”之前，都会有当时被称为“贫下中农”的、“出身好”的农民来向我父亲通风报信；在“斗争”现场，“贫下中农”们都对我父亲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可“斗争”一结束，这些农民们又偷偷地跑到我家来安慰我父亲。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不知道是什么“运动”又来了，我的父亲、母亲都被关到“民兵指挥部”，在那段日子里，我和我哥这两个“阶级敌人”的孩子就是依靠“贫下中农”的关照才度过来的。在没有“斗争”的平时，乡亲们也并不把父亲看成“敌人”，他们仍然按照乡村的习惯称呼父亲为“大伯”、“大叔”，甚至称他为“先生”――父亲算是乡村的知识分子。给人的感觉是，农民们在阶级斗争运动中好象是在演戏。按照我们现在的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嵌入式的。

象父亲这样的“阶级敌人”被称为“历史反革命”，意思是因他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而被界定为“敌人”。有些“贫下中农”也可能一不小心而被界定为“敌人”――“现行反革命”，我们的一个邻居就稀里糊涂地由“贫下中农”的一分子一下子沦落为“阶级敌人”。文革中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处都是毛主席像，家家户户都要“请”毛主席像。说实在的，不管上面搞个人崇拜是什么意图，但农民对毛主席的崇拜一般是不搀假的。我家的那个邻居也是这样。我家的这个邻居家庭相对较困难，但他看到别人家都有了毛主席的石膏像供奉在厅堂上，觉得自己也应该想办法把毛主席“请”到家；于是他上山打了一担柴，挑到十多里外的镇上去卖了钱，当即在镇上“请”了毛主席的石膏像；往回走时，他觉得石膏像不好拿，就用挑柴的绳子栓住“毛主席”的脖子，用扁担头挑在肩上，这样走起路就轻快多了；他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已经亵渎了“伟大领袖”，结果就“理所当然”被定为“敌人”了；他一再向人们表示，他是无意之举，他对毛主席是绝对忠心的，为了表达他的忠心，他在公社门口，光着膀子，在自己的皮肉上别上毛主席像章，鲜血直流；他以为这样，毛主席老人家就能原谅他了；可是，他还是没有逃脱被“打击”的命运。按照当时的文革语言，这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割不完的资本主义尾巴

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是公有制的，资本主义必然是私有制的。按照这个逻辑，维护公有制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才是人民公社社员们应该想的，一切私有观念或行动都是非社会主义的，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文革时期农村经常性的“革命”任务，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关系到是否改变社会主义江山颜色、红旗是否落地的大事。

割资本主义尾巴首先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他们“斗私批修”，从世界观上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公有制的优越性，这就是所谓“路线教育”。希望通过这种教育，让农民们不再为自己打算，一心一意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民们白天干活，晚上就参加政治学习，上级还派工作组到生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农民们“提高认识”。这期间还广泛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强化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这资本主义尾巴年年割，却怎么也割不完。尽管上级发狠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农民们总是表面上应承，暗地里还是喜欢“资本主义的苗”。农民们总是在和工作组或公社干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有机会就去搞他的自留地，一有机会就去搞他的家庭副业，一有机会就去“挖社会主义墙角”。农民们可能趁你不注意，在公共空地上偷偷种上几颗南瓜秧，也可能有事没事地在自留地边修修铲铲，悄悄地蚕食公地，“渐进”地扩大他的自留地范围；也可能以请假走亲戚为名跑一趟小生意。农民总是在骨子里和人民公社离心离德。人民公社为了把资本主义尾巴割好，不仅对农民进行教育，也采取行政措施，甚至是专政手段。为了防止农民做小生意，成立了“打办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设立“检查站”，有时也把抓获的“投机倒把分子”当“阶级敌人”一样批斗、游街。也可能把不愿意参加集体劳动而干私活的农民当作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进行“斗争”。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农民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保护他的“资本主义尾巴”。结果，资本主义尾巴年年割，就是割不完。

这几年，我在研究农村产权制度时，常常想起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慢慢地我明白过来，实际上，今天的“大包干”就来源于当年的“资本主义尾巴”。

学工学农学军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印象最深的是，为响应毛主席号召，不断地学工、学农、学军。客观地说，文革中的教育普及确实是做得很好的，甚至可以说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而且，学费十分便宜，不存在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问题。但是，我们那时的学校生活是很特别的，几乎不怎么学习文化课，整天搞“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学工、学农、学军。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毛主席讲的；那工人阶级当然是学习的榜样了。同时，农民又是革命的同盟军，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理所当然了。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大熔炉”，且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定要解放台湾”，那当然只有“全民皆兵”。可见，学工、学农、学军都是有理论根据的。

学工就是叫学生到工厂参加劳动，向工人师傅学习；学农就是到生产队干活，向农民学习；学军就是组织学生过军事化生活，向解放军学习。客观地说，这种学习方法确实给我长了不少实践知识，也锻炼了意志，这对我后来的成长是有帮助的。但问题是，这样学下来，到我初中毕业时，文化课知识不及现在的小学水平；我至今还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考试制度，学校兴起“补课热”，从哪里补起呢？我们这些初三学生竟然是从有理数加减乘除补起。

现在，我们又要讲教育改革了，究竟怎么改我不敢讲，但是，我想我写的这段文字或许能对教育改革政策的制订者们有所启发。

文革中的新鲜事

现在，当我们谈到文革时往往称之为“十年浩劫”，不可否认，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伤害确实是存在的，对农村、农民的伤害也是存在的。但是，根据我的记忆，文革中的农村也出现过许多新鲜事，当时称之为“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的有些内容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就是在今天也可能有借鉴价值。

一是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劳动，给农民带来许多新信息，农村的小学校也不愁没有教书先生了，文革中的教育普及与此有关，我就是沾了这个光，才上的小学。大批的城市干部、医生下放农村，我们家乡的乡镇卫生院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我们公社的卫生院是当时的示范卫生院，能做大手术，在当时的皖西地区名噪一时。卫生知识普及、卫生防疫也都是这个时候搞起来的。文革结束后，“返城”运动就开始了，农村教育、卫生事业都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二是赤脚医生。文革中，每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都通过速成和土法上马的办法培养了属于自己的赤脚医生，建立起大队医务室，并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构建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讲，现代医学知识普遍地、大规模地进入农村就在这个时候，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功不可没。大包干后，集体经济解体，合作医疗制度崩溃了，但赤脚医生留了下来，他们转变为今天的乡村医生了。这么说来，我们今天仍然在吃文革的遗产。

三是科学种田。文革中，大力提倡科学种田。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种植习惯，代之以科学种田知识的普及，农技推广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实施的。我至今还能记得，当时的公社干部推广“合理密植”和宣传“农业八字宪法”的情景。在我家乡普遍推广双季稻，引进种植紫云英――农民称之为红花草，以绿肥替代化肥。大包干后，双季稻和紫云英都被废弃了。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面的新生事物实际上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资源下乡”，“资源下乡”对促进当时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是不是也要搞个“资源下乡”运动呢？

少年的心

文革中的许多新生事物给农村带来阳光，但是我所能沐浴的阳光总是比别人少，相反麻烦却比别人多。原因是，我是“黑五类子弟”。

当我还是个八九岁孩子时，一次，我发现路边有棵小树长了个杈杈，很适合做个弹弓，我就把它砍了下来；这下可坏了；上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硬是定性为阶级敌人唆使孩子破坏“植树造林”，结果我和父亲都倒霉了。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在我身上发生。小学毕业时，我又没有被“推荐”上初中――那时升学是不考试的，我的父亲通过同学关系才把我勉强“争取”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学就读。这些事情，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后来，听人讲，党的政策是“讲成分不唯成分论”，我想我有争取和别人“一样”的机会了，所以在上初中时，我努力“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我被树为“可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弟”的典型，成为六安地区表彰的“优秀红卫兵”，被允许加入共青团。加之我从小就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少年时期就“官运亨通”了，先是担任团支部书记，后是团总支副书记，公社贫协委员。可就是这样，我最怕的事情还是“填表”，因为每次“填表”我都能够感觉到我跟别人“不一样”。好不容易文革结束了，说是以后升学凭考试，我想这下我该和别人“一样”了。可是好事多磨。我努力学习，升学考试分数很高，比当时的中专分数线高许多，按说可以跳“农”门了。但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我仍然要被严格“政治审查”，“政审”的结果，我不仅没有上成中专，重点中学也上不成，甚至也没有普通高中录取我。我在家等啊等，一直等到人家高一期末考试时，一个山区普通中学终于给我送了个通知书。不明不白地，高中又比人家少上半年。我还是跟人家“不一样”。

少年的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痛楚，这种痛楚就是我今天呼吁三农的动力。我的理想就是，有生之年要尽自己的力量促成有朝一日农村和城市“一样”，农民和市民“一样”；无论前进道路上还要吃多少亏，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