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老红卫兵”与“血统论”

在谈及文革时，网上有这么一种歪理邪说，即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红色恐怖”是反对文革的人搞的。这种说法企图将文革初期天下大乱的责任推卸给“走资派”，以便维护毛公的光辉形象。但是，只要认真回顾那一段历史，就不难看出，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和红色恐怖，其始作俑者正是毛公本人，他老人家难辞其咎。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人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了。这张大字报所带有的神秘的政治色彩，很快吸引了北京各大学中学的学生，再加上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大力宣传神化了的毛公，在这种背景下，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几个学生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不少中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这就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由来。这些组织的成员，全都是中学生，都是“红五类”。从此，由中学生首先自由组合的秘密团体“红卫兵”开始作为一种集团力量，步入中国的政治舞台。

六月初，党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工作组对红卫兵组织的基本态度是：“搞地下，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许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强行解散。但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却顶着压力，连续写出多份大字报，宣传“造反有理”的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贴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说：

“我们说，要在‘用’字上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七月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继续发挥他们的“造反有理”论。

七月十八日，畅游过长江的毛公回到北京。他频频召见康生江青陈伯达，掌握了工作组的情况，直到七天后，即廿月二十四日，才召见刘公少奇，说道：“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的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这一天，老人家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刘邓，决定撤销工作组，宣布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消息传出后，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顿时重新活跃起来。七月二十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三论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首次引用了那句经典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红卫兵中关于血统论的争论从此开始。

八月一日，毛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立即公布了这封信。从此，北京各学校和机关单位中，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并逐渐影响到全国。

此时毛公所“热烈支持”的红卫兵组织，正是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血统论、唯成分论的出现是必然的。毛公正是借助了这股力量来打倒刘公。红卫兵组织“合法化”后的几个月内，加入红卫兵组织是要查阶级成分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史无前例地请了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列席，借工作组大作文章，利用红卫兵对工作组的反感来对中央全会、对刘邓周施加压力。这还不够，老人家又在全会召开的关键时刻，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了毛刘之间的矛盾，使刘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地位。请文革的歌颂者们记住：此时的红卫兵，是毛的红卫兵，而不是刘的红卫兵。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血统论的大辩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八月二日，陈伯达接见红卫兵代表，表示了对血统论辩论的态度：“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八月四日，江青在北大表态支持陈伯达，说：“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很明显，血统论是有利于维护“革干”们的地位的，是干扰了文革要打倒刘的主要目标的。因此，血统论必定又要受到批判。但是，在毛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引下，又不可避免地要推导出血统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门首次大规模接见百万红卫兵和各界群众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北师大附女中的宋彬彬（红卫兵代表，“革干”宋任穷之女），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给毛戴上。毛笑咪咪地用宋彬彬的名字借题发挥道：“要武嘛！”此时此刻，这些“红五类”的红卫兵们并未意识到文革将给他们的父辈带来何种命运，他们只是狂热地表达对毛的无限崇拜，要跟着老人家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在这一天，林副统帅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毛的身边，向红卫兵们发出了大破四旧、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令。第二天，北京就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这场波及全国的打砸抢抄式的破四旧，是在变形的封建君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一场对文化的浩劫和对人类尊严的践踏。

现在，某些文革的歌颂者，歪曲事实，想把这笔帐算到刘邓的头上。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老红卫兵”正是毛用来制造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倒刘的目的的工具。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副统帅站在毛身边，向全国宣告：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

“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向你们欢呼，向你们致敬！”

面对疯狂的打砸抢和抄家，公安部长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在这种默许和怂恿之下，文革的暴行逐渐升级。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副统帅臂戴北京“西纠”的红袖章检阅红卫兵。“西纠”，正是一个“红五类”式的敢死队性质的红卫兵组织，在打人和抄家活动中独具特色。

九月十五日，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在大会上说：“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这些“老红卫兵”为什么如此疯狂？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刘邓虽然在党内受到了批判，但还没有任何迹象要被“打倒”。这些红五类的红卫兵们还在一本正经地革“文化”的命。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三日，毛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刘邓还仍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还在城楼上与刘“亲切交谈”了十多分钟。到了十一月下旬，形势就急转直下了。清华红卫兵司令蒯大富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公开提出了打倒刘邓的口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开始走向分化了。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红卫兵，开始意识到林副统帅所说的“文化革命就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这个绕口令的真正意义。那些“革过命的人”是谁？就是他们自己的父辈。他们按照毛的指引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所铸成的灾难，将要降临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了。

十二月五日，北大附中的“红五类”红卫兵们，经过秘密串连，纠集了北京的“东纠”、“西纠”等老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的宣言书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公安局抓捕了部分“联动”成员。当天晚上，联动成员们就冲击了公安部，要求放人。此后的一个月内，联动成员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的联动成员，结果招致了更大规模的镇压。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北京各中学的联动“据点”均被摧毁，大批联动成员被捕。而联动的成员们也日益走向“反动”，从反对中央文革到“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甚至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血统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遇罗克贴出了《出身论》的大字报和传单。按常理来说，遇罗克的《出身论》符合陈伯达的说法，也是对“联动”红卫兵的一种抵制。但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并不是中央文革“体制内”的产物，而是他自己独立思考的产物。所以，遇罗克的命运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文革戚本禹讲话，宣布《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一九六八年，遇罗克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捕，经过多次批斗和公审，于一九七零年三月被处决。血统论和“出身论”都不是中央文革所喜欢的，都是干扰文革的“大方向”的。这就决定了这两个相反的观点却有着相同的命运。

但是，血统论始终深深地扎根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土壤之上，联动虽然被摧毁了，但血统论却贯穿于文革运动的始终。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在全国各地广泛张贴。《意见》的第三条这样规定：

三、革命的红卫兵是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红卫兵组织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应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在学校不许成立反动组织，象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对于受蒙蔽而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允许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这就是血统论的“中央版本”。

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们，决无好感。但是必须指出：文革初期这些老红卫兵的疯狂，应由毛公承担责任，他们只是伟大战略部署中的一枚棋子，他们的命运和后来蒯大富们的命运一样，是注定要被老人家的文革恶浪所淹没的。